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邦衰落的原因_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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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39投资的人也绝非等闲之辈。据考古发掘证实,雅典卫城南坡石质狄奥尼索斯大剧场的修建负责人,便是雅典清教徒式的演说家、爱国者、贵族金融天才来库古①。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雅典政坛明星地米斯托克利,他直接利用其所资助的剧目为自己歌功颂德。公元前477年到前476年,地米斯托克利将他赞助的悲剧《腓尼基妇女》搬上舞台。该剧很明显是在提示雅典人,他本人曾在萨拉米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②。除此之外,雅典政坛要人伊巴密浓达和哲学家柏拉图也都慷慨承担过公共演出的任务,二人身家虽不富裕,但却另有富商慕名为其捐助义举提供资金保障③。

总体来讲,社会名流资助戏剧公演等城邦公益活动的动机十分复杂,其中很可能既包含爱国热忱,也夹杂有个人功利心;但是,从客观结果上看,他们的资助确是有益于城邦公共事业和群众民主生活;反过来,公民民主建设也离不开精英们的参与。用另一位雅典政治领袖亚西比德的话来说就是:他在赞助戏剧公演时表现得富丽豪华,“不仅使他自己得到好处,同时也使他的城邦得到好处”。而更为重要的是,精英分子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城邦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鼓励,也就是如亚西比德所说的,对于“所有在任何方面有显著的成就而著名的人”,“国家不把他们当作外人或名誉不好的人,而把他们当作同胞和干出伟大事业的人而引以自豪”④。精英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活跃举动,充分体现出城邦民主政治体制不是泯灭公民个性、强求整齐划一的普洛克路斯特之床;相反,这种体制是具有一定弹性的,即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开发和调动蕴藏于公民阶层内部的多方面的能量和积极性。在城邦民主政治的总体格局内的精英个人与公民集体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相互对立冲突,也存在着彼此的妥协合作。这就使得雅典民主政治建设焕发出生机活力。

再次,有些城邦精英人物走出幕后直接参加戏剧表演和竞赛。前文提到地米斯托克利,不但是戏剧演出的赞助者和剧场管理人员,还亲自登台参加演出,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戏剧竞赛。为渲染其胜利,他还特意立石刻碑以志纪念。由此,普鲁塔克说“他的野心超过所有的人”⑤。关于地米斯托克利为何如此热衷于戏剧比赛,还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能给以分析。但是,不难体会到的是,他的骨子里明显带有一种传统的贵族价值观念———“阿瑞忒”(agon)精神,即希腊人应在各种场合下追求卓越和完美⑥。地米斯托克利很可能是在用自己在戏剧比赛上的成功来向世人展示: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政坛上,我都一样出色。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以不凡政绩著称的演员,而索福克勒斯则是一个以经典剧作扬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恰逢其悲剧《安提戈涅》成功上演后不久。无论这两件事情是否有直接关系①,可以肯定的是,在雅典人看来,索福克勒斯以及地米斯托克利皆可谓公民楷模,其评价标准就出自伯里克利那著名的葬礼演说:“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说的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获得它现有的势力。”②由此可见,在城邦公共生活中,精英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是

①

②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第275页。哈维特编:《早期希腊的艺术和文化:公元前1110年至前480年》,第337页。另据《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阿里斯提德传》记载,还有一个叫阿里斯提德(Aristide)的贵族赞助剧团在比赛中赢得大奖,并特意在献祭给狄奥尼索斯神庙的青铜器上刻下铭文以志其胜利。但普鲁塔克对戏剧公演赞助者是否为其传主阿里斯提德一事表示怀疑。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阿里斯提德传》,1.4—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36页。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地米斯托克利传》,5.2-4。

S.G.米勒编:《阿瑞忒:古典著作、纸草文书和铭文所记的古希腊体育赛会历史与思想》(S.G.Miller,ed.,Arete:ancienti,s,,页。③④⑤⑥

40　　　　　　　　世界历史　　　　　　　　　　　　　2007年第4期不可或缺的。发展雅典公民政治,需要具有高水准综合个人素质的公民的参与。

四、妇女与奴隶:戏剧公演与城邦政治的局外看客

　　关于妇女和奴隶是否能够参与雅典戏剧公演,很难以古典作家的记载来直接断定。柏拉图曾多次提到戏剧观众群体包括雅典妇女和奴隶。其《论法律》有言:如果观众被要求投票以示其偏好,小孩子会选木偶戏,大孩子选喜剧,有教养的妇女、青年会选悲剧,而老人则选颂诗。类似的话语,如“由儿童、妇女、男人、奴隶、自由人组成的观众群体”,在《高尔吉亚》中也出现过④。但是,需要考察的是,作者是在何种意义上说这些话的呢?柏拉图有一个关于文艺形式的根本观点: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不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所需要的。因此他才会认定老人们选严肃的颂诗是明智的,更大力倡导“演给雅典公民的”戏剧应该是负有教化功能的⑦,纯搞笑的喜剧应该依法受到限制,粗俗的演艺只能留给奴隶和外邦人,自由人不要以之为乐⑧。实际上,正是为了突出雅典戏剧的正统化,作者才假设出有妇女及奴隶参与的“鱼龙混杂”的观众群体。退一步讲,柏拉图不让女人学习和观看粗俗或无益的表演,根源于他的这样一种政治空想,即在“理想国”中,妇女在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后也可以参与城邦治理★。但这毕竟是空想,连柏拉图自己都意识到:诸如此类的建议要是付诸实施的话就会不和于固有的风俗习惯★。这就等于说,在现实生活中,雅典妇女群体参与戏剧公演活动是不太可能的。与妇女相比,奴隶的在雅典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则更低,即使是在柏拉图所空想的那个尊卑有序的“理想国”之中,“奴隶与奴隶主享有同样的自由”也是绝对不可容忍的★。121110⑨⑤⑥③

除了柏拉图的论说以外,阿里斯多芬的剧作则涉及到了雅典女性生活更为真实而丰富的一面。在《和平》一剧中,主仆二人边向观众抛洒大麦边打诨。当被问到是否所有观众都得到了大麦时,仆人　　①　罗念生先生在《论古希腊戏剧》中称:据说因为《安提戈涅》上演成功,索福克勒斯才当选雅典十将军的。笔者认为,在作为公

共领域的剧场里,公民活跃分子的引人注目的表现还是多少有益于他们涉足其他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比如,雄辩家埃斯其尼,雅典将军德莫斯提尼的主要政治对手,就是以一个悲剧演员的身份开始步入城邦公共领域的。参见L.R.伏克斯:《埃斯其尼与雅典民主》(L.R.成Fox,“AeschinesandAthenianDemocracy”),转引自伊斯特琳编:《剑桥希腊悲剧研究指南》,第15页。

　　②　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3页。

　　③　柏拉图:《论法律》(Laws),658。作为柏拉图晚年的作品,《论法律》中的政治理想较作者早年成书的《理想国》要现实一些,

但其基本思想还是一以贯之的。(笔者在柏拉图《论法律》中选取的引文,同时参照洛布古典丛书和王晓潮的译文,如无特殊说明,只标引文行数,不标中译本页码。下同。)

　　④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Gorgias),502d-e。译文参见王晓潮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607c。另见《论法律》,700e—701a。

　　⑥　柏拉图:《论法律》,658。

　　⑦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02d—e,洛布古典丛书版。

　　⑧　柏拉图:《论法律》,815c—d,816d—817a。

　　⑨　柏拉图:《论法律》,816e、817c。

　　★10　柏拉图:《理想国》,452a。

　　★11　柏拉图:《理想国》,452a。2,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41答道只有女人们没得到。主人便说,她们今晚会从丈夫那里得到的①。阿里斯多芬的作品素以嬉笑怒骂闻名②,这句玩笑话是否可以当真?一种情况是女人们根本就没在场,另一种情况就是她们坐在离舞台较远的区域里。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从阿里斯多芬的其他作品中找到更多的明确信息来明确雅典妇女出现在剧场的可能性:其一,一个男人看见他女情人的丈夫在剧场看喜剧,他就知道他的情人肯定一个人在家。他根本用不着到坐着女人的那部分座位上去寻找,因为他知道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的③。其二,有人建议:有勇武品行的青年人的母亲应该受到公开表彰,就如同一个(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应该在酒神节上享有荣誉坐席一样,她们也应该在那些只为女性举办的节庆上享有同样的待遇④。其三,一个女人抱怨说,作丈夫的从剧场回来,先疑惑地瞥了一眼妻子,然后径直搜查内宅,好像她们在里面藏了奸夫。

这三条史料进一步表明:在雅典,至少正统的良家妇女是不轻易进剧场看戏的,尤其是看那些比较“出格”的喜剧。而剧场里女观众的固定坐席,很可能是留给其他两类女性的———其出身和社会处境都与良家妇女有异:一是传统上享有一定特殊待遇的酒神女祭司,再就是那些不太受社会规范约束的妓女。而她们则远不占雅典妇女群体的多数,也不代表城邦政治文化所塑造和认可的标准女性形象⑧。这两类女性现身剧场,不能说明雅典妇女群体在城邦公共事务中享有真正的权利,因为无论是从参与主体的规模人数上,还是参与的深刻程度上,她们都远不能和雅典男性公民相提并论。

在柏拉图之外论及奴隶参与雅典戏剧公演的可靠论据则更为少见,仅有的两条较明确一些的原始材料都是肯定奴隶能参与戏剧公演的。其一,一块铭文记载:作为公民大会的助手,8名为公服务的奴隶可能与公民代表一样在剧场中享有专门的座位⑨。其二,一位古代作家塑造了一个无耻者的形象,其无耻表现之一即为,他把身为奴隶的家庭教师带到剧场,但这位作家接着评论道:“这不是正常人所为,而是出格的行为。”★对于奴隶是否参与雅典戏剧公演,尽管明确的否定性的论据还不如上述肯定性的论　　①　阿里斯多芬:《和平》(Peace),962—967,洛布古典丛书。

　　②　当代学者戈德希尔以古希腊语“大麦”(krithai)与俗语“阴茎”(krithē)的复数词形相同为由,揭示出阿里斯多芬喜剧独有的

幽默亦质疑了“女人可以看戏”的推断。戈氏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女性观众”史料的批判也是细致入微的。参见戈德希尔:《雅典戏剧的观众》,伊斯特琳编:《剑桥希腊悲剧研究指南》,第63页。

　　③　阿里斯多芬:《鸟》(Birds),793—796,洛布古典丛书版。

　　④　阿里斯多芬:《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826—827。

　　⑤　阿里斯多芬:《地母节妇女》,395—397。

　　⑥　在剧场或体育馆中,女祭司拥有一个荣誉座位。见鲍桑尼阿斯:《雅典游记》(Pausanias,DescriptionofGreece),VI.20.

8—9,洛布古典丛书版。

　　⑦　参见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卷,东方出

版社1998年版,第396、275页。

　　⑧　继承荷马的传统,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伯里克利为代表的城邦精英都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一种“女性服从男性”的论调

并使其成为雅典社会主流舆论。雅典女性被灌输和规约以洁身自好、深居简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有趣的是,雅典的剧作家们也参与了此类正统的城邦政治话语的建构与宣传,男性作家笔下的“她者”往往无法超脱悲剧性的命运,总体上看,他们的创作与城邦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协调一致。阿里斯多芬在《蛙》中借埃斯库罗斯之口说:“教训成人的是诗人,所以我们必须说(对城邦)有益的话。”在一位研究者看来:“雅典戏剧是雅典男性公民写给雅典男性公民自己看的。”参见A.H.萨莫斯庭:《剧场观众、市民以及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A.H.Sommerstein,“TheTheatreAudience,theDemos,andtheSuppliantsofAeschulus”),培林编:《希腊悲剧与历史学家》,第65页。

　　⑨　转引自A.W.皮卡德-坎布里奇:《雅典狄奥尼索斯剧场》(A.W.Pickard-Cambridge,TheTheatreofDionysusinAth-

ens),牛津1946年版,第20页。0:《,,10⑦⑥⑤

42　　　　　　　　世界历史　　　　　　　　　　　　　2007年第4期据充分———笔者至今还没有发现哪位古代作家有过奴隶被严禁参与戏剧公演的记载①,但仅就这两条史料看来,奴隶阶层对雅典戏剧公演的参与同样是十分之不充分的。对于那8个现身剧场的奴隶(如果真是确有其事),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恰当对待他们,更多地仍旧是为了我们自己。”②

如果抛开对这些有限的史料的猜测,而将妇女与奴隶是否参与雅典戏剧公演的问题置于更广阔的雅典政治文化的语境之中给以分析,或许更有利于我们评估雅典政治的有条件性。从根本上讲,诸如戏剧公演这样的典型城邦公共活动,是由祖籍本土的雅典成年男性③———城邦社会的“第一公民”所控制和独享的,他们拥有参与城邦行政、司法和其他公共活动的特权。从男性公民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妇女在家庭、宗教等领域实际存在的必要性,雅典城邦妇女只被列为“第二公民”或“消极公民”④。尽管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妇女尚具备部分参政能力,至于奴隶,柏拉图虽然也承认他们能够帮助公民做事,但他们却完全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自由男性、女性、奴隶在资质上依次递减⑤。雅典城的主人们至多是出于一些基于传统和现实需要的特殊原因,才有条件地吸纳妇女和奴隶以某种“象征性身份”来装点他们的公共活动空间,而绝不会给她们以任何实质性的积极政治权利⑥。

对于雅典公民而言,无论其贫贵与否,酒神节戏剧公演最起码在形式上保持着高度的开放;而在广大“第二公民”乃至包括奴隶以及外邦人和蛮族在内的非公民群体看来⑦,狄奥尼索斯剧场则是一个封闭排外的特权化空间。当代政治哲学家福科将权力话语的形成规律视为总是能建构出针对“他者”的排挤机制。在排挤机制中,内部与外部之间不存在交流,话语参与者和持反对态度的他者之间不存在共同语言⑧。这对我们全面思考雅典民主政治的相对性是颇具启发性的。以此来看,在雅典城邦政治的氛围中,即使是有个别的“特殊”女性和奴隶现身剧场,这些人也都还是由男性公民主导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局外看客。

[本文作者王邵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长春　130024;张季云,南通大学商学院教师。南通　226019]

(责任编辑:国洪更)

①当代西方古典学家卡特来茨以明确肯定“演员必须是公民”的方式否定了奴隶参与戏剧公演的可能性,见卡特来茨:《深度表演:作为希腊城邦生活组成部分的戏剧》,伊斯特琳编:《剑桥希腊悲剧研究指南》,第18页。而罗念生先生则有如下陈述:“女角色由男演员扮演,不使用假嗓子。喜剧中不说话的美女由女奴隶扮演,不戴面具。”见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第9页。但他们在文本中都未能说明其判断所基于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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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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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柏拉图:《论法律》,777d。参照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公民”定义。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4b40—1276a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2。关于雅典妇女地位的全面论述,参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0a12—16,1259b—1260a。相关研究表明,同样作为典型公共空间的泛希腊的奥林匹亚节庆,也严禁妇女及奴隶和蛮族的介入,节庆组织者为女祭司在奥林匹亚赛场上所世代保留的尊贵座位只是象征意义的。参见王邵励:《奥林匹亚节视角中的古希腊城邦政治》,《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

雅典戏剧公演活动对奴隶、外邦人和蛮族之排斥的相关史料证据或专题研究,可分别参见K.塞诺迪尤:《欧里庇得斯作品中的奴隶观念》(K.Synodinou,OntheConceptofSlaveryinEuripides),伊奥尼亚出版公司1977年版;柏拉图:《论法律》,817c-d;E.豪尔:《虚构蛮族:希腊通过悲剧而形成的自我确认》(E.Hall,InventingtheBarbarian:GreekSelf-DefinitionthroughTragedy),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⑦:《,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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