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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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2013-2-20 11:38:16 雷丽平、李渤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 4 期

[摘要] 中俄两国是最大的邻国，有着世界陆地上最长的海岸线，边界长达 4 500 公里。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为礼仪之邦。加强中俄两国的文化 研究，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只有俄罗斯人懂得汉语，理解中国的文化载体，才

能了解中国，才能成为中国的朋友，才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加强文明间的对话， 才能减少偏见， 消除隔阂和误解。俄罗斯的汉学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自己应 有的贡献，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对俄罗斯汉学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有 益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各领域合作，更能全面认识中俄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国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汉学的研究与 发展。

[关键词] 俄罗斯；汉学；文化；发展；汉学家；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G115[文献标识码] Ado：i 10. 3969/.j issn. 1003-7411. 2011. 04. 01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4-0112-(11)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2008TD005)

[作者简介] 雷丽平(1961-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 授，历史学博士(长春 130012)；李渤(1965- )，黑龙江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 政治系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0091)。

一、俄国汉学的形成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 是在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之后诞生的，汉学即是研究中国 的学问。传统上人们把汉学分为三大板块：周边的国际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 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俄罗斯的汉学一方面从西方间接获得汉学资料， 另一方面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并对国际汉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俄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直接接触最早始于 13 世纪，金帐汗国的统治给俄 国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16 世纪，俄 国政权得到巩固，开始进行领土扩张。此后“在大约七十年(1582~1648)的时间 里，俄国人已把自己的边界推到俄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边界地区。”[1]这就 使俄国统治的地区逐渐接近了中国。1613 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俄国开始大 力向幅员广阔、 人烟稀少的中亚草原及西伯利亚地带扩张，俄罗斯人基本上未遇 到任何阻挡即推进到中国的视域之内。 当时的中国明朝尤其是后来强盛的清帝国 成为俄国东方扩张不可逾越的障碍。 17 世纪末， 至 为了解中国并与之 “打交道” ， 除有俄国商队到中国外，俄国在 1618 年派出彼特林(П е т л и н )使团到达北 京之后，又多有使节派出。但由于当时中国使用的汉语、满语、蒙语，俄国无人 能翻译，成为双方进行联系、交流与沟通的主要障碍。如明朝万历、崇祯皇帝， 清顺治、康熙皇帝给沙皇的国书，俄国人无人 能翻译得通，即使尼布楚条约的 议定也颇费周折。如此，消除语言障碍成为俄国了解中国，与中国顺畅交往的重 要前提。 那些去中国的使臣、 商人， 尤其是后来的传教士成为最早的汉学研究者， 应该说此时俄国的汉学已经开始“萌芽”。[2]这一时期是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 积累时期，还没有达到从事汉学研究的程度。

1.俄国汉学的摇篮——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1700 年，彼得大帝为扩大对外的政治影响，打算寻找机会向中国传播东正 教。1715 年，沙皇彼得一世征得康熙皇帝同意，俄国向中国正式派遣东正教传 教士团， 为在 17 世纪 80 年代中俄雅克萨战争后被俘虏的在北京居住的俄国战俘 提供宗教服务。 传教士团的任务之一是学习满文、 汉文和蒙文， 研究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宗教。传教士团中还有一些来自俄国高等院校和神学院的学生。1727 年 10 月 21 日，俄国与中国清政府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该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 立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合法性。其第五条规定，允许俄方派遣“四名 年轻的和两名年纪大一点的、懂俄语和拉丁语的学生留在北京学习语言。”[3] 条约中还有随团世俗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的条款，对于俄国汉学的创立 有 重要意义。彼得一世的谕旨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国文书，以及了解 中国人的迷信信仰”，以便把他们带到“对耶稣的信仰”，这有助于俄罗斯的政 治和商业利益。[4]这些人就成为俄罗斯学习、研究汉学的第一批人员。布教士 团是俄国人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汉学研究基地， 也成为俄国学者专门研究汉、 满、 蒙语的研究中心。传教士团的成员每十年左右轮换一届，到 1917 年前俄国共派 遣了 18 届传教士团。1807 年传教士团划归俄国外交部领导。1820 年起，医生、 教授、天文学家、圣像画师等成为传教士团成员。[5]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传 教士团是俄国汉学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基地，是俄国 名副其实的汉学摇篮。1728 年(雍正六年)，清帝国在国子监开设了一家俄罗斯学馆，为他们讲授满、汉语及 文史哲等典籍。1741 年(乾隆六年)，有一批俄籍青少年入馆学习，“国子监与 满汉助教内，间专二人专掌教事。”[6]这些学生与传教士团的优秀者日后成为 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的骨干。通过上述方式，俄国培养了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他 们在刻苦学习中国的汉、满、蒙语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为俄罗 斯汉学的开创和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7]也奠定了未来俄罗斯汉学发展的基 础。

2.汉学家在俄罗斯汉学创立和形成中的作用

俄国早期汉学家翻译了大量满、汉书籍、经典等，为俄国汉学的创立做出极 其重要的贡献，如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拜耶尔、阿加福诺夫、弗拉德金等。 (1)罗索欣(1717~1761)， 他出生在色楞格斯克的一个神甫家庭，是沙俄第一 个汉学家。1729 年，罗索欣作为第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学员赴北京 学习满、汉语。他是前两届传教士团中汉语水平最高的一位。由于出色的语言天 赋和学习成绩引起了清朝官员的注意， 先后被聘为理藩院的通译和俄罗斯文馆老 师。罗索欣在北京待了 12 年，对中国传统、习俗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 并收 藏了这方面的中文书籍。[8](43)1741 年，罗索欣回到俄罗斯，被分配到 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事满、汉语翻译与教学工作，直至 1776 年辞世。罗索欣短 暂的一生译著颇丰。其中，《资治纲目通鉴》是 18 世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译 著。而 16 卷本的《八旗通志》，罗索欣仅译完了 5 卷即英年早逝。其译著充分 体现了罗索欣对清朝历史、地理及八旗的深入了解。正是通过该译著，欧洲了解 了当时的中国，该译著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罗索欣的另一大功绩是把满、汉语 的中国地图译成俄语， 并用俄语标出了地名，这对当时俄国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罗索欣的许多译著，如《三字经》、 《千字文》、 《二十四孝》、 《亲 征平定 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异域录》、《名贤集》等等都成了俄 罗斯和欧洲学者研究中亚、东亚历史、地理的工具书。[8](43)罗索欣奠定了俄 国汉学研究的基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及满、汉语的先驱。[8](41)

(2)阿列克塞· 列昂季耶夫(1716~1786)，他为俄国汉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 用。18 世纪俄国出版的中国书和论文共 120 种，他的译著就占了其中的 1/5。 1771~1786 年间，他出版了 21 本译著，如《大学》、《中庸》、《大清律例》 等。 经过他 23 年的笔耕不缀， 1784 年， 《八旗通志》 17 卷得以出版。 16、 [8](69)

使俄国学界进一步了解了满族人的历史， 进而明白了一个如此小的民族能统治中 国并建立起强大帝国的原因所在。1775 年他翻译的《中国象棋》是“俄国象棋 术语的里程碑”。[7](60)1770 年 2 月，他在《雄蜂》杂志发表了《中国哲学家 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从国君“立法”、“责任”和“求贤”几个方面提出了治 国方略，[9]意在忠告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管理国家。[8](71)是年 7 月，他发表 《雍正帝传子遗诏》，该文将雍正皇帝治理下的中国描写成理想的世界，暗示叶 卡捷琳娜二世应将帝位让给 16 岁的保罗(П а в е л Ⅰ1754~1801)。[8](73)列 昂季耶夫翻译题材广泛， 其中包括中国文化方面的著作， 《中国的思维方式》 如 、 《格言》在俄国十分受欢迎并多次出版。苏联斯卡奇科夫、霍赫洛夫两位汉学家 给予他高度评价：“列昂季耶夫的译著为 18 世纪俄国社会精神生活作出了重要 贡献，完全可称得上是 18 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10]因此说，以上两位汉学 家开拓了俄国汉学的先河。

(3)拜耶尔。1724 年 1 月 28 日俄国建立了科学院，科学院建立之初，俄国 政府邀请大批国外学者到俄罗斯，其中包括德籍东方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古希 腊学历史专家拜耶尔， 他被俄国科学院聘为古希腊罗马史和东方古迹史院士。拜 耶尔在当时俄政界要人的大力支持下，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 在他的研究、著述中，关于中国及周边地区历史、语言的内容占有很大比例。他 考察俄国贵族的中国收藏品、 通过俄国赴华商队掌握的有关中国情况及与在华耶 稣会士的通信中获得资料进行研究，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状况及文明程 度等介绍给俄国学界。他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还编辑了汉语—拉丁 语词典。1730 年，他在彼得堡出版了《中国学纪念集·欧洲汉学著作的历史概 述》，迈出了欧洲人研究汉语的第一步。他在彼得堡出版了用汉字印刷的辞书， 这是在欧洲印刷中国方块字的最初尝试。拜耶尔在俄国生活了 12 年，是个多产

的汉学家。其中，《中国博览》为各国的汉学家研究者开辟了道路。[11]作为俄 国汉学研究先驱，拜耶尔为俄国汉学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比丘林(1777~1853)，他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曾于 1808 年 1 月作为 第九届俄罗斯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中国，在北京生活了 13 个春秋。期间，比 丘林刻苦学习满、汉语，在搜集中国典籍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翻译。回国时，他 带走了包括四书、十三经、二十史、《三字经》、《大清一统志》、五本汉语词 典、两本满语词典等在内的 12 大箱满、汉语书籍、一箱手稿、一箱颜料和六大 卷地图、平面 图。[2](38)比丘林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共发表著作 60 余种， 内容涉及中国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其中很多方面都属于开创性 研究。 他的研究成就不仅对改变俄国社会对中国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 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汉学从萌芽状态走向形成、发展的基础。因 其杰出的贡献，比丘林享有“俄罗斯第一位大汉学家”、 “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 等美誉。 他的 “丰富著述使俄罗斯汉学摆脱了从前翻译和出版欧洲传教士的汉学 作品、 附和欧洲声音的状况， 对提升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而也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民族化，使俄国汉学在 19 世纪中期达到了世界汉学 的高度。”[12] 3. 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俄国的“中国风”

中国对欧洲一直具有吸引力。 两千多年前中国开通的贸易古道 “丝绸之路” ， 把中国的物产和技术文化传播到欧洲各地，像丝绸、农桑、造纸术、印刷术、漆 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 16 世纪之后， 大批传教士来华， 他们回国时， 把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哲学的各种资料书籍带 到欧洲，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其中传教士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 书》、《五 经》翻译到西方，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

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其后来华的传教士们又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技、艺术 等介绍到欧洲，并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18 世纪的欧洲各国掀起了旨在反对封 建专制和宗教束缚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中国则是康熙、雍正、乾隆盛世繁 荣时期， 中国的圣贤哲学学说和人文思想与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开明和理智产生 了共鸣，其结果，是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中国的丝绸、锦缎、瓷、漆器、茶叶、园林建筑及四书五经、政治制度、哲学思 想、戏剧小说等皆向西方世界展示着东方中国文明的风姿，从而使中国文化 大 规模走向世界， 赢得西欧各界人士的青睐。[13]耶稣会士和思想家们极其崇拜中 国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部分在中国朝廷任高职的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的著作 中，极力赞美中国的思想和国家体制，使欧洲人感到中国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 是个理想的社会。 法国思想家甚至将其作为与中世纪神学教条斗争的工具，期望 借鉴中国的优秀思想在欧洲建立起理想社会。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从儒 教典籍中找到了与启蒙运动相吻合的精神，成为中国完美制度的颂扬者。欧洲的 “中国热”为俄国汉学热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

18 世纪俄国形成“中国风”有三个因素：一是受 18 世纪欧洲“中国热”的 影响。 大量来自欧洲的中国作品在俄罗斯翻译出版并大量发行， 对俄国 “中国风” 和俄国汉学的诞生，以及对俄罗斯社会都产生很大影响。在法国影响下，俄罗斯 上层也开始收集漆器、 瓷器。 后来， 价格便宜的瓷罐从中国和西欧大量涌入俄国， 成为俄国普通人生活的必需品。 俄国人尤其喜欢中国的棉布，俄国革命家拉吉舍 夫写道：“富裕人每天都穿中国棉布衣服，其他人在节庆时穿”。[14]二是《恰 克图条约》 激起俄国人对中国商品和艺术的向往和追求。 《恰克图条约》 签订后， 清政府允许俄国政府每年派遣一个不超过 200 人的商队来北京从事贸易，于是， 茶叶贸易逐年增加。1762 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取消对华贸易垄断后，大量的 中国商品充斥俄罗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对中国社会的了解。18 世

纪末，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甚至相信来自中国的砖茶可以代替金钱做交易媒介， 因而在那些地方出现了“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的现象。[15]三是沙皇彼得一世 和“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推动。深受西方“中国热”影响的这两位俄国 皇帝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促进了 18 世纪俄国“中国风”的形成并为俄国汉学 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彼得一世在荷兰学习、 考察时就很喜欢中国瓷器。 回俄后，他在中国宫按照中国风格布置了两个中国房间“东厅”和“西厅”。宫 内摆设各种中国物品， 连墙上都绘有中国风情的图画，还在夏宫绿色办公室的玻 璃柜中陈设了中国的艺术品。皇帝的近臣如缅希科夫、戈洛文、沙菲罗夫、阿普 拉斯金等都藏有中国的文物。 彼得一世还多次派特使郎喀来中国，将搜罗到的各 种中国书画及中国皇帝的赠品运回俄国。[2](15)而其中的中国书籍恰恰成为俄 国进行汉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条件。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中国风格”已经成为 俄国艺术的时尚。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文化更为崇尚，她在与 伏尔泰的通信 中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从 1764 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圣彼得 堡建造博物馆，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文物，其中有许多是当时“中国风”的产物。 18 世纪 70、80 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仿建 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16]在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中华文明 成果传播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民众中树立了文明的中国形象。俄国“中国风” 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蒙俄学校、鄂木斯克亚洲学校及喀山大学蒙汉语专业设立对俄国汉学崛 起的意义 18 世纪初，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科学院与外交部先后 4 次设立满、汉语翻译 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在俄罗斯进行满、蒙、汉语教学的经验，出版了一批 教材。1727 年 10 月 24 日，俄国东正教主教公会发布命令，在伊尔库茨克主升 天修道院设立蒙古语学校， 专门开设了蒙语课和汉语课， 后来更名为 “蒙俄学校” ，

从此开启了俄罗斯蒙、 汉语教学的新篇章。在吸取包括西伯利亚等地方组织学习 东方语言的经验的基础上， 俄国政府于 1773 年 6 月 22 日批准了参政院关于“在 伊尔库茨克州长办公厅设置一名蒙、汉语翻译”并由他用两种语言教授学生的报 告。[17]1789 年，俄国在西伯利亚设立了一所专业学校——鄂木斯克亚洲学校， 有一个班专门学习满语和蒙古语。该校一直开办到 19 世纪 60 年代，它培养了一 批翻译人员，其中包括对中国政府工作的翻译。1833 年 7 月，俄国及全欧洲第 一个研究蒙古的专业教研室成立， 由进驻北京的第十届传教士团中的科瓦列夫斯 基任主任。其杰出的成就是分别于 1836 年出版的《蒙古文选》及 1841 年出版的 《蒙俄法语词典》。尤其是《蒙俄法语词典》，至今仍是俄国人学习古蒙文的重 要工具。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高度评价了科瓦列夫斯基所做出的贡献，并授予他 杰米多夫奖金。[16](72)1837 年 5 月，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建立并于 1844 年开 设满语课程， 喀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第一位汉语教授西维 洛夫和第一位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除进行汉、满语教学外，还完成了《道 德经》、《四书》等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同时还编写了满汉词典，他们均 为俄国汉学的民族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喀山大学开创了俄国高等教育先河，改变 了俄国汉学教育主要由北京传教士团培养汉学人才的状况， 实现了从单一的僧侣 汉学到僧侣与高等学校汉学并存的局面， 为俄国汉学奠定了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 雄厚的基础。[18]这也为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的发展与繁荣准备了良好的土 壤，从而也推动了俄国汉学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因此，蒙俄学校、鄂木斯克 亚洲学校及喀山大学蒙汉语专业的设立对俄国汉学崛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 1858 年 5 月，沙皇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1860 年又签订《北 京条约》，沙皇政府开始疯狂侵吞我国领土。此时俄国汉学走上了为其政府服务 的使命之路。19 世纪下半叶起，俄国汉学经历了繁荣、滞缓与改革几个阶段。

近代化是这一时期俄国汉学的最主要特征。俄国汉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出现了 一批著名的汉学家， 代表人物除大汉学家王西里院士外， 还有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巴拉第、杂哈劳、孔气等，他们均在汉学各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之后，由于俄 国官僚体制的僵化， 俄国汉学发展相对变得滞缓，汉学家研究汉学的目的不是学 术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为沙皇政府的侵略行径进行服务，汉学改革势在必行。 这一时期，实证学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由于科学的发展并受之制约，考古及文献 考证成为史学的要项。[19]俄罗斯汉学研究因之进行了改革，以实地考察成果的 方法为主，进行学术研究时更多了些批判精神。

1.汉学大师王西里与圣彼得堡学派 王西里(1818~1900)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1834 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分系 学习蒙语、鞑靼语。1839 年 11 月，他以第十二届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学习藏、汉、 梵文，1850 年回国后，在喀山大学教授汉、满语。1855 年 8 月 27 日，俄国汉学 研究中心从喀山大学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迁移到圣彼得堡大学。此后， 这里一直是俄国东方研究中心和东方人才培养基地， 王西里成了第一任汉满教研 室主任。 [20]王西里得到了俄国政府有力的资助，一生的科研教学活动取得了辉 煌成就，在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等领域均有非凡的建树。他创立了俄国汉 学史上第一个汉学学派——圣彼得堡学派， 其著作浩繁， 著有 《汉语文选》 《汉 、 字解析》、《汉字比划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21]因此，王西里成为世 界知名汉学家。 圣彼得堡学派(即后来圣彼得堡大学)以深入研究古汉语和现代汉 语而著称，在中国文学史和语言史等领域有杰出的成果，如汉学家Ю. k.休茨基 将《易经》翻译成成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翻译作品。[22]在王西里及圣彼 得堡学派的推动下，俄国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2.汉学名家巴拉第(1817~1878)对国际汉学发展的贡献

巴拉第原名П .И .卡法罗夫(П .И .К а ф а р о в )，1817 年生于现俄罗 斯的鞑靼斯坦的契托波耳市。巴拉第是他在 1839 年成为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传教 士团助祭时获得的法号。1840 年 10 月，他随传教士团到北京学习语言，1846 年应召回国。1849 年 9 月，巴拉第作为十三届传教士团团长再次来到北京，一 直到 1859 年 5 月才回国。巴拉第对中国的宗教，尤其是对佛学研究十分着迷， 投入了很大精力，他在第一次来华期间就阅读了 750 卷汉文佛藏，同时，他还对 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华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巴拉第一生著述斐然，自 1843 年，完成了第一篇作品《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 画像纪要》后，又发表了《佛陀的生活》、《古代佛教史纲》、《中国及其藩属 区域内的商路》、《13 世纪蒙古与中国的基督教遗迹》、《长春真人西游记译 注》、《14 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等诸多研究文章。1866 年，他发表了多年 呕心沥血的译注《元朝秘史》，这使巴拉第名声大震。此外，1888 年北京同文 馆出版了由其编撰的《汉俄合璧韵编》辞典，该辞典成为各国汉学家案头重要的 工具书之一，巴拉第也因之蜚声当时的国际汉学界。美国汉学家丁韙良说，“在 俄国汉学史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尽管词典都有过时的时候，但这一部 在短时间内不会被超越和遗忘。”法国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认为，这部词 典常常是汉语词典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依赖的“最终的论据”。[16](93)巴拉第 主编出版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共四集)，也在国际汉学界有着 广泛的影响。因其在俄国汉学科学研究、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现代俄罗斯汉学 界将他和比丘林(Б и ч у р и н Я .，1777~1853)、王西里(В а с и л ь е в В .П .，1818~1900)一起并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23] 3.远东汉学基地海参崴东方学院 1895~1917 年是革命前俄国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向苏联汉学发展的过 渡阶段。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俄国汉学受到了一定制约。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

始，沙俄政府借西方列强炮舰打开中国 大门之机，疯狂侵略我国领土，迫使清 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夺取了我国大片领土，还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 铁路的特权。 此时的俄国汉学研究和教育一切听命于沙俄政府，走上了为沙俄对 外政策服务之路，许多汉学家都曾为沙俄侵略中国效过力。为配合其远东政策， 培养所需要的通晓中国事务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人才，，1899 年 7 月 9 日，沙俄 政府颁布了建立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法令。该学院着重现代汉语教学，强力培养学 生的汉语实际应用能力。 为此， 该校的教师编写了大量符合那个时代实际情况的 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性文章或著作。实际上，海参崴 东方学院成为 俄国远东的汉学研究基地，从而奠定了俄国远东汉学进一步发展 的基础。[8](256)

三、苏联及当代汉学的繁荣 19 世纪下半期，虽然遇到过许多问题，但俄国汉学没有停止其发展的步伐。 1917 年苏联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此后的苏联汉学研究以马列主义为理论 基础，完成了从俄国旧汉学到苏联新汉学的历史性过渡。

1.苏联汉学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把苏联汉学分为四个时期： (1)十月革命~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苏联汉学家发表了一些有成就的著作， 如М .П .巴甫洛维奇所著，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来阐述中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 问题的《中国的独立斗争》。[7](73)这一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些专业研究机构 和学术团体，如 1921 年成立了全俄东方学术研究会(1924 年改为全俄东方学术 学会)。同时创办了《中国问题》、《新东方》、《革命的东方》等一批专业刊 物。

(2)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卫国战争时期。此时是苏联汉学发展和革命时期， 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运动、 民族等几个问题。 同一时期出版了《美国参与瓜分中国的斗争》等著作。卫国战争前后是苏联汉学 的艰难时期。由于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苏联的政治气氛凝重，许多无辜的人包括 汉学家或惨遭杀戮，死于非命，或遭逮捕、镇压、流放。[7](74)

(3)卫国战争结束~1965 年。1946 年以后是苏联汉学蓬勃发展时期，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同盟。这一时期的苏联汉学家发 表出版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译著。其标志是 1958 年费德林的《中国文学》 及与郭沫若合作的 4 卷本《中国诗集》的出版。一些大作家如鲁迅、矛盾、巴金、 老舍、叶圣陶、丁玲的作品都有了俄译本。[24]20 世纪 50~60 年代初，苏联建 立了几个汉学研究基地和人员培训中心，以齐赫文斯基为领导，把中国历史、文 化、政治、经济综合研究推向了 高潮。据统计，1946~1964 年间，苏联有近 800 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出版了近千种书籍。[7](71~73)

(4)1966~1991 年。由于中苏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联汉学研究进入停 滞时期。整个苏联时期，许多中国文学名著被译成俄文。1917~1949 年出版 100 部著作，1950~1957 年出版 447 部并从俄文译成了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及格鲁 吉亚语。 1958 年~1959 年共出版 242 部。 1971~1982 年出版 550 部， 文章数千篇。 [7](74)据统计，在苏联时代，有 130 多位汉学家，有的汉学家在国际汉学界享 有盛名。苏联时期的汉学研究远远超过了十月革命前的汉学研究，其丰富、卓越 的成果为日后俄罗斯汉学 的繁荣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当代俄罗斯汉学

20 世纪 80 年代，中苏关系解冻，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出现了新 的曙光。俄罗斯汉学家们摆脱了意识形态论，汉学研究方兴未艾。俄罗斯汉学界

出现了阿列克谢耶夫、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季塔连科四位著名科学院院士。 他们在中国文学、诗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突出。尤其是季塔连科，目前他 是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90 年他出版了《汉朝的古代中国哲学》，该书 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墨家学说思想。[25]随着中俄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俄罗斯汉学 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出版了一 系列汉学专著、译著、选集和教材，研究范围 遍及中国经史哲典籍和中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各领域。俄罗斯汉学家们 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试图找到当代中国产生变化的深刻 历史文化原因，以期吸取中国文化精华的同时，借鉴中国的经验，汉学家们积极 为俄罗斯政府决策层献计献策。 2003 年，中国现代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专家Л ·З е л ю с и 的专著《邓小 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问世。З е л ю с и 认为，“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实现 现代化指明了方向”。[26]俄罗斯孔子学会会长Л ·Б ы л е р о в 编译出版了 《四书》全集，他认为，中国儒家学说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保障。他把孔 子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中国社会， 突出孔子思想在当今社 会的现实意义。A·Я к о в л е в 主编的《世界区域政治中的中国(历史和现 实)》、《中国与文明对话》、А ·А с т р о в с к и й 、П ·К о ж е й 主 编的《中国的小康社会理论体系》等专著均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向俄罗斯深入 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未来。М а р о з о в а 认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充分体现”， “和谐社会即是孔子思想精 髓的现代阐释”，而“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 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理念中”。[27]Ф и о ч и т о в 则认为，“‘和谐社会’ 的思想对于保障中俄两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8] 进入 21 世纪，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但是“汉学家的著作大 都专业性较强且面很窄，读者主要来自学术和文化界，不适合广大民众”。值得

关注的是， 根据这一情况， 俄罗斯汉学界出版了一些适合大众兴趣的译著及科普 读物，如《杜甫·感伤诗百首》、《李白·诗歌与人生》等。著名汉学家翻译了 《中国 20 世纪的诗歌散文》，收集了 20 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老舍、戴望舒、秋 瑾、任均等人的优秀作品。

近些年， 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有好转趋势，但是对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俄 罗斯远东地区问题上有些人还持有戒心， 更有一些媒体利用俄罗斯人所持有的对 中国的复杂心理及某些问题上的偏激意识，编造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新闻，严 重误导俄罗斯人。究其原因，是俄罗斯民众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要大力 发展民间汉学研究， 使广大的俄罗斯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形成对中国人准确的 民族文化定位，减少中俄两国人民间的误解，排除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担忧。 四、俄罗斯汉学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1.俄罗斯汉学特点

(1)政府利益至上的实用性。俄国印度学家米纳耶夫曾说，“俄国对东方的 研究一直以来都不是抽象的。 俄国的利益始终与东方捆绑在一起的。俄国的利益 始终与东方密切关联， 因而， 我们的东方学特征是实用性。 [29]在十月革命前， ” 实用主义的汉学一直在俄国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米亚斯尼科夫所言，和其他学 科一样， 俄国汉学是为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产生的。??俄国与大清帝国关系发展 的每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人文科技 及社会思想的发展进程， 始终对汉学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并对汉学的性质起着决 定作用。[2](78) 俄罗斯早期汉学家大多数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僧侣组成。 他们利 用自己的僧侣身份和在中国便利的条件，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社会等领域进行全面研究，但不是进行纯学术的 研究， 而是为了搜集中国的信息和情报。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自成立之初 就是俄国政府的一个驻北京的特殊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搜集各方面 的情报。由于俄国在华没有官方的代表，所以，传教士团履行着“某些外交的职 能”。[30]直到 1861 年，俄国传教士团事实上起着俄国驻华使馆的作用。俄国 政府给每届来华的传教士都下达具体的指令性任务。 有些汉学家甚至直接以翻译 或官员的身份充当了俄国侵华势力的工具。因此，俄国汉学带有沙皇俄国侵略性 的烙印。

(2)俄罗斯汉学的民族性十分鲜明。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汉学在方法上运用 历史语言学进行不分学科的全面研究，在人才培养上，一直按俄国家风格培养综 合性实用人才。 俄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实践中，改变了过去机械性的翻译 方法， 能够按照俄国社会及其读者的需求编译中国文献。俄国汉学家长期以来对 中国形象的塑造， 在探寻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上，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国的民族 意 识和民族自强精神。俄国处于欧亚大陆，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直在追寻中 国的文明精神。 俄罗斯的汉学家通过翻译中国文献来了解中国精深的文化及其对 社会所起的作用， 在长期翻译中国孔子学说及儒学经典时， 以接受者的期待视野， 深入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 渐渐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本民族的自觉精 神融合在一切。汉学家从中国的《四书》中提炼出核心思想是人的自我完善、多 次论及“亲民、民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31]早在 1770 年 2 月，俄国 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 列昂季耶夫就发表了俄译名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 劝告》。忠告叶卡捷琳娜二世作为国君应从“立法”、“责任”和“求贤”等几 个方面来管理国家。俄罗斯汉学家认为，要恢复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必须了解 中国的孔子学说。 孔子思想对俄罗斯汉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32]这也验证了巴 赫金所提到的文化领域中的“外位性”的存在，即“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

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33]可以说，以此来探求儒学思想，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在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俄国汉学家在总结历史， 扬弃西欧中国学的影响而形成其独立性，在世界中国学 行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34]

(3)遗留手稿数量庞大。每一代俄国汉学家都遇到过出版难的问题。对于在 帝俄背景下工作的学者而言， 由于客观因素，即使是很小一部分的作品都未能如 愿发表。如 19 世纪后，俄国汉学家比丘林、列昂季耶夫、卡缅斯基、科瓦列斯 基等人均从中国带回大量书籍。 仅比丘林一人带回的中国图书及手稿就超过了前 八届传教士团的总和，装满了 12 个大箱子，运输时共使用了 15 头骆驼，总重量 达 400 普特(1 普特等于 16. 380 公斤)。其中《金史》、 《四书》、 《二十二史》、 《三字经》、《元史》、《辽史》、《大清一统志》等大部分至今未能整理和出 版。再如，苏联汉学家杜曼早在 1936 年就开始整理出版比丘林翻译的《资治通 鉴纲目》，因工程浩大至今大部分未能出版。[8](5)而俄国留学生康斯坦丁.斯 卡奇科夫回俄时，带走的中文图书共 1 435 种，内容涉及各学科、各领域文献资 料。[35]俄罗斯汉学家勤于钻研，汉学已形成多学科、细化的研究领域，有些著 作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苏联时期，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特殊历史时期，苏联的汉学由于受其 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一切为政治服务，有的汉学家违背良心，发表了一些抨击中 国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攻击中国的书籍，汉学研究有失偏颇；另有一些汉学家的 研究则转为对中国近代史、政党史的研究。因此，苏联时期的汉学研 究不仅学 术水平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5)当代汉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俄罗斯汉学界，以儒学为中心的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汉学研究深入到各个领域，并已走向客观、公

正的研究之路。 随着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俄罗斯的汉学家们更 有效地加入到与中国人进行文化沟通、 对话的行列。 在中俄文化交流中辨析了 “拿 来”与“送去”这一对概念，认识到这两个概念表面上似有矛盾而实则有紧密的 辩证关系。[36]

2.俄罗斯汉学的现实意义 (1)孔子学院与俄罗斯汉学。由于俄罗斯汉学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中国在 俄罗斯几个大城市都建立了孔子学院。目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伊尔库兹克、 莫斯科大学、喀山、布戈维什斯科、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布里 亚特等城市均建立了若干个孔子学院。[37]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采访时 说，从 2006 年 3 月开始，在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创办孔子学院，截至 2007 年 5 月 15 日， 共有 7 所俄罗斯高校与国家汉办签署了互办孔子学院的协议。 2005 年 7 月 5 日，首都师范大学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签署了互建孔子学院的协 议。这是中国在俄罗斯办的第一所孔子学院。2006 年 12 月 21 日，在国家汉办 的支持下， 黑龙江大学与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签署设立孔子学院合作协议，并同 时为该孔子学院揭牌。2006 年 12 月 22 日和 26 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国 家汉办， 分别与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签署了设立孔子学院 的协议。2007 年 4 月 8 日，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成在北京与来访的新西伯利亚 国立技术大学副校长签署了合作设立孔子学院的协议书。是年 4 月 24 日，刘古 昌大使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国家汉办与俄罗斯喀山大学签署了合作设立 孔子学院的协议。是年 5 月 15 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揭牌 成立。据统计，目前在俄罗斯已有 15 所孔子学院。[38]这在中俄两国关系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俄罗斯建立了 15 所孔子学 院，但每所学院招收的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并不多。据我在俄罗斯期间的调研， 有的学院最多招收两个汉语学习班，每班人数不等，最多有二三十人，少的只有

十人左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孔子学院招生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大?是否应该走向 民间扩大生源?这应该引起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什么样的文化政策 和文化战略符合俄罗斯社会及其民众的需要?这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从某种程 度上说，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播在俄罗斯遇到的一大难题。

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服务包括： 面向俄罗斯各界开展汉语教学及提供相应的教 学资源， 为俄罗斯培训不同职业技能水平要求的汉语教师及办理相应的资格认证 业务； 推动俄罗斯普及汉语并在相关领域开展汉语语言及当代中国研究，传播中 国文化等。除此之外，孔子学院还开展汉语水平考试，提供有关中国各方面的咨 询信息。如今在俄罗斯，懂汉语的年轻人才以及了解中国的汉学专家不断成长， 他们将成为发展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力量。希望孔子学院以此为契机，继续 发扬优势， 让广大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更深入和具体的了解。孔 子学院的建立为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对俄罗斯汉学的进一步 繁荣和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所以，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应该处理好文化认同 与批判之间的关系。 文化认同是实现国家间文化认同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39] 在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如何树立自己国家的形象， 打造中国文化影响力 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学习 汉语， 孔子学院让俄罗斯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和传统文化，有助 于加强中俄两国人民友谊，深化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交流， 巩固中俄两国间来之不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加强汉学研究是两国文化交流及文化对话的需要。尽管一直以来，有众 多俄罗斯汉学家付出勤奋努力，成果繁多，俄国人还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艺术知之甚微， 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认识只限于国土面积大、文化源远流长及 长城、故宫。为了适应近些年中俄两国跨文化对话的需求，同时也为了加深对俄 罗斯汉学研究的理解和阐释， 俄罗斯汉学研究正在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并将研究

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40]在 21 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俄罗斯经济 的复兴，中俄两国民间交往、文化及其他领域的 交流必将日趋频繁、 密切， 这就需要两国人民对彼此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方面的 认知、理解要加深、扩展并怀有友善和喜爱之情。如此，俄罗斯汉学在汉语及汉 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作用将更为突出，也会有更多作为。

(3)“民间汉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几年，俄罗斯民间汉学的兴 起填补了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的空白。Л ·М а л е в и ч 出版的《关注中国》 一书具有代表性。[41]他在书中既高度赞扬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也有危言耸听，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情绪化的观点，也 说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存在一定的误解。[42]今日俄罗斯生活中打着“汉文化烙 印的东西越来越多”，可众多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感知非常模糊，对其传统与当 代两茫然。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民间汉学”，使俄罗斯民众了解中国历史和 文化，形成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缩小中俄两国人民的误解，排除俄罗斯人 对中国人的担忧。 俄罗斯民间汉学研究有助于为中俄两国百姓架起语言和文化沟 通的桥梁，深化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俄罗斯科 学院的院士、俄罗斯汉学家М а с р о в 所说，汉学家可能认为“民间汉学”不 能称为汉学，汉学家写的关于历史、文化的书才是真正的汉学。但是，这样的书 一般人是不读的，因为太复杂了。“民间汉学”的概念也许不恰当，但我们的确 需要一种简单化的汉学。专业汉学家不能说：“我是伟大的科学家，这不关我的 事”。[43] 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沟通与交往是一个彼此学习、相互理解、互相促进的过 程。[44]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俄罗斯境内掀起了一股汉语热潮，学生数量比以 前有所增加，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在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由于两 国边贸活动的日益加深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学习汉语的人多于莫斯科地区。中国

应该借这个机会，主动在俄罗斯社会民众中普及、弘扬中国文化，积极推销、宣 传自己的时代形象，让更多的俄罗斯人加深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知晓、理解 当代中国人的情感。 而俄罗斯汉学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传导媒介与交流平台，与 其密切联系， 开展合作不但能推动当代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能有力地 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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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英武〕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inology in Russia LEI Li-ping LI Bo

Abstract：The history ofRussian sinology has three hundred years.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Russian Sinology formed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history ofRussian Sinology is the exchange ofChinese culture and Russian culture，and it is thewisdom ofRussian scholar，as they aware，understands theChinese culture. Proving the study ofChinese

andRussian culture，is the need ofhistory and reality. And only theRussian people understandChinese andChinese culture，may they understandChina better，become friendsofChina，make smoother communication，strengthen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reduce prejudices，and eliminate barrier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he scholars ofRussia sinology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intellectual and culture ofChina， andmake ita unique field of sinology. To sortoutand summarizeRussian Sinology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Russia. Therefore，the study of this issue has important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Russia； sinology； culture； development； sinologist； missionary



  本文关键词：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