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谈蒋介石：一个受挫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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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谈蒋介石：一个受挫的民族主义者

2015-12-07 高华 理想国imaginist 理想国imaginist

图为济南陷落后，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兵全部反绑。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duli，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duli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duli（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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