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_中国服务业开放度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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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开放度研究（下）

2012-11-22

　　（四）中国服务业FDI依存度

　　本文运用服务业FDI依存度分析中国服务业在资本流动领域的开放度。服务业FDI依存度主要是考察中国服务业的国际资本流动在GDP中的比重，依此可判断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其中：

　　服务业FDI依存度＝（FDI流入额＋FDI流出额）／GDP

　　服务业FDI流入依存度＝FDI流入额／GDP

　　服务业FDI流出依存度＝FDI流出额／GDP

　　服务业FDI依存度同时考察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度和服务业开放度；服务业FDI流入依存度指标考察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占GDP的比重和国内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分析中国允许外国资本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本国服务提供过程；服务业FDI流出依存度指标考察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和国际化程度，分析中国资本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服务提供。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2003年开始，因此本文计算了中国2002-2009年的服务业FDI依存度、FDI流入依存度和FDI流出依存度。中国服务业FDI依存度非常低，2003年只有0.98%，其中服务业FDI流入依存度为0.93%，服务业FDI流出依存度为0.05%，FDI对服务业开放度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上。随着中国吸引FDI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增长，服务业FDI依存度有所上升，2007年达到2.26%，其中FDI流入依存度为0.93%，FDI流出依存度为1.33%，这也是中国首次FDI流出依存度超过FDI流入依存度，说明中国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升。2009年中国服务业FDI依存度又有所下降，为1.64%，其中服务业FDI流入依存度为O83%，服务业FDI流出依存度为0.81%。从中国服务业FDI依存度的水平可以获知，中国服务业国际资本流动还有很大的开放和提升空间。

　　（五）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

　　服务贸易壁垒是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要内容，而服务贸易壁垒量化一直是研究重点。目前最有影响的是Hoekman（1995）频度指数法以及澳大利亚竞争力委员会、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先后推出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做法是针对不同服务部门的特征，按照服务贸易的四个模式，拟定每个服务部门壁垒的测度模板，将构成该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类别分别列明，每个类别根据其限制的说明情况分别打分，并根据权重计算而得到最终的贸易限制指数。本文构建的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是用100减去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指数越大说明服务部门开放程度越高，指数越小说明服务部门开放程度越低。

　　经过笔者计算，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分销服务、旅游服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建筑服务和运输服务属于开放度较高的服务贸易部门，开放度指数均在65以上；环境服务、商业服务、其他服务和教育服务属于中度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开放度指数介于45-55之间；娱乐文化体育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属于开放度较低的服务贸易部门，开放度低于30，目前中国在这些服务贸易部门没有承诺完全放开市场和实施国民待遇，因而其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中国整体的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为63.2，高于2001年入世前38.9的开放度水平，说明入世十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在不断降低，服务贸易开放度有很大提高。

　　三、中国服务业开放：未来挑战及政策建议

　　（一）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未来挑战

　　1.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重点转向服务业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由传统工业转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国际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体系已经确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作为零部件主要供应商，中国作为加工组装基地，欧美作为技术研发、设计和最终产品需求市场，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重要内容。短期内全球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热潮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全球配置方兴未艾。服务业国际转移表现为一些与跨国公司核心业务有关的服务业，如金融、物流、咨询、信息服务等，转移到成本相对低的东道国去进行经营，形成跨国公司服务业务离岸化。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呈现出高度化的新趋势。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服务贸易业、电子信息业、国际分包业等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国外服务业的投资已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以上。服务业的开放和承接全球服务业务转移，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产业重点。而中国相对脆弱的服务业以及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将面临新的挑战。

　　2.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放缓，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活跃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服务贸易虽然呈现恢复性增长，但是增长速度相对放缓。各经济体的贸易保护壁垒重新上升，体现为各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反弹。由于多哈回合的停滞，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在服务贸易自由化领域毫无进展。同时，各WTO成员在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中出价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远远低于实际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目前全世界平均的实际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水平是21，而在多哈回合中各成员出价的服务贸易承诺的贸易限制指数水平是41.8。另外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也高于WTO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对于非区域协定成员而言，服务贸易壁垒则是大大提高。另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方面，中国关注的重点是自然人移动、海运、建筑、中文教学、中医服务领域。然而在这些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市场还没有真正开放，有一些国家或者国籍要求等门槛使中国服务业企业难以进入其市场。由于缺乏足够的谈判压力和有效的谈判机制，加之服务贸易自由化涉及的范围广泛性和内容复杂性，都使得WTO框架下的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颇为困难。目前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由于多哈回合的暂时中止而处于停滞状态，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对活跃。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对于服务贸易模式，结合服务贸易和投资实践，出现了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分离的趋势。现阶段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方式正成为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

　　3.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进程不均衡

　　在一些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大于对内开放程度，内资、外资企业进入的不平等造成国内服务提供商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银行业中，银行监管当局对民营资本进入商业银行业和金融业，仍有限制，引资政策存在严重的市场准入不平等问题。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有利于形成以多元经济形式共同竞争的局面，并有利于提高服务行业中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程度，从而完善中国服务市场体系和竞争机制。目前很多服务业部门缺乏透明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尚未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4.中国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垄断和规制与服务业开放存在冲突

　　服务业部门大多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政治敏感性，比如金融业关系到整个货币流通的稳定，邮电业涉及国家安全，教育业、广播影视业、新闻出版业关系到国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稳定等等。由于中国的改革明智地采取了渐进式的总策略，政府一贯对开放敏感行业持审慎态度。但是目前中国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垄断部门的刚性存在，严重压缩了经济发展的行业宽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中开放部门与垄断部门的矛盾。例如，尽管外资参股在中国基础电信和移动电信都是被允许的，但是由于国家资本控制基础电信和移动电信的原因，不仅外资企业难以进入电信运营，国内民营企业也难以进入电信服务业。中国的信息产业管理部门与国有基础电信和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的制度设定阻碍了市场竞争。2001-2010年间，WTO成员根据GATS条款提起的针对中国的服务贸易争端案件共有6起（DS309，DS363，D372，DS373，DS378，DS413），内容基本上都与中国对外国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和运营限制有关。目前中国服务业中的部分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相对放缓，活力不足，也使得服务业行业垄断和服务业业开放的冲突加剧。

　　（二）中国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建议

　　1.鼓励中国服务贸易中四种模式均衡发展

　　从长远看，要实现中国服务贸易全面开放的最大利益，四种服务贸易模式的开放必须均衡发展。针对不同具体服务贸易部门，政府应积极识别相关贸易模式并将资源集中在发挥积极联动效应的服务贸易模式上，同时减少对这些贸易模式的国内规制。针对不同具体服务贸易部门，政府应积极发现发挥积极联动效应的有效机制，并善用这些机制，使不同服务贸易模式发挥积极关联和正溢出效应。针对不同具体服务贸易部门，政府应努力降低或者消除不同服务贸易模式间的消极联动效应和负溢出效应。在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中，政府应考虑不同服务贸易部门对应的贸易模式间的联动效应；对于具有积极联动效应服务贸易模式的服务部门应鼓励对外开放，同时力求避免开放过程中扩大不同服务贸易模式间的消极联动效应。

　　2.货物服务贸易协同发展

　　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样也有利于货物贸易的发展。金融服务为货物贸易提供贸易融资，保险服务为货物贸易提供风险保障，电信服务为货物贸易提供交易便利，运输服务保证货物贸易快捷及时交货。国际分工深化推动产业链全球配置，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国际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界限正逐渐模糊。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进而优化货物贸易的质量和结构，提高货物贸易的附加值。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则有利于优化人类资源和社会环境，有利于货物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将把服务贸易作为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在发展方向上，坚持服务贸易均衡协调发展，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良性互动、服务进口与服务出口均衡发展。

　　3.同时鼓励中国服务业FDI流入和流出

　　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与服务业开放有极大关联度，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对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又密切关联。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通过FDI的行业分布变化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服务业开放的基本取向应是，在遵守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和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有序地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中国服务业部门，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和技术手段，以改善我国服务业结构，提高我国服务业的水平。通过培育中国的服务业跨国公司推动投资市场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通过构筑服务贸易的基础带动母国劳务、知识、技术、经验等服务的对外贸易，通过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服务贸易规模扩张。在发展举措上，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加快推动中国服务业“走出去”，积极争取在运输、分销、金融、教育、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等领域的对外投资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4.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领域，鼓励中国服务业企业承接高端国际服务外包

　　餐饮、商业零售、房地产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是中国在入世前十年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但是电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开放度不足。各政府部门要通过制定具体的投资鼓励措施，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开放，通过开放优先发展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开放大力发展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业，并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结构体系，为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务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未来中国应重点发展新兴服务业，着力培育信息、技术、金融、环境、分销等重点领域的新兴服务贸易，加快发展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配套的服务贸易，更多更好地承接国际高端服务承包业务，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和开放水平。

　　5.协调服务业开放和国内规制

　　进一步完善国内有关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及相关政策，为服务业开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完善我国在服务业吸收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的立法。对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外商投资的立法、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的状况，要依照服务业开放的进程，丰富和完善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制定出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明确配套的单项法规。理顺服务行业的管理体制，剔除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的弊端，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监管机构，合理发挥政府的协调、监管作用。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资源、少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外，处于垄断状态的其他行业和部门都可以适度扩大开放，以促进服务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服务业开放的监控，以确保我国的经济、文化安全。通过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监控与预警系统的建立，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与负面社会影响，维护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我国服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6.积极参与区域服务贸易合作

　　在中国对外商谈的15个自贸区中，基本均包括服务贸易内容。已结束服务贸易谈判并签署协定的共9个，涉及国家和地区17个。具体为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国一东盟白贸区、中国一巴基斯坦白贸区、中国一智利自贸区、中国一新西兰自贸区、中国一新加坡自贸区、中国一秘鲁自贸区、中国一哥斯达黎加自贸区等。根据上述服务贸易双边协定，中国和协定伙伴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商务服务、计算机服务、采矿服务、环境服务、体育服务、空运服务、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咨询、翻译、旅游、电信服务、房地产、分销、教育等众多服务部门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和高于WTO水平的服务业开放承诺。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区域服务贸易合作，将服务贸易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将其纳入自贸区建设，通过自贸区框架内服务业的双向互利开放，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营造于我国有利的发展环境，实现与有关国家的共同发展。

　　入世十年，中国服务业开放度不断提升，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渐进式开放模式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多边贸易规则。未来中国应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通过不断完善服务贸易管理和促进机制，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规范体系，完善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化服务贸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提升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

来源：录入    《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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