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与政策演变思考

  本文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志峰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乐爱国

【摘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发扬。这其中，从哲学的角度看，特别需要处理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政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继承与创新发展；民族性与全球化；实践与理论相统一等一系列辩证关系。

【关键词】中国梦　继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　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他集中列举了一系列“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新鼎故、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简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中和、太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并进而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①习近平关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的重要论断，是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是“中国梦”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按照总体布局踏实奋斗，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切相关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而当代文化建设，尤其需要我们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发扬。

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与政策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这个“实际”，当然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我们党建党90多年的历史，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策略上，是有过沉重教训的。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政策，其基本轨迹表现为“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百舸争流背景下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换，也反映了中共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②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面抗战爆发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受“五四运动”整体上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的影响，加之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等，对传统文化在理论与行动上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否定和拒斥的态度，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应当说，这种否定与排斥在当时有其合理性，是为当时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因为不如此，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结构。同时，当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与近代以来儒学总是被政治上保守或反动的势力所利用这一历史情形有密切关系。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在延续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在空前的民族危机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文化力求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价。代表性的言论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之后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演讲中，都从正面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但应该注意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肯定话语惜墨如金而且很宏阔、谨慎。但仔细分析，毕竟与抗战前相比是有了一些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个阶段又可分为1949年到1965年以及“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与我们党“左”的错误的逐步萌芽、抬头、加剧相联系，对待传统文化的反对态度也愈演愈烈。虽然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气候，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57年1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试图为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留下机会与空间，，但随后即遭到批判。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孔子、儒学采取了极不慎重的态度，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以致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传统文化、儒学、孔子等等在很长时期内是“反动的”、负面的文化符号。应该说这是极不正常的。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共产党、专家学者、普通群众等不同主体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步归于理性与客观。“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意识形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历史性转型”④，正是在这种转型中，我们开始正面地认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视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几次讲话，高度评价孔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他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术及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理念，经过现代化洗礼和创造性转化，完全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巨大正能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⑤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可以视为中共在文化建设上与时俱进的又一重要表现。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国梦”所寄托的理想和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在哲学立场上，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当然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文化发展战略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仍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⑥

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

近代西学东渐，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使得在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彼此分别又相互交融的三种文化样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随之也就产生了一个文化格局或说文化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具体言之，“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等等。”⑦

在上述各种文化战略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这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但同时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并进而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文化形态。这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继承与研究传统文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必须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不能教条主义式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尤其要汲取诸如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提出的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来理解中国哲学史，把一部中国哲学史简单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教训。

笔者认为，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处理中、西、马三大文化流的关系问题，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处理中华民族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相互关系。”⑧因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实践经验和历史评判：“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之路，只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死路一条；走保守主义儒学复兴之路，只能是封建主义文化的死路一条；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华文明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⑨1991年6月，钱学森读了当年第11期《求是》杂志上张岱年的文章《正确对待祖国民族文化遗产》后，致信说，“由此我想起您曾说过应该从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中提取精华，用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重视儒家思想中的珍贵遗产。”⑩

总之，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古为今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传统文化要迈向现代化，前提是继承，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是关键。2013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现代化与全球变化”所发布的《现代化论坛宣言》提出，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它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变，目前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合理保护；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就是中国被动或主动融入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这其中，在文化领域，一个关键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现代转型问题，也就是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西关系成为突出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愈加突出。进入20世纪，提出了所谓的“国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回应西学的标志性综合性学科范畴。而在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开始创建，开始比较系统地利用西学的视野与方法整理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实质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航程。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这样的工作，只是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与方法论指南作用。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这正是传统文化进一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如中国传统的做法与观念是所谓“重农抑商”，但至少从南宋叶适、陈亮起就有所谓的功利主义、事功之学，主张优先考虑事功而不是座谈心性；在民主政治方面，从先秦的孟子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清中叶的戴震，都有不少相关论述；在文化领域，实际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少契合的内容。如汤一介先生提出的几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定义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的看法等。进而他又谨慎地指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互补之处。具体言之，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可以有两方面的纠正：一是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二是必须克服过于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而另一方面，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两点可补充和纠正之处：一是，要重视传统；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讲“治道”，就相当于现代讲的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等。

现代化进程中当然包括文化现代化、人的素质与观念的现代化等内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使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一个重大课题。基本的方法应该是以古鉴今，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同时以现代学术的观念和方法整理、阐释传统文化，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特点。一是儒家思想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术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能顺应社会发展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三个特点”,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经世致用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根据。

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特点是全球化、信息化。而“全球化”，借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范畴来讲，就是“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文学”，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是“世界的文学”。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要有世界胸怀，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要有自信，另一方面又要有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胸襟与手段。在全世界各地创办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与实践。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因为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文明事实上都是流动的、开放的。所以对待世界文明，我们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以开阔的胸襟，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同时当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一方面我们必须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批判继承传统文化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文化终究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传统文化曾经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是当时政治、经济的反映。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经消失。但文化本身有传承性，它仍旧在一定意义上作用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就主要体现为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特征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基本国情，甚至比自然条件的特点还要重要。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真正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与有效方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做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如刘奇葆同志在2014年第20期《求是》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题目那样，“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同时，在发展进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解决这些难题，既需要现代的科学认知，也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可以预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必将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持久的社会动力。

中华文化是中国道路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厚土壤。“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提供了丰厚滋养。”

【注释】

①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第14页，第11页，第9页。

②杨风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9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第663～664页。

④唐爱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⑤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⑦洪晓楠：“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⑧⑨王东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创新论—王东哲学创新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7页，第411页。

⑩《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8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第276页。

刘奇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求是》，2014年第20期。

责编 /  张蕾

  本文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