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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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作者：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18日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1]
郑大华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19世纪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最初表达；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这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前后，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最终形成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关键词：振兴中华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之复活 中华民族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19世纪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最初表达；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这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前后，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最终形成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本文拟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作一历史考察，[2]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19世纪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最初表达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1894年10月，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于是去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地方檀香山，并于这年的 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
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者，首先，在于他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识之士，能无扶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3]在《致港督卜力书》，他于揭露清政府“庸懦失政”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4]孙中山的这些语言，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志士的满腔悲愤和强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孙中山之所以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从事反清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看来，这时的清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外国列强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傀儡和工具，因而只有推翻卖国的清王朝，才能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主义的侵略与瓜分。其次，在于他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有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瞳景。孙中山始终坚信，中国只要善于向西方学习，就能够实现富强，不仅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强国，而且还可以“驾欧美而上之”。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他写道：“以（中国）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尽管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但只要“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挽救”。[5]孙中山在1904年写给美国人民的呼吁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指出：“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为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6]第二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他又热情洋溢地演说道：“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时所谓文明之中心点如埃及、希腊、罗马等，皆已不可复睹。今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发达于数百年前耳。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7]只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满怀深情的人，只有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人，才有可能在当时中华民族正被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年代里，说出如此热情洋溢的语言，憧憬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也才能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还就如何实现“振兴中华”提出了他的主张。概而言之，第一，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扶大厦之将倾”，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他在同盟会的纲领中所提出的民族主义，就包含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内容，他之所以要“驱逐鞑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在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经过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了新三民主义，而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则明确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孙中山一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但他不放弃，不动摇，屡败屡起，越挫越勇，并能从一次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不断前进。所以如此，其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是其巨大的推动力。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第二、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1895年的兴中会誓词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初步表达出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后又经过几年的探索，到20世纪初，他明确提出了“创立民国”的政治纲领，并被写进同盟会的纲领中，成为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为了“创立民国”，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并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与袁世凯和南北军阀进行了坚决斗争。第三，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孙中山一生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早在1895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的主张。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化蓝图的最初构想。民国初年他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自告奋勇地去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的铁路，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和十数个如纽约之大港。几年后在《实业计划》一书里，他又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蓝图进行了更详细的构划，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建设方案，尽管其中有不少空想的成分，而且在他生前也从来没有付诸实践，但毕竟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见解，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鉴的意义。
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雄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我们在充分肯定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这一口号之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孙中山在这里讲的“中华”，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中华”一词的。一是指“中国”。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就写道：“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二是指“汉族”。陶成章在同一本书中又指出：“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就是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才是“中国人”。章太炎也在其《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强调，华、夏、汉是同一意思，“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意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8]就孙中山而言，辛亥革命时期，他也是在“中国”或“汉族”的意义上使用“中华”一词的。比如，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章太炎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是这样解释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革命纲领的：“一、驱除鞑虏：今之满州，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至于具体到“振兴中华”的口号，就孙中山前后的思想以及时人对“中华”的理解来看，指的应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汉族”。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因此，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只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最初表达，与我们现在讲的“中华民族复兴”还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二）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观念，“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主体的确立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中华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9]
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评论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梁启超指出，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祥尽焉”。又说：“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杂错。”[10]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又首次使用了“中国民族”，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11]在同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还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这两个新名词。他认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欧美的“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下半”，自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突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概而言之，先是拿破仑征服欧洲以失败告终，后是希腊、比利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爱尔兰等分别获得自治或独立，就是“数百年憔悴于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国称雄于地球矣”。就此而言，“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因为民族主义“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对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世界各国如果都能遵守民族主义的原则，“各明其界限以及未来永劫”，那么天下也就不会有侵略和压迫的事情发生。然而“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于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帝国主义开始“萌达”。民族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十八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十九世纪下半以来的帝国主义“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所以，“凡国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也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这也是“萌达”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民族帝国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后所以会进入其“全盛”时期的重要原因。但返观中国，民族主义“犹未胚胎”，面对欧美民族帝国主义的竞争，国人还“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这只能是以卵击石，“不足道矣”。为此，梁启超大声呼吁国人迅速培养民族主义，以谋抵御欧美的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用他的话说：“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2]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开篇便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13]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4]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有时指的是汉民族，有时指的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而在1903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了“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区分，认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外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成一大民族。”[15]而这一大民族，也就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华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了先秦时除华夏族之外的“苗蛮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等中国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进华夏族的史实，并得出结论：“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族当邃古之时，或本为土著，或自他地迁徙而来，今不可考。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者也。而中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无复有异点痕迹之可寻，谓舍诸族外更无复华族可也”。所以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6]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观念，并认为“中华民族”自始便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重大贡献。
继梁启超之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17]和梁启超一样，杨度也特别强调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华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在《金铁主义说》中写道，“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8]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
由梁启超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到了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19]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前所述，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中的“中华”，指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汉族”。而到了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前后，由于“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始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的主体，实现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振兴或复兴。于是有了李大钊的“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的提出。
（三）五四前后：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基本形成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结束了在日本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参于《晨钟报》的筹办和编辑工作。这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他在该文中开篇明义便指出：“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中国正处于一个“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的新旧交替的重要变革时期。
在这里，李大钊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存亡设置在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中，将现今中国的衰败看作白发之中华，在这个基础上又孕育着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既然中华未亡，中华民族定当努力为之，“发愤为雄”，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外人言论，忌讳“衰老”、“颓亡”等字眼。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民族，能够“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实有她独特的存在价值。“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神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奄奄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因为，“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为此，李大钊发出了“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起，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的呼唤。他还以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复兴为例，认为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够从分裂中走向统一，从沉沦中走向复兴，求其因果，“非俾斯麦、特赖克、白伦哈的之成绩”，而应归功于致力于国家再造、民族复兴的德意志青年。因此，“神州之域，还其丰壤，复其膏腴”，皆在于培育“菁菁茁茁之青年”，“开敷青春中华”。李大钊还认为，欧战的爆发及其进程说明，“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他希望“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20]
《<晨钟>之使命》发表后不久（9月1日），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继续阐述他的“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他指出：“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者，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青年是“青春中华之创造”、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外国人动辄就说中国“是老大之邦”，中华民族是“濒灭之民族”，中华国家是“待亡之国家”，中国之所以会成为“老大之邦”，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成为“濒灭之民族”，中华国家之所以会成为“待亡之国家”，原因就在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国民都成了白首老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而欲不亡，庸可得乎？”结论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齦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不唯中国，就整个人类来看，“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21]
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和《青春》中以“青春中华”来喻意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以“青春中华之创造”来激励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并在文中使用了“中华之再生”、“民族之复活”等具有民族复兴之思想涵义的词汇，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继《<晨钟>之使命》和《青春》后，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又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在“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他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提出来的。他认为不讲“大亚细亚主义”则罢，而要讲“大亚细亚主义”，则“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断无成功之理。因为“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而具有悠久历史、“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的中华民族，在“高远博大”之民族精神的铸筑下，早已“畛域不分，血统全泯”，凡籍隶于中华民国的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因此，今后民国的政教典刑，应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为宗旨，统一民族思想，这也就是所谓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只有当“新中华民族主义”能发扬于东方的时候，“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为此，他呼吁“新中华民族之少年”，要肩负起“民族兴亡”的大任，致力于“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勃兴。李大钊不仅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且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大亚细亚主义”之间的关系”。[22]在不久后（4月18日）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强调指出：“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即幸而有一国焉，悍然自居为亚细亚之主人翁，亦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的，而召殄灭之祸。”因此，不言“大亚细亚主义者”便罢，而要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23]
就字义而言，“复活”虽然完全不能等同于“复兴”，但具有很强的“复兴”意义。李大钊提出的“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第一次将“中华民族”与“复活”或“复兴”联系了起来，明确了“复活”或“复兴”的主体是“中华民族”。这是自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贡献。“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基本形成。
这里尤须指出的是，李大钊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而且还论述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的问题。在1919年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身上，这也就是他写《<晨钟>之使命》和《青春》等文章的重要原因。1919年李大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便是李大钊对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道路选择。
（四）“九一八”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虽然早在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即已孕育、萌发和发展，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念，再到李大钊的“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实际上都包含有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也在一步一步的形成之中，但“民族复兴”这一观念的最终形成和明确提出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5月于北平创刊的《再生》杂志，即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民族复兴方案供社会讨论，其“创办启事”写道：“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之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其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兹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括号里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复兴”。围绕“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主题,《再生》先后发表了《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和《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一大批宣传“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探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论文。当时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创宗旨的刊物，还有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复兴月刊》等。除这些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外，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的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如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开辟专栏（如《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就开辟过“民族复兴专栏”，发表赵正平的《短期间内中华民族复兴之可能性》、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吴泽霖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等文章），就“中华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相继出版，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曾写道：“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24]
“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观念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最终形成和被明确提出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这正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日本的残暴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但“危机”也就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25]黄郛在为《复兴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也指出：“中国今日，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物质精神，俱形枯稿，实离总崩溃之时期已在不远。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将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中国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所以，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而《复兴月刊》的宗旨，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找一条道路。[26]傅斯年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称“‘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它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一样，“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而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受害者，“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27]邹文海在文中也写道：“感谢日本飞来的炸弹，因为它无形中启发了我们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压迫，引起了国人自尊的心理，对外的抵抗，破除了向来自私的习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从此以后，要在一致势力之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8]
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参加讨论的人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赵正平在《短期间内中华民族复兴之可能性》一文中提出，虽然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它决不是“八十年来民族中衰”之主要“因素”，因此，只要我们处置适当，运用得宜，“举国才智，一致为民族复兴努力，则不出十年，国运勃兴，将沛然莫御”。[29]针对少数人对民族能否复兴的怀疑，吴其昌再三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只要我们埋头苦干，努力地“去做复兴的工作”，中华民族就没有不复兴的道理。[30]潘光旦要人们相信：中华民族并没有衰老，还是一个青年，只是有些发育不全，元气上受了些损伤，如果能将损伤的元气恢复起来，“那么，前途便可以大有作为”。[31]梁漱溟从个体生命与集体生命之异同立论，肯定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他承认，由于文化早熟，中华民族已经衰老，但衰老并不等于死亡，相反有返老还童、实现复兴，“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的可能。[32]与梁漱溟不同，张君劢主要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着眼，说明了中华民族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向来淡薄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一大转机，使之成为可能。[33]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一些学者还分别考察了美国、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历史上的复兴运动，[34]并得出结论：既然历史上的美国、土耳其、俄罗斯能够实现复兴，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复兴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长的专业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必须发奋图强，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吴泽霖在《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一文中认为，民族能否复兴取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环境是否丰富以及是否能充分利用，以满足全民族的根本需要；二是生物方面人口能否比以前有较为适当的繁殖，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三是在文化方面能否适应和对付当代的严重问题。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三方面都困难很大，因此，我们应团结一心，“对症下药”，进行改革，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彻底做下去”，直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为止。[35]赖希如指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进行改造。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第一，是从活动力及发展力方面观察。中国的民族风尚，向来尊崇道德，而蔑视才艺，以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极则。“此种崇尚宁静无为，苟安天命之结果，于不知不觉中，遂逐渐养成安闲自适之民族堕性，而听天由命之宿命论，亦则是而深入人民之意识中”。第二，是从组织力及经营力方面观察。中华民族向来崇尚那种无拘无束之飞鸟式的自由，“缺乏秩序之观念，复无纪律之规范”，西方人视中国人为一盘散沙。“人民本身之组织如是，其他对于事业之经营，亦正同出一理”，中国人不擅于经济上的经营和竞争。第三，是从吸收力及理解力方面观察。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有两种消极元素，“一为唯我独尊，蔑视一切之‘排他性’；一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保守性’，所以中国不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对外来文化往往不求甚解，“厌于讨论求详”。第四，从伦理道德之消极倾向方面观察。中国的伦理道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消极一面而言，比如“自私自利”，“人人但知有家庭，而不知有所谓社会；知有家族，而不知有所谓民族；家虽齐，而国不治”。第五，从务虚名而轻实际方面观察。中国人比较尚虚名，重形式，爱好体面，比如“吾国社会婚寿丧祭之礼仪，其形式之繁重，殆为世界各国之所无”。[36]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名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的“社评”强调：“重唤起中国民族固有之精神，以秦汉以上诸先哲之智慧品性能力精神为范”，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之必要的原则”。[37]郑宏述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敌人，“要使民族复兴，希望民族向前迈进，无论如何需要打倒这两重巨大障碍”。[38]而作为清华大学优生学教授，潘光旦在《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一文中写道：和个人或家族一样，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历史的文化”这三个因素，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遗传最为基本，其次是环境，再其次是文化。既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三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只有这三个影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性。[39]
九一八事变后，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的有关问题，知识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传播有它的积极意义。（该文刊发于《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注释：
[1]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 (编号：13@zH018)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近年来，尤其是自去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的文章不断增多，但涉及“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文章仅只有黄兴涛、王峰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的《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一文，而且该文是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谈起的，主要谈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并没有涉及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问题。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
[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22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2—283页。
[8]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9]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10]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96页。
[1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12]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9—22页。
[1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15]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5-76页。
[16]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7]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1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9]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0]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21]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22]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2月19日
[23]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 《甲寅》(日刊)，1917年4月18日
[24] 吴 钊：《复兴之基点》，《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25]《我们要说的话》（该文署名“记者”，实为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共同撰写），《再生》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
[26] 黄郛《发刊词》，《复兴月刊》第1卷第1期。
[27]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28] 邹文海：《选举与代表制》，《再生》第2卷第9期，1934年6月1日。
[29] 赵正平：《短期间内中华族复兴之可能性》，《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16日，第92页。
[30] 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国闻周报》第13卷第39期，1936年10月5日，第7页。
[31] 潘光旦：《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
[32]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506页。
[33] 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卷下）北京，再生社1935年版，第68—70页。
[34] 如甘豫立的《土耳其之复兴》（《复兴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1日），王望桐的《美国复兴运动之检讨》（《复兴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8月1日）等。
[35] 吴泽霖：《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16日，第94页。
[36] 赖希如：《中华民族性弱点之改造论》，《建国月刊》第13卷第5期，1935年11月10日，转引自郑师渠 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4页。
[37] 《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
[38] 郑宏述：《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复兴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12月16日，第21页。
[39] 潘光旦：《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16日，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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