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

发布时间：2016-10-22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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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

■ 宋俊华

内容摘要：城市化是传统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戏剧城市化是什么、为何是以及怎样是？却是仍然有待探讨的问题。戏剧城市化不仅仅是戏剧活动空间的变化，而且是戏剧形态、功能和性质的变化。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戏剧需要供养，无论从仪式到艺术，还是从艺术到文化，传统戏剧的每一次变化都与其供养关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其演出空间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城市到现代城市再到后现代城市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供养关系是我们理解传统戏剧发生与城市化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传统戏剧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 供养　传统戏剧　城市化　现代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J 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 943X（2013）06 - 0074 - 08

一、 问题的提出

传统戏剧在城市中的日趋衰落，一直是戏剧学界挥之不去的难题。

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的原因，学术界提出了多种说法。最有代表的有三种：一是认为传统戏剧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体制僵化、剧目陈旧、形式老化、节奏太慢，跟不上时代发展节奏；二是认为观众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戏剧普及教育缺乏，观众对传统戏剧了解甚少；三是认为演出生态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现代艺术门类多，电影、电视、网络等分流了观众。①针对上述三点，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无论是改革戏剧院团体制、积极编创新剧目、创新表现形式，还是加大传统戏剧教育和宣传，却仍然无法改变传统戏剧在城市中不断衰落的现实。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还另有原因。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在今天，传统戏剧在农村比在城市境况要好得多。农村不仅有大量本地的专业或业余剧团、戏班，演出频繁，而且经常吸引城市的剧团、戏班来演出。一些城市剧团把下乡演出作为重要的生存之道，如广州的一些粤剧团往往整个春节都在乡下演出，一个春节的演出场次几乎相当于在广州一年的演出量。由此，便引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难道传统戏剧在农村就没有在城市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也有，那么戏剧在农村仍然繁荣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为什么在城市中消失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注意。在现有的中国古代戏剧（戏曲）史研究的论著中有一个强势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戏曲）的发生与繁荣是与中国古代城市及市民的发展有必然关系，由此得出中国古代戏剧（戏曲）源于城市，然后传播到农村的结论。且不说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单从该研究对城市、市民等概念的运用而言，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城市、市民与现代城市、市民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差别远不如现代城市、市民与现代农村、农民之间的差别大。从古代城市、农民与农村、市民相区别的角度去看今天的城市戏剧与农村戏剧，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对戏剧究竟是源于城市还是源于农村，是从城市传播到农村还是从农村传播到城市等问题，只能从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历史中具体地考察。

作为文化的一种，戏剧生产是人类劳动分工的产物，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产生与发展出来的服务业。戏剧不能直接自己养活自己，必须依赖于他人的供养。所以，什么人、为何、如何供养戏剧不仅决定了戏剧何以生存的问题，而且决定了何以发展、如何发展，尤其是如何在城市中发展的问题。

二、 传统戏剧需要供养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把传统戏剧像普通商品那样进行生产、包装、交易并产生利润，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共识。但是，戏剧真的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吗？真的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化才能生存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传统戏剧更应该是一种仪式、一种艺术、一种文化遗产，是需要供养的。

“供养”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有多层含义，包括赡养、养活及赡养物品，奉祀及供品，佛教的供养等。在现代汉语中分为两个多音词，其一是供养gōngyǎng，即供给长辈或年长的人生活所需；其二是供养gòng yǎng，即用供品奉祀祖先或神灵，二者是有关联的，前者侧重现实的物质供养，后者侧重超现实的精神供养。

3］（P.470） 敦煌石窟供养人之供养，既有物供，又有心供；既是弘扬佛法，又是功德之举，还是供养人维系家族、社会、寺庙关系的文化诉求。人们通过供养石窟及其塑像，来表达对佛教的信仰，来谋求今世、来生的福祉。

与佛教供养相似，人们对戏剧的供养也是基于某种目的或需求,兼具养活与供奉之意。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要供养戏剧？戏剧因何而生？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从整个中国传统戏剧史来看，传统戏剧之被供养，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因宗教仪式而供养

戏剧的本质是角色扮演，即演员通过服饰装扮、化妆及唱、念、做、打等手段改变自我形象以扮演角色的实践过程。在戏剧中，演员所经历的自我超越、自我“异化”及其神奇的效果，使其天然地具有了传奇性和仪式性特点。近代以来，以王国维为代表一批戏剧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戏剧与原始巫术、民间祭祀的渊源关系，今天在少数民族地区、偏远乡村仍然活跃的以傩戏、目连戏、节戏、神戏、丧葬戏等，都与民族、民间信仰与仪式有密切关系，不仅演出剧目、时间、空间、形式有仪式性，而且在演出功能上也具有仪式性。在这种为某种仪式而发生的戏剧活动中，演职人员与供养他们的民众，都把戏剧作为自己神圣信仰和仪式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不是直接供养戏剧，但却在供养信仰与仪式中间接供养了戏剧。在民间信仰盛行的地方，人们因大量的祀神仪式而供养了大量的戏班、戏剧活动。我国各地的傩戏、闽南与海陆丰的“祭孤”戏剧，就因仪式性供养而生存、发展。在这些地方，“没有老爷，就没有戏看”的谚语，深刻地道出了戏剧因信仰、仪式而被供养的客观事实。

（二）因政治而供养

中国传统戏剧在地域或族群信仰中所发挥的社会自治功能，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宗法性，使得戏剧在因仪式而供养的基础上，发展出因政治而供养。从古代的宫廷、王府、官府等豢养戏班及承应演出，到今天各级国营剧团及各级政府的各种庆典演出，再到因各种政治事件而伴生的剧目及其表演，无不具有政治意义。在这些政治性戏剧的背后，是强大的供养者——统治集团。

在传统宗法集权的社会中，政治往往是为宗法社会服务的。因政治而供养的戏剧实践仍是以基于地域、族群的信仰为特色的。这样由仪式到政治再到戏剧，构成了新的复杂的供养关系。如明代、清代的宫廷戏剧，虽然在表现方式上与民间戏剧有很大区别，但其供养的本质仍然是一致，因为宫廷本身就是一个族群社会的缩影。

（三）因商业而供养

中国传统戏剧与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商人是戏剧重要的供养群体。在古代，商人对戏剧的供养，主要表现为几种形式：一是商人在家自养戏班，二是商人经营演戏，三是扶持戏班参加承应演出，四是商帮在商业会馆搭台演戏等。

商业以商人为根本，商人以谋利为本质。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演戏，商人供养之目的在于商业。演戏为何及如何有益于商业，不仅折射了商业与戏剧的内在关系，也折射了古代商人经营商业的特征。

在古代以“士农工商”为序的宗法集权社会里，商人经营商业必然主要选择这两条路线，一是官商结合路线；二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商帮路线。为了实现官商结合，自养、经营戏班便成为商人结交官府及社会上层的捷径。同样，为了联络同乡、同族，共同抵御、分担在外经商的风险，建设同乡会馆与搭台演戏便成为巩固商帮联盟的重要手段。

商人以戏剧经营商业，仍然倚重于戏剧的信仰性和仪式性。为官商结合的戏剧表面上表现为以娱乐、审美目的的供养，但这种供养却是以官、商共有的信仰、仪式习惯为基础的。同样，为商帮联合的戏剧，更多的是以营造家乡的环境中共同的信仰来巩固商人之间的地缘、血缘的联盟。如山陕商帮在各地建设会馆、戏台，演出家乡戏剧祭祀家乡神灵，通过在异乡营造家乡的信仰生态来维系商帮的合作。［4］（P.100） 所以，从信仰到商业再到戏剧，构成了因商业而供养戏剧的复杂关系。

（四）因审美而供养

审美是与戏剧从仪式到艺术发展中相伴随的，也是与人的高层次需求相关联的。为了审美而供养戏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戏剧从群体或集体的人的关系向个体的人与对象关系的转变的结果，还是人与戏剧的关系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表现。

戏剧不再与我的必然需要相关联，而成为一种被我自由选择的对象，一种审美的对象。人们为这种选择的供养行为是自由的、可选择的。

总之，从因仪式到因政治到因商业再到因审美，戏剧供养的发展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从历时角度看，这种发展体现为人类从蒙昧社会向商业、政治文明演变的历程；从共时角度看，这种发展体现为人类从乡村向城市，从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后现代城市发展的历程。这些不仅表明了戏剧需要供养的事实，而且表明了戏剧供养的复杂多样性和变化性。

三、 传统戏剧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系统，表现在其既有非城市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转化，又有非城市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还有非城市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化、非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渗透、交流。古代的城市化与近代、当代的城市化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是在当代的城市化，在东部与西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但是就整体而言，人类城市化的发展基本趋势是一致的，那就是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市民及市民社会的建立。

城市化的内涵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之分，又有表层与深层之分。从物质的表层来看，城市化是一种物质空间及其附属物之间的交流和转换，是非城市的人、建筑、经济和生活向城市的人、建筑、经济和生活转换、移动等，如农民的进城打工并逐步市民化、城市周边的农村被征用和按照城市方式规划和改造、农村经济转换为具有明显城市色彩的城市经济、农村生活转换为城市生活等等。从精神的深层来看，城市化是人及其存在方式的变化，是非市民向市民转化和发展。

西方的城市发展，经过了具有氏族公社特色的和早期民主特色的古希腊城邦，到以血缘、地缘结社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城市，再到以契约社会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社会城市。与之相适应，城市市民也从古希腊时期具有特殊地位的“公民”，发展到近代西方住在城邦周围的商人、手工业者、自由民，再发展到资本主义成熟的资产阶级等，呈现了明显的转化和发展轨迹。②中国古代城市也是建立在氏族社会基础之上的，但没有经过古希腊时期的民主社会，且一直采用君主制模式，以血缘、地缘结社为特征，尽管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契约社会的基础形式，但是中国古代商人并没有像西方资本家那样走上与封建社会完全对立的道路，而是与封建地主、贵族、官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古代中国没有出现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直到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才逐步走向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城市、市民才初步具有了西方近现代城市、市民的特点。所以，马克斯·韦伯认为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城市是政府施行高压统治的所在，无法发展出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的自足领域，再加上特殊的社会/宗教背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城市社群”（urban community），自然也就无所谓城市了。［7］（P.1-14）

认识了城市化、市民内涵与特征，我们在研究传统戏剧城市化时就有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城市的戏剧活动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非城市戏剧表演；一种是城市戏剧。二者的区别不是由戏剧活动地点而是由戏剧生存方式来确定的。非城市戏剧因非市民（以血缘、地缘、宗教信仰为存在基础的农村与城市居民）及非市民社会（以宗法社会为主）而存在；③城市戏剧则因市民（以契约关系为存在基础的城市居民）及市民社会而存在。在古代中国城市及现代小型城市（县城、镇）中，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一定血缘、地缘而存在，尚未形成自觉的现代契约关系，故其所谓市民与农民没有本质上区别，还不是纯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由其构成的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市民社会。

传统戏剧的城市化，是非城市戏剧向城市戏剧的转化，是由非市民供养的戏剧向由市民供养的戏剧的转化，也是因群体宗教、政治而供养的戏剧向因个体审美的自由选择而供养的戏剧的转变。

四、 供养的变迁与城市演剧的衰落

当下，无论是现代大城市还是偏远的中小城市，我国城市上演的传统戏剧主要还是非城市戏剧，即针对于非市民与非市民社会戏剧。我国学者近几年热烈讨论的所谓城市戏剧也主要是指这类戏剧。至于城市中戏剧的盛衰问题，也主要是指非城市戏剧在城市的盛衰问题，因为非城市戏剧不是因市民与市民社会而存在，其在城市的命运自然会受到市民化与市民社会化程度的影响。尽管非城市戏剧在一定时期内会受到市民的热捧，出现繁荣火爆的局面，但热闹之后往往很快冷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还没有成为市民生活的必然要求，没有与市民生活方式建立必然的联系。

蹇河沿在《都市戏剧的困境》中说：“当人们谈及戏剧的困境和危机时，这实际上是指都市戏剧的困境和危机，再确切一点，是指文人戏剧的困境和危机。也就是那种被艺术家作为纯粹审美对象，放置在都市豪华剧场的戏剧产生了困境和危机。”［8］（P.31）

那么，为什么城市剧院演出的文人戏剧会产生“困境”与“危机”呢？这里有几点需要思考：一、文人戏剧是否体现了市民的文化需求？显然，文人戏剧相对于民间艺人戏剧而言，是经文人改造的民间戏剧，是文人抒写情志的载体，但这种改造的不彻底性，使得文人戏剧既无法与以文人为代表的城市市民生活建立必然的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其与非市民生活的关联，故它无论在市民化城市与非市民化城市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二、都市戏剧实际上指城市演剧，它与都市豪华剧场是否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前面已讲，城市演剧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非城市戏剧演出，一种是城市戏剧演出。如果城市演出的是非城市戏剧，自然无法与都市豪华剧院相匹配，若果硬要这样做，其衰落自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城市演剧的衰落体现为城市戏剧与非市民观众、非城市戏剧与市民观众的历史错位，从本质上讲就是城市演剧丧失了戏剧的原始精神，这样既丧失了非市民观众，又不能取悦于市民观众。“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之所以与其它艺术有其本质的区别，其关键还在于戏剧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其它艺术的戏剧精神”。那么，戏剧精神是什么？蹇河沿概括为仪式精神、游戏精神与审美精神的融合。“它不是纯粹的审美沉思对象，不是一种纯静观、纯审美、封闭式的艺术完成品。戏剧的魅力完全在于戏剧活动，在于戏剧的创造过程，即观众和艺术家一起去创造一个未来的作品样态，而不在于它作品的完成状态，创造一当完成，戏剧就已经结束。”［8］（P.32） 在戏剧的创造活动中，仪式精神与游戏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个戏班。这些戏班之所以能够生存，和老百姓共同的迷信和保守有关系。”［9］（P.9） 闽南民间演剧主要因三种仪式而存在，一是为菩萨生日（闽南话叫“佛生日”）的祭祀仪式；二是“人生过渡仪式”；三是季节性仪式，是血缘性、地缘性群体信仰活动的重要体现。然而，城市演剧的群体参与精神较弱，这与城市居民的市民化、契约化与艺术家的孤芳自赏有关系。现代中国城市中新市民群体精神的丧失，是城市演剧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戏剧的精神还表现为游戏精神，它是一种对自由生命的充分表达。非城市戏剧是非常强调游戏性质的，从古代路歧人勾栏瓦舍的演出，到今天乡村庙会演出，都为人们提供了集体交际游乐的机会，大人们互相攀谈问候，孩子们打闹嬉戏，场面热闹非凡，具有一种浓厚的游戏气氛。

可见，“都市戏剧形成今天的困境绝不仅仅是艺术性方面的原因，而是更为本体的——及戏剧精神的丧失。戏剧精神由仪式精神、游戏精神、审美精神所组成，三位一体，绝不可分割。今天的都市戏剧之所以陷入困境，恰恰是只注重了戏剧的审美精神，而割裂了、舍弃了戏剧仪式精神和游戏精神”。［8］（P.38） 而戏剧仪式精神、游戏精神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城市性戏剧与市民社会的错位：一方面，城市演出的传统戏剧大多数是建立在非市民社会之上的，是血缘性、地缘性的民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发展，促成了新的市民社会及其新生活需求的诞生。所以，城市中戏剧衰落的“更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地区完全丧失了类似宗庙和祠堂这类组织戏剧演出的主体，戏剧演出失去了使其成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精神性的依托空间。同时，也有大量相反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些寺庙和祠堂活动尚未恢复的地区，戏剧活动的组织依然困难而稀少，即使在戏剧兴盛的台州地区，也不乏这样的村镇；而同样在城市，寺庙香火旺盛的城区，往往同时会有戏剧，台州如此，香港、台湾也是如此”。［10］（P.40）

以上的研究表明,传统戏剧的供养是一种基于群体的仪式、信仰、游戏、民俗等的群体或集体为主的供养，与现代城市市民社会所倡导的基于审美、文化的个体为主的供养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恰恰是一些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五、 结　论

戏剧供养关系的变化，不仅决定了戏剧形态从仪式到艺术再到文化的变化，决定了戏剧的演出空间从乡村到现代城市再到后现代城市的变化，还决定了戏剧功能从维系地缘、血缘的传统人际关系到建设契约式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变化。

那么，如何在城市化、市民、市民社会的背景下供养与发展城市戏剧呢？笔者以为：第一，要针对城市的非市民观众与非市民社区，恢复非城市戏剧的集体供养方式，恢复其仪式、游戏精神，恢复其传统表演形态，让非城市戏剧像在农村一样成为城市非市民观众集体生活、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第二，在吸收非城市戏剧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出适应现代市民生活方式的新戏剧即城市戏剧，让已经市民化的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戏剧，让戏剧成为他们集体、群体或个体的生活方式，让戏剧成为他们的一种艺术、文化，也让市民对戏剧的供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时尚、一种文化自觉。第三，处理好城市化、市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关联，在建设文明、民主、自由、法制的新型城市社会中，继承传统的非城市社会中维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合理内核，使得中国市民社会成为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新型社会，从而使得传统中国优秀的戏剧艺术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发展，发扬光大。

　注　释：

③如我国少数民族、偏远农村戏剧主要在以宗祠、寺庙为中心的血缘、宗教信仰环境中生存，形成了相应的戏窝子，如闽南戏窝、潮汕戏窝、西南少数民族戏窝等，这些戏窝现象已引起海内外戏剧学者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作　者：中山大学教授）

关于我们《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创刊于197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以繁荣戏剧研究、推进戏剧教育事业为己任，坚持古今中外兼容、场上案头并重，关注戏剧热点问题、鼓励理论创新，力推新人新作。曾以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为学界所瞩目，又以系统译介国外当代戏剧思潮、及时发表戏剧学最新优质研究成果为学林所推重，是国内最重要的戏剧学学术期刊之一，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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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49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