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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友仁：中国共产党之传统文化观的历史建构 发布日期：[11-11-07 23:24:15] 点击次数：[]

中国共产党之传统文化观的历史建构

顾友仁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  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   安徽合肥  230039）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鲜明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动体现，使得我们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不可能无视其存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之关系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之一。

一 中国共产党之传统文化观的确立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便包括传统文化。并且，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人们对于这些“材料”的“利用”，不但包括以“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为特点的继承和弘扬传统，而且包括以“改变旧的条件”为特征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而这种对于传统的继承、弘扬和创造性转换相结合的态度，即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思想的最早的理论来源。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针对人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思想分歧，列宁于1920年又进一步明确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对于传统文化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观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党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从其诞生以来便开始了。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较早对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的思想家，他对于传统文化在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中的重要意义认识的比较早，也较为深刻，并且能够将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做出了非常精当而中肯的评价。毛泽东认为，人们创造历史，总是在既往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样，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具有继承性的，，任何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产生都是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选择、积累和突破的过程中实现的。离开了传统思想和文化，新思想和新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1938年10月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他甚至将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习提到党在革命运动中的基本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的高度加以强调。他指出:“—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他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之积极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囿于这种眼界，而是进而对产生于旧时代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消极性进行揭示、批判并与之彻底决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把封建主义的“三纲”“四德”视作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桎梏,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并且断言：“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5]。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两重属性的理性认知为其在党的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中深入探索并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原则提供了良好的前提。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则问题，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6]。而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讲演中，毛泽东则对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概括。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7]。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文化报告中再次强调，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8]。党的七大的召开以及毛泽东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于处理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正式表述标志着批判继承原则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理念。而且，这一理念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思想文化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存在及其对于党的思想文化工作的深刻影响，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观念在1953年之后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工作模式也进而开始趋于僵化，并为60、70年代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

二 中国共产党之传统文化观的恢复和发展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社会风气严重败坏，而且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针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普遍存在着的“唯上”、“唯书”、“轻实”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泛化和空洞化现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支持并鼓励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逐步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为党在思想文化工作中重新确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原则奠定了基础。

从其本质上看，邓小平同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主张采取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即“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9]，从而“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10]，使之得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为此，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并明确指出：“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11]。但另一方面，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也毫不避讳，而是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分析其原因，并提出新时期的化解之道。对于如何肃清思想领域封建主义糟粕的影响，邓小平强调“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既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又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12]。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做到批判地继承。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虽然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重新确立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响亮地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的号召。但是，由于特定时期社会大环境中“一手硬，一手软”现象的客观存在，因此，在面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国门打开后泥沙俱下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而出现的种种价值困惑和道德失范现象时，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便显得力不从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便出现了一幅沉重的画面。一方面是党中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呼声日趋急迫，而另一方面则是以文化学术界为主要阵地的反传统运动的潜滋暗长。而当反传统的热浪桀骜不逊地漫过文化学术的堤岸向政治领域渗透时，悲剧便发生了。痛定思痛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基本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对于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时期党的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更为深入而具体的规划，从而促进了以批判继承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念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三 中国共产党之传统文化观的历史飞跃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了解决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思想意识、行为取向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以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为主题，对于新世纪初期党和国家的思想文化工作展开了一系列周密而富有开创性的论述，并适时将其提升至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高度，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获得崭新的时代内涵而焕发出勃勃生机。由此，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便成为促进新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深厚的精神源泉，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也正是在新世纪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奋进历程中最终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作为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胡锦涛同志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他在2003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时便明确指出：“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19]，对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总体价值予以确认。此后不久，他在主持中央文化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则结合新时期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问题，鲜明地提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20]。在2006年3月，他又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荣辱观”[21]，并强调要以此“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以“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22]，从而为我们树立起创造性运用传统文化来为新时期党的思想文化工作服务的榜样。温家宝同志也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极为重视并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在2007年2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并且肯定其“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23]。

随着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创造性运用为主题的传统文化观的逐渐成型，党和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认同以及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价值转化的立场也日趋明朗。这种态势体现于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之中。为了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功能，切实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2001年向全国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明确强调“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24]。2005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和文化部又联合下发《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的文件。《意见》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5]，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要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概念及其内容体系的界定则是我国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巨大飞跃。同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26]，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首次以政府意志的形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所作出的系统安排，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世纪创新的重要标志。2007年拉开帷幕的党的十七大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传统文化的又一次盛会。这次中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成分加以确认，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7]的号召，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

从本质上说，悠久的历史造就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五千年来，她已经完全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有学者就曾经说过：“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轻视自己的文化资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28]因此，在新的世纪，认真汲取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笔珍贵的财产，以促进党的思想文化工作的顺利推进，就不仅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而且是我们党的高度的文化自觉的体现，同时也是党在新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其先进文化观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2-53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33.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3.

[9][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334.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0.

[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9.

[14]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文化工作年鉴》（1997）[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8.

[15]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文化工作年鉴》（1997）[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9.

[16]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文化工作年鉴》（1997）[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80.

[1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33.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25.

[20]胡锦涛.《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J].《中国教育报》.2003-8-13.第一版.

[21][22]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N].《人民日报》.2006-4-28.第一版.

[23]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2007-2-27.第二版.

[24]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文化工作年鉴》（2001）[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63.

[25]《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J].《教育部公报》.2005.9.19-20.

[26]本报讯.《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就<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答记者问》[N].《人民日报》.2006-9-15.第十版.

[2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第一版.

[28]《<“十一五”文化纲要>规定：传统文化进驻小学》[N].《辽宁日报》.2006-9-25.第十三版.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u   Youren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Since the formally established of the concept of critical inherited traditional cultur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40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has never been fundamental changed, whether it is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or in the era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recovery,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leap of the concept of critical inherited traditional cultur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was also a gradually consolidated process of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our party,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iod of awakening to great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ditional cultur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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