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研究
发布时间：2014-09-20 12:22
本文是基于《社会演化论》、《论经济学的基础和与社会学的关系》和《论社会发生学》的论述，延伸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视马克思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阶段，希望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系统唯物主义，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反思之一——立场问题
A、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必然的有二个内容组成，一是唯物主义的，一是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主要是辩证法的精神，但辩证法离开了唯物主义，就不是彻底的批判精神。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哲学也是真理。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是专门为哪个阶级或为哪个集团服务的，而是某个集团或阶级把握住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以哪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所左右的，是对人类社会的客观描述和反映，也是对人类社会之外的整个宇宙的客观描述和反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内部的知识分子不能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视为自家的私物，视为一种党性的工具。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要是违背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同样会被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所抛弃，所惩罚，不是因为你口号喊得响，标签贴得亮，就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谓辩证法的异化，是一个双刃的利器，是主客体双向的运动，异化他人，必然已经在同时异化自己。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作为真理的独立性，绝不可能被特定的政党或特定的阶级所控制或垄断，决不可能有科学碰摸不得的学术禁区。
具体的剖析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它应该有以下几点内容。
1、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条件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本体论、运动论都是一种条件论，一切以条件为依归。条件的设定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前提，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其整个体系，或某一过程、或某一现象，人们对其的认识，都必须建立起认识的前提条件，没有条件就是默认一个条件。对某一认识、真理、定律的认可，就是承认其的前提条件。认识结果的错误，理论的偏差，除去过程之外，往往是其前提条件的错误和偏差。人类实践的发展，一个时代取代另一个时代，知识理论都会更新进步，这些进步往往是建立在重新梳理以往理论知识，或纠正以有的知识，或兼容以有的知识，但是对条件的充分把握和认识，是人类认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非欧几何的前提条件是对欧几里德几何的前提条件的兼容和发展，爱因斯坦力学的前提条件是对牛顿力学的兼容和发展，他们都是在高一级的层次上重新建立逻辑条件来回应人类实践的进步，引导出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2、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运动论。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特征，离开运动，无所谓事物的存在。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的两个属性，有了时间和空间，表明事物获得了生命，表明事物的诞生。运动是事物本体的属性，也就自然的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精神的手段。批判精神的运动观需要把握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运动的批判精神有三种方式：矛盾方式的运动观，质变量变方式的运动观和否定之否定方式的运动观。我们以往的运动观仅提矛盾的运动观，不提质变量变的运动观和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观是片面的。
3、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方法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把握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描述，必然的是在人们的认知中去把握它们。本体论里的概念、范畴、原理是反映客观存在的，必然的转化为认识论里的概念、范畴、原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是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的统一。另外，当真理变成了逻辑思维，辩证唯物主义就转化为逻辑学，特别是辩证逻辑学。当人的认知转化为人的实践，真理就成为人们实践的手段和方式，逻辑学就成为了方法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实际上是真理和实践的统一。所以，从根本上看，方法论、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统一是统一在客观存在的一体上，它们其实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东西，唯物主义者把它们都归结到物质本体论之中，唯心主义者都把它们归结到精神认识论之中。
4、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综合的精神状态——实事求是精神。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条件论、运动论、方法论综合起来就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是哲学本体的与现实现象的统一，是认识的与实践的统一。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实践来说，是坚持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实践的主体来说，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一日三省的精神；对于实践的客体（国家）来说，是坚持从国情出发，国情是环境，是条件，也是内容。国情的内容就是从本国的民族和阶级出发，从本国的经济体的状态和阶段出发。实事求是精神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B、反对教条主义
树立唯物主义批判精神，树立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要批判教条。在当前的时代，在哲学领域里批判教条，第一步要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地位。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批判马克思，不是针对马克思，而是针对现实生活的人。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对历史的整理和总结，一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是为了已经逝去的历史，一切人文科学对以往历史的回顾都是为了现实的人，为现时的社会价值服务。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样的不是指向马克思，而是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所以，我们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的历史价值、地位的批判，不是对马克思的人格的批斗。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心目里，仍然带着神圣的光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直至马克思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在徘徊，缺乏理论支持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无以正确的历史的评价马克思，所以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最后的圣像。
建立在现实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对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现实的人们的教条。马克思已经逝去，人们的批判和评价对他的生命来说已失去意义，但是，对于活着的生命来说，却又是意义非凡。是谁给了马克思的绝对权威，是谁给马克思带上了神圣的花环，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的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趋势，最终又是伤害了谁，人们心里自然都很清楚。当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论教条化、理论化时，西方的人们就开始热衷于探讨共产党执政的合理合法性，西方人所谓的合理合法性实质上是我们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相符合相发展的程度，不是西方人能推翻我们的政府，而是意指我们的教条在内部有多大程度侵害着我们。
其次，批判马克思，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人们站在如何的立场和角度去批判它，只要它是真理，就能够提升它，宣传它。批判马克思，是希望给马克思一个正确的历史位置，使得他既不被恶意攻击而抹杀，也不被人们的尊崇而放大。给马克思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就能使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历史中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中有一个恰当的位置。批判马克思，就是把马克思回归到他生活的那个历史现实中，那个时代中，以及那个人文科学的环境中，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的把握和认识马克思及其学说和理论。
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从马克思建立学说，到中国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从学说到运动到建设，已经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经历了无数的理论探索和好几代人的尝试，如此世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变化，应该给马克思一个正确的定位，不应该把整个运动实践，乃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如此漫长的跨越，都称之于马克思主义，都颂扬在马克思的身上。
我们更进一步的说， 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特别是未来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仅仅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生命的第一个阶段。而且，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尤其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仅仅是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社会主义历程的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及其理论不能代表未来，不能替他身后的社会实践负责，他仅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因此，就有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有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就不可能是万能的完美的神圣的真理，就不必要一切以他的著述为依据，就不必要树立他的绝对化的权威。一切的教条和形式化只能是把现实的人们束缚在自我设置的困顿里，人们是自囚者，与马克思无涉。我们批判马克思，批古而鉴今，责在当代。批判马克思，就是希望发展唯物主义，走出马克思的时代，走出马克思的历史条件，树立新时代、新阶段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三，批判马克思，就是反对精神领域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离开了具体的条件，盲目的套用理论和方法，使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主动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盲目的服从于权威。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陈云提出不唯书，不唯上的倡导，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每胜利一步，都是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结果。
C、要正确认识权威
树立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光环，就是要我们正确认识权威。马克思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论权威》，他把权威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权威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之上的，是对实践关系的反映。权威是一个实践关系的范畴，必须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实践，就无所谓权威。任何社会具体的实践，都能产生具体的权威。社会的生活、生产、反映、认知、交往、规范都能产生权威，科学家是权威，政治家也是权威，工业泰斗是权威，商业巨擘也是权威，甚至于一些技术员、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也是权威。权威作为实践关系的表象，必然的反映在人与人关系之上。权威反映的人与人关系是对实践的主体、客体、过程、环境所构成的整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很容易的把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理解为离开实践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的人人关系脱离了具体的实践，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过程和具体的对象，权威就会变味，权威将会被放大、泛化，以至于戴上光环，被神圣化。权威是具体实践的权威，是具体实践的主体、过程、对象和环境构成的一个整体条件下的权威，这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是权威的真实内容。所以，权威是有条件的，权威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是具体时空下的有限权威论，所有的专家、科学家、政治家，离开了具体的工作岗位、行业、领域都不再有“专家”的头衔和权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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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发展唯物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是寻回大唐盛世的梦，是中国再次雄起的梦！中国梦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开明的梦！中国梦包括哲学梦！一个能在精神上统筹整个民族、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奋发的思维观和价值观的梦。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精神框架，辩证唯物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精神框架，但现代的唯物主义需要新形式新阐述。马克思主义已经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阶段，新时代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新形态。新唯物主义将引领中国的民主政治，引领中国的民族精神。
哲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精华。哲学确立起一个国家阶级统治的长久的思想秩序，哲学搭建起一个国家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家园。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人口庞大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在文化思想上需要脱胎换骨转型新生的国家。中国正在建设新型的民主公正的现代社会，中国也是在西方价值观包围压制下想急切突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更需要哲学的概括，更需要哲学的独立，更需要哲学为民族和现代化保驾护航！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哲学的总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哲学的中国化都是试图在哲学上总结改革开放，但哲学需要本体论的基础，需要哲学逻辑的推演和体系的建设，需要思辨上的技术细节，不能用政治语言来累积叠轧。一个新的囊括改革开放成果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华民族的迫切需要！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第三次革命阶段，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从物质生产决定作用向物质、文化共同决定历史演化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人类历史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化信息化形态过渡的时代，而我们的哲学仍然是十九世纪的形态，我们万分焦虑！我们需要破除教条，破除政治利益对哲学的影响。共产党人是我们社会中最需要思想武器的团体，但他的政策方式不对，不是哲学的党性第一而是科学性第一。我们需要还原哲学的科学本性，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生形态！
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更新换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说完成；没有哲学的创新，中国的人文精神无法创新；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世界化，中国梦始终没法说实现。唯有发展唯物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反思之二——回顾历史
A、时代性批判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特征。我们已经强调了任何伟大人物和伟大理论的时代性。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提醒后来者不可盲目和教条，要以条件和实践为根据对待理论，他们都没有把自己权威化。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列宁用逻辑的“格”与公理的“义”的关系来说明原理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时代性，我们把它可分解理解为创立背景的时代性、理论来源的时代性和历史任务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创立背景的时代性是基于欧洲民族国家秩序的建立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理论来源的时代性，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还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理论、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等等。历史任务的时代性有二个：一个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需要自己的阶级理论和领袖人物，这一个已获得共识的；另一个是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时代要求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共同依存，相斗争而发展的，唯心和唯物在同一时代里，哲学的形式和形态是相对应的。当资产阶级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社会革命，已经产生了黑格尔这样伟大的集大成者，此时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不能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匹配的，他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唯物主义。所以，唯物主义没有完成自己的时代任务，再加上大量的自然科学理论要求有唯物主义的总结，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与黑格尔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对应的。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的时代性。我们综合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性，一个是理论的时代性，一个是实践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所以，马克思认为问题不是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其次，我们要了解创立阶段的个性特征。按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创立有时代特征就会伴随着有个性特征。如果把顺应时代潮流要求形成的时代特征看作为积极一面，那么创立的个性特征就代表着时代的局限性，可以看作为消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总是被说成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从来没有被看作为一个有个性缺陷的理论。人无完人，理论也不可能完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不管它如何的光辉伟大，都有时代局限性，都有个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列举几个方面以供参考。
列举一，强调阶级斗争，没有看到民族的历史作用。法国的大革命、英国议会的斗争和欧洲逢勃兴起的工人运动，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欧洲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中，完全可以引导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可惜，马克思没有注意到民族是阶级的基础，没有注意民族的历史作用。如果把生产关系代表着阶级性的一面，那么生产力就代表着民族性的一面，这一点，至今马克思主义者都还没有理解。
列举二，强调剩余价值，没有看到市场的作用。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一个伟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看不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非常遗憾的。马克思否定剩余价值，结果把整个市场机制都给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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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社会性也可归结为阶级关系和党性
批判阶级关系和党性，不是否定它，而是反对它的绝对化，确定它的条件性。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社会性，就可以体现为阶级性和党性。具体时代条件下的具体阶级性和党性，又可表现为具体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人性是基础，是一种向生命的回归，阶级性是本质，是一种向政治化的提升。不能否定合理的阶级性和党性，但阶级性和党性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
E、社会性必须要有社会基础
把社会性回归到社会运动中，台阶式的运动必然产生自然性和社会性。自然性是运动的基础属性，社会性是运动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必须有基础性为自己的条件和基础，离开自然性，社会性就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就是缺乏自然性，不了解自然性的存在和作用。原始社会的自然性是群体关系，社会性是团体关系；氏族社会的自然性是血族关系，社会性是氏族关系；阶级社会的自然性是民族关系，社会性是阶级关系。从运动的台阶性上把握社会性，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F、一切社会性都必须要转化成经济性来看
这是社会性的另一个原则。本体论告诉我们，物质既是存在又是运动的，但我们从运动的角度看待社会，社会运动的本质是社会性，当我们转化为存在的角度，社会纯粹是一个经济体，人被退隐到幕后，这个经济体就无所谓社会性、人性、阶级性或党性，整个经济体仅仅是一个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组织、管理的过程，一切的社会现象、社会存在、社会过程，都可以转化为经济体的6个环节。所以，从阶级性上看社会、国家是把握社会的一个侧面，从经济性上看社会、经济体是认知社会的另一个侧面，社会是多面体，人们认知社会也要多面，要学会转化，学习社会学要把它等同于经济学，这才是最根本的要领，最重要的决窍。
G、重估中国人文的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不但是影响中国哲学的建设，中国人文科学的建设，而且是影响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为指导理论的缺陷而造成国家生活的缺陷，有不少的显露，需要理论上的纠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经过我们反复的对比、推演、论证，明显的存在着缺陷，所以它也就事实上影响着国家生活的某些缺陷。除了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建设存在缺陷，需要修正之外，在政治、经济上也带来确实的影响。在这里就举一个当前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国家法律的管理作用的例子。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立法原则就是明显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性原则之上，突出从社会性上进行法律规范的作用，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发现国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道德的沦丧，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为了利益，有人抛弃道德，有人故意违法，法院执行难，工伤事故谎报瞒报甚至是不报，罚金制止不了社会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贪污受贿的盛行等等。因为违反道德和法律的社会性代价远远低于所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才造成道德的尴尬和法律的无奈。当整个国家没有市场化、追求物质利益之前，社会各阶层没有分化和差别，社会性原则的立法没有出现利益管理的明显缺陷，立法的社会性原则虽然丢失了自然性原则，也不太明显。当整个社会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之后，用道德规范利益显得苍白无力，而用法律来规范利益，又因为社会性的角度而使违法成本低下，屡屡发生明目张胆的违法。这样一来，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道德的沦丧，一方面是违法乱纪的蔓延。道德规范是东方文明的特色和优点，当中国既丢失了道德又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法制，甚至说不能从物质利益上，从经济性上重新树立立法原则，社会管理就会有漏洞和会有困难的。西方社会不是以道德来规范社会生活的，他们一直是以契约和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生活的。西方社会的立法原则就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的，有可以非常明确的量化的货币或金钱来衡量的。但他们也有缺陷，他们重视物质利益，讲究经济性而丢失了社会性。借鉴西方的立法原则，如果中国在立法原则上加强作为基础的经济性，把物质利益放在社会管理的预防上，提高违法成本的得不偿失，用以控制违法，提高社会道德；把社会性的改造思想、劳动改造的形式用在违法的惩治上，促使违法者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如此，经济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才会为法律带来科学合理性，提高法律的权威，同时也能带来道德的规范。
我国新中国建立后的所有人文学科和人文思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主要都是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阶级性特征，当马克思主义本身出现理论和体系的缺陷时，当社会性缺乏自然性、阶级性缺乏民族性的基础和支撑时，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和缺陷必然带来中国社会人文学科和思想的不足和缺陷。所以我呼吁重估中国人文的社会性，以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来重新审视中国人文的建设。
对许多不正确的阶级性的理论教育不利于我国国家和人民在世界范围上的交往。当二三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许多社会性的不当批判会令我们非常尴尬，西方人会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反批我们。今天，在国际交往中，许多现象已经露出端倪，见之于报端。
我们需要在法律的立法原则上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需要在人文科学上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也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希望中国的年青人重估中国社会人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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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编号：9092
马克思主义反思之一——立场问题
A、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必然的有二个内容组成，一是唯物主义的，一是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主要是辩证法的精神，但辩证法离开了唯物主义，就不是彻底的批判精神。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哲学也是真理。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是专门为哪个阶级或为哪个集团服务的，而是某个集团或阶级把握住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以哪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所左右的，是对人类社会的客观描述和反映，也是对人类社会之外的整个宇宙的客观描述和反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内部的知识分子不能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视为自家的私物，视为一种党性的工具。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要是违背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同样会被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所抛弃，所惩罚，不是因为你口号喊得响，标签贴得亮，就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谓辩证法的异化，是一个双刃的利器，是主客体双向的运动，异化他人，必然已经在同时异化自己。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作为真理的独立性，绝不可能被特定的政党或特定的阶级所控制或垄断，决不可能有科学碰摸不得的学术禁区。
具体的剖析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它应该有以下几点内容。
1、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条件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本体论、运动论都是一种条件论，一切以条件为依归。条件的设定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前提，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其整个体系，或某一过程、或某一现象，人们对其的认识，都必须建立起认识的前提条件，没有条件就是默认一个条件。对某一认识、真理、定律的认可，就是承认其的前提条件。认识结果的错误，理论的偏差，除去过程之外，往往是其前提条件的错误和偏差。人类实践的发展，一个时代取代另一个时代，知识理论都会更新进步，这些进步往往是建立在重新梳理以往理论知识，或纠正以有的知识，或兼容以有的知识，但是对条件的充分把握和认识，是人类认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非欧几何的前提条件是对欧几里德几何的前提条件的兼容和发展，爱因斯坦力学的前提条件是对牛顿力学的兼容和发展，他们都是在高一级的层次上重新建立逻辑条件来回应人类实践的进步，引导出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2、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运动论。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特征，离开运动，无所谓事物的存在。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的两个属性，有了时间和空间，表明事物获得了生命，表明事物的诞生。运动是事物本体的属性，也就自然的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精神的手段。批判精神的运动观需要把握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运动的批判精神有三种方式：矛盾方式的运动观，质变量变方式的运动观和否定之否定方式的运动观。我们以往的运动观仅提矛盾的运动观，不提质变量变的运动观和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观是片面的。
3、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方法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把握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描述，必然的是在人们的认知中去把握它们。本体论里的概念、范畴、原理是反映客观存在的，必然的转化为认识论里的概念、范畴、原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是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的统一。另外，当真理变成了逻辑思维，辩证唯物主义就转化为逻辑学，特别是辩证逻辑学。当人的认知转化为人的实践，真理就成为人们实践的手段和方式，逻辑学就成为了方法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实际上是真理和实践的统一。所以，从根本上看，方法论、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统一是统一在客观存在的一体上，它们其实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东西，唯物主义者把它们都归结到物质本体论之中，唯心主义者都把它们归结到精神认识论之中。
4、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是综合的精神状态——实事求是精神。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条件论、运动论、方法论综合起来就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是哲学本体的与现实现象的统一，是认识的与实践的统一。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实践来说，是坚持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实践的主体来说，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一日三省的精神；对于实践的客体（国家）来说，是坚持从国情出发，国情是环境，是条件，也是内容。国情的内容就是从本国的民族和阶级出发，从本国的经济体的状态和阶段出发。实事求是精神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B、反对教条主义
树立唯物主义批判精神，树立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要批判教条。在当前的时代，在哲学领域里批判教条，第一步要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地位。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批判马克思，不是针对马克思，而是针对现实生活的人。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对历史的整理和总结，一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是为了已经逝去的历史，一切人文科学对以往历史的回顾都是为了现实的人，为现时的社会价值服务。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样的不是指向马克思，而是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所以，我们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的历史价值、地位的批判，不是对马克思的人格的批斗。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心目里，仍然带着神圣的光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直至马克思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在徘徊，缺乏理论支持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无以正确的历史的评价马克思，所以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最后的圣像。
建立在现实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对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现实的人们的教条。马克思已经逝去，人们的批判和评价对他的生命来说已失去意义，但是，对于活着的生命来说，却又是意义非凡。是谁给了马克思的绝对权威，是谁给马克思带上了神圣的花环，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的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趋势，最终又是伤害了谁，人们心里自然都很清楚。当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论教条化、理论化时，西方的人们就开始热衷于探讨共产党执政的合理合法性，西方人所谓的合理合法性实质上是我们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相符合相发展的程度，不是西方人能推翻我们的政府，而是意指我们的教条在内部有多大程度侵害着我们。
其次，批判马克思，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人们站在如何的立场和角度去批判它，只要它是真理，就能够提升它，宣传它。批判马克思，是希望给马克思一个正确的历史位置，使得他既不被恶意攻击而抹杀，也不被人们的尊崇而放大。给马克思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就能使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历史中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中有一个恰当的位置。批判马克思，就是把马克思回归到他生活的那个历史现实中，那个时代中，以及那个人文科学的环境中，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的把握和认识马克思及其学说和理论。
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从马克思建立学说，到中国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从学说到运动到建设，已经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经历了无数的理论探索和好几代人的尝试，如此世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变化，应该给马克思一个正确的定位，不应该把整个运动实践，乃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如此漫长的跨越，都称之于马克思主义，都颂扬在马克思的身上。
我们更进一步的说， 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特别是未来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仅仅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生命的第一个阶段。而且，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尤其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仅仅是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社会主义历程的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及其理论不能代表未来，不能替他身后的社会实践负责，他仅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因此，就有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有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就不可能是万能的完美的神圣的真理，就不必要一切以他的著述为依据，就不必要树立他的绝对化的权威。一切的教条和形式化只能是把现实的人们束缚在自我设置的困顿里，人们是自囚者，与马克思无涉。我们批判马克思，批古而鉴今，责在当代。批判马克思，就是希望发展唯物主义，走出马克思的时代，走出马克思的历史条件，树立新时代、新阶段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三，批判马克思，就是反对精神领域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离开了具体的条件，盲目的套用理论和方法，使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主动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盲目的服从于权威。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陈云提出不唯书，不唯上的倡导，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每胜利一步，都是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结果。
C、要正确认识权威
树立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光环，就是要我们正确认识权威。马克思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论权威》，他把权威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权威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之上的，是对实践关系的反映。权威是一个实践关系的范畴，必须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实践，就无所谓权威。任何社会具体的实践，都能产生具体的权威。社会的生活、生产、反映、认知、交往、规范都能产生权威，科学家是权威，政治家也是权威，工业泰斗是权威，商业巨擘也是权威，甚至于一些技术员、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也是权威。权威作为实践关系的表象，必然的反映在人与人关系之上。权威反映的人与人关系是对实践的主体、客体、过程、环境所构成的整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很容易的把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理解为离开实践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的人人关系脱离了具体的实践，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过程和具体的对象，权威就会变味，权威将会被放大、泛化，以至于戴上光环，被神圣化。权威是具体实践的权威，是具体实践的主体、过程、对象和环境构成的一个整体条件下的权威，这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是权威的真实内容。所以，权威是有条件的，权威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是具体时空下的有限权威论，所有的专家、科学家、政治家，离开了具体的工作岗位、行业、领域都不再有“专家”的头衔和权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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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发展唯物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是寻回大唐盛世的梦，是中国再次雄起的梦！中国梦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开明的梦！中国梦包括哲学梦！一个能在精神上统筹整个民族、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奋发的思维观和价值观的梦。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精神框架，辩证唯物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精神框架，但现代的唯物主义需要新形式新阐述。马克思主义已经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阶段，新时代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新形态。新唯物主义将引领中国的民主政治，引领中国的民族精神。
哲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精华。哲学确立起一个国家阶级统治的长久的思想秩序，哲学搭建起一个国家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家园。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人口庞大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在文化思想上需要脱胎换骨转型新生的国家。中国正在建设新型的民主公正的现代社会，中国也是在西方价值观包围压制下想急切突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更需要哲学的概括，更需要哲学的独立，更需要哲学为民族和现代化保驾护航！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哲学的总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哲学的中国化都是试图在哲学上总结改革开放，但哲学需要本体论的基础，需要哲学逻辑的推演和体系的建设，需要思辨上的技术细节，不能用政治语言来累积叠轧。一个新的囊括改革开放成果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华民族的迫切需要！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第三次革命阶段，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从物质生产决定作用向物质、文化共同决定历史演化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人类历史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化信息化形态过渡的时代，而我们的哲学仍然是十九世纪的形态，我们万分焦虑！我们需要破除教条，破除政治利益对哲学的影响。共产党人是我们社会中最需要思想武器的团体，但他的政策方式不对，不是哲学的党性第一而是科学性第一。我们需要还原哲学的科学本性，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生形态！
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更新换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说完成；没有哲学的创新，中国的人文精神无法创新；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世界化，中国梦始终没法说实现。唯有发展唯物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反思之二——回顾历史
A、时代性批判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特征。我们已经强调了任何伟大人物和伟大理论的时代性。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提醒后来者不可盲目和教条，要以条件和实践为根据对待理论，他们都没有把自己权威化。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列宁用逻辑的“格”与公理的“义”的关系来说明原理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时代性，我们把它可分解理解为创立背景的时代性、理论来源的时代性和历史任务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创立背景的时代性是基于欧洲民族国家秩序的建立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理论来源的时代性，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还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理论、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等等。历史任务的时代性有二个：一个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需要自己的阶级理论和领袖人物，这一个已获得共识的；另一个是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时代要求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共同依存，相斗争而发展的，唯心和唯物在同一时代里，哲学的形式和形态是相对应的。当资产阶级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社会革命，已经产生了黑格尔这样伟大的集大成者，此时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不能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匹配的，他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唯物主义。所以，唯物主义没有完成自己的时代任务，再加上大量的自然科学理论要求有唯物主义的总结，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与黑格尔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对应的。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的时代性。我们综合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性，一个是理论的时代性，一个是实践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所以，马克思认为问题不是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其次，我们要了解创立阶段的个性特征。按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创立有时代特征就会伴随着有个性特征。如果把顺应时代潮流要求形成的时代特征看作为积极一面，那么创立的个性特征就代表着时代的局限性，可以看作为消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总是被说成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从来没有被看作为一个有个性缺陷的理论。人无完人，理论也不可能完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不管它如何的光辉伟大，都有时代局限性，都有个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列举几个方面以供参考。
列举一，强调阶级斗争，没有看到民族的历史作用。法国的大革命、英国议会的斗争和欧洲逢勃兴起的工人运动，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欧洲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中，完全可以引导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可惜，马克思没有注意到民族是阶级的基础，没有注意民族的历史作用。如果把生产关系代表着阶级性的一面，那么生产力就代表着民族性的一面，这一点，至今马克思主义者都还没有理解。
列举二，强调剩余价值，没有看到市场的作用。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一个伟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看不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非常遗憾的。马克思否定剩余价值，结果把整个市场机制都给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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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社会性也可归结为阶级关系和党性
批判阶级关系和党性，不是否定它，而是反对它的绝对化，确定它的条件性。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社会性，就可以体现为阶级性和党性。具体时代条件下的具体阶级性和党性，又可表现为具体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人性是基础，是一种向生命的回归，阶级性是本质，是一种向政治化的提升。不能否定合理的阶级性和党性，但阶级性和党性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
E、社会性必须要有社会基础
把社会性回归到社会运动中，台阶式的运动必然产生自然性和社会性。自然性是运动的基础属性，社会性是运动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必须有基础性为自己的条件和基础，离开自然性，社会性就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就是缺乏自然性，不了解自然性的存在和作用。原始社会的自然性是群体关系，社会性是团体关系；氏族社会的自然性是血族关系，社会性是氏族关系；阶级社会的自然性是民族关系，社会性是阶级关系。从运动的台阶性上把握社会性，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F、一切社会性都必须要转化成经济性来看
这是社会性的另一个原则。本体论告诉我们，物质既是存在又是运动的，但我们从运动的角度看待社会，社会运动的本质是社会性，当我们转化为存在的角度，社会纯粹是一个经济体，人被退隐到幕后，这个经济体就无所谓社会性、人性、阶级性或党性，整个经济体仅仅是一个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组织、管理的过程，一切的社会现象、社会存在、社会过程，都可以转化为经济体的6个环节。所以，从阶级性上看社会、国家是把握社会的一个侧面，从经济性上看社会、经济体是认知社会的另一个侧面，社会是多面体，人们认知社会也要多面，要学会转化，学习社会学要把它等同于经济学，这才是最根本的要领，最重要的决窍。
G、重估中国人文的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不但是影响中国哲学的建设，中国人文科学的建设，而且是影响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为指导理论的缺陷而造成国家生活的缺陷，有不少的显露，需要理论上的纠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经过我们反复的对比、推演、论证，明显的存在着缺陷，所以它也就事实上影响着国家生活的某些缺陷。除了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建设存在缺陷，需要修正之外，在政治、经济上也带来确实的影响。在这里就举一个当前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国家法律的管理作用的例子。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立法原则就是明显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性原则之上，突出从社会性上进行法律规范的作用，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发现国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道德的沦丧，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为了利益，有人抛弃道德，有人故意违法，法院执行难，工伤事故谎报瞒报甚至是不报，罚金制止不了社会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贪污受贿的盛行等等。因为违反道德和法律的社会性代价远远低于所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才造成道德的尴尬和法律的无奈。当整个国家没有市场化、追求物质利益之前，社会各阶层没有分化和差别，社会性原则的立法没有出现利益管理的明显缺陷，立法的社会性原则虽然丢失了自然性原则，也不太明显。当整个社会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之后，用道德规范利益显得苍白无力，而用法律来规范利益，又因为社会性的角度而使违法成本低下，屡屡发生明目张胆的违法。这样一来，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道德的沦丧，一方面是违法乱纪的蔓延。道德规范是东方文明的特色和优点，当中国既丢失了道德又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法制，甚至说不能从物质利益上，从经济性上重新树立立法原则，社会管理就会有漏洞和会有困难的。西方社会不是以道德来规范社会生活的，他们一直是以契约和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生活的。西方社会的立法原则就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的，有可以非常明确的量化的货币或金钱来衡量的。但他们也有缺陷，他们重视物质利益，讲究经济性而丢失了社会性。借鉴西方的立法原则，如果中国在立法原则上加强作为基础的经济性，把物质利益放在社会管理的预防上，提高违法成本的得不偿失，用以控制违法，提高社会道德；把社会性的改造思想、劳动改造的形式用在违法的惩治上，促使违法者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如此，经济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才会为法律带来科学合理性，提高法律的权威，同时也能带来道德的规范。
我国新中国建立后的所有人文学科和人文思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主要都是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阶级性特征，当马克思主义本身出现理论和体系的缺陷时，当社会性缺乏自然性、阶级性缺乏民族性的基础和支撑时，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和缺陷必然带来中国社会人文学科和思想的不足和缺陷。所以我呼吁重估中国人文的社会性，以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来重新审视中国人文的建设。
对许多不正确的阶级性的理论教育不利于我国国家和人民在世界范围上的交往。当二三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许多社会性的不当批判会令我们非常尴尬，西方人会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反批我们。今天，在国际交往中，许多现象已经露出端倪，见之于报端。
我们需要在法律的立法原则上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需要在人文科学上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也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估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希望中国的年青人重估中国社会人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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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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