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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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

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应该是一种双向阐释和平等对话的关系。但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由于这种阐释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 可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 以蒙古族当代文学为例。50年代，以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朋斯克、扎拉嘎胡为代表的小说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向人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文化，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文坛的广泛赞誉。客观地说，在当时，这些小说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人们对这些小说艺术形式上的缺陷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原因一是蒙古族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本来就处于被同情、被宽容的弱势和边缘地位，二是这些草原文化小说表现出来的陌生化的异质文化风景满足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期待视野。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说的艺术形式，而是这些小说中的另类文化景观——草原文化的特征、草原自然风光和蒙古族特有的民俗等等。 再如，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幸运者的乌热尔图，他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与其说是这些小说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倒不如说是他在作品中展现的鄂伦春原始形态的文化景观满足了主流文化对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视野。因为，对于一个依然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中的民族，其文化的边缘和弱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却产生了利用现代主流话语系统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展示了地地道道的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图景。 作者的民族身份以及小说中的文化景观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小说本身更加具有吸引力。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但可以接受他的作品，而且，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会原谅他们作品表现形式和创作理念上的某些不足。因为，对于主流文化和“他者”的阅读期待来说，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处于边缘，但大都有自己的传承历史。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强势文化的历史记忆，如蒙古族文化、契丹文化、藏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等，这些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刺激着主流文化的心理，，使他们对这些文化的发展史以及这些异质文化的本真形态产生强烈的解读欲望。而正是这些民族作家极具民族特色的创作满足了“他者”对边缘和弱势文化陌生化的期待视野。 事实上，一旦文学阅读进入到符号下面的文化层面，特别是当阅读进入到从一个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锁孔”来审视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时，误读便不可避免。对于与主流文化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前状况来说，误读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民俗的误读上。 [!--empirenews.page--] 我们知道，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民俗，都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1][2][3][4]下一页 个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实面貌。但是，民俗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系统，有些民俗保留至今，而有些民俗则已经随着文明的进步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乃至民族精神的胎记储存于民族文化的记忆体内。所以，对民俗的误读直接导致对整个民族文化的误读。以草原文化为例，在许多人那里，只要一提及草原，便是天苍苍野茫茫，蒙古包勒勒车；一提起蒙古族生活，便是逐水草而居，茹毛饮血，大碗大碗喝酒，大口大口吃肉，一提起 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定是粗犷豪放。本来是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被抽象化和凝固化了。特别是在目前的草原风俗旅游中，在许多所谓的民俗村，让本来已经不再穿蒙古袍的蒙古人穿上蒙古袍，让已经骑上摩托车的蒙古人放下摩托再骑上马，让本来不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再住进蒙古包，让早已开上了拖拉机的蒙古人再赶上勒勒车等等，以此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这种现象在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悖论式、悲剧式的文化展示，这种展示一方面表现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逢迎，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差距，从而加重了误读的程度。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以及那些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同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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