民族志研究方法_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

    科学民族志是一种要求遮蔽了自己的立场，并将自己的主观世界隐去，能够通过参与观察与访谈获得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田野材料的民族志。经典民族志是一种以客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其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称的、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这两种民族志都强调存在着一个客观对象，民族志学者应该对那个对象进行纯客观的描述，描述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要求则是忠实于客观。其实无论科学民族志还是经典民族志的作者如何虔诚，他们并不能排除自身知识结构、理论视角、情感趋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后现代民族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这标志着其与经典民族志“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后现代人类学的反思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志具有“诗学”与“政治学”的特点。说民族志是诗学的，是因为它是虚构的产物，想像的产物，具有文学的品质。后现代民族志认为事实与表达方式不可分离，表达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民族志被语境决定，被修辞决定，风格与再现的事实相关。最好的民族志文本是真实的虚构，由一系列经过选择的真实组成。说民族志是政治学的，是因为文本实践受到权力、抵抗制度的限制和影响，民族志被制度决定，被政治决定，被历史决定。民族志学者通过研究“他者”来建构自己，他们深陷于制度之网，对文化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政治”的解决。毋庸讳言，后现代人类学对经典民族志和解释人类学民族志的批评在相当的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他们自己。后现代民族志作品起码存在着如下三种弊端：第一，缺乏对主体的研究目的和文化背景的批判性反思。第二，缺乏对“求知主体”的整体展示。第三，分割了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三者之间的联结。一些后现代民族志将传统意义上的田野对象的描述竟然略去了，以致如果要将其展示出来，就需要再写一部新的民族志著作。

    “主体民族志”的概念

    所谓“主体民族志”中的“主体”，包含三重内涵。首先是主体感觉与知觉中的客观事物。就民族志主体而言，它是一种“知性主体”。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事物存在着不同的感官认知，甚至同一个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也存在着不同的感觉。其次是主体立场、观念中的客观事物。就民族志主体而言，它是一种“观念主体”。民族志作者在下田野之前带去了是他作为一个现实的、历史的、整体的人的全部立场与观念。第三是民族志作者在运用表达技巧(即方法)所写出来的艺术品。就民族志主体而言，它是一种“写作主体”。对于民族志者来说，写作过程的“诗学”特点就是作者的写作技巧的特点。

    “互镜”：“主体民族志”的认识论基础

    “主体民族志”的叙事

    经典人类学自诩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这种“科学”求助于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合法化问题。经典民族志的叙事，重视第一证据及理性思辨。在一种实证的、理性的、逻辑思辨式的叙事方式之内，它曾被认为具有真理的形式，这种叙事方式被当作“科学”，当作合法化的叙事。但从科学知识的眼光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算知识，思辨只是语言叙事的游戏。这种合法化是自己将自己合法化了。科学不对叙事进行拷问，它先天就认为叙事是合法的。而一旦对叙事的合法性进行拷问，就会立即看到它的西方叙事模式背景。经典民族志尽管通过“他者的目光”来反思自身，但是由于研究者的西方立场及叙事的西方模式使这种反思囿于非常有限的范围。解释人类学强调“本地人的目光”，但它也仅仅行进于半途，因为其出发点与归宿点仅是西方问题的本地投射，故而亦无法摆脱叙事模式的西方文化支配。

    当然“主体民族志”的叙事同样存在着危机。任何文化背景都是叙事的起点，如果说西方人类学家的传统叙事是由于他们背上了西方文化的“工具袋”，那么任何新的叙事者也同样背上了他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工具袋”。但是，传统民族志叙事与新的民族志叙事的区别在于，它是否对自身所背“工具袋”进行批判性检查。新的民族志不仅将传统叙事放到它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去检讨，而且由于主体本身的多重性特点它也将自身的“工具”放到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他者”的比较中去检讨。它需要进行认真的“自我的拷问”。故而，“主体民族志”叙事的危机与传统民族志叙事的危机具有性质的不同。“主体民族志”的合法化就存在于民族志所提出的问题之中，它的叙事仅在一个被限定的条件下合法化，，超越了这个条件就会出现危机。“主体民族志”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同样存在的局限。在这一基础上，“主体民族志”形成了对科学民族志的彻底颠覆，但这种颠覆并不在于用一种范式去取代另一范式，而是对各种范式意义的根本性质疑(包括对“主体民族志”自身范式的质疑)，进而达到对各种不同民族志作者及作品的相对性真理的认可与平等性地位的确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