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综合与革命_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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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如果说中国有机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文化基础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也就构成了它最初的经验性基础○44,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则最终将使之成为现实。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所谓中国经验或“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对这种经验的肯定现在已经发展成引人注目的“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精髓是试验和创新,它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勇于创新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否定○45。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与西方演化经济学思维模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并为中国学者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意会性的技能。在以下五段中,首先讨论中国经验对认识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同时扼要归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的五项基本经济学原理。第一,不确定性与无知原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隐喻不但反映出中国改革者面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自身有限理性和根本的无知最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反映出他们不畏艰难这种创造性选择的企业家精神。汪丁丁从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出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诠释:只有进入未知世界才能创造已知世界,但“你不知道应当往哪儿迈才是理性的”○46。如果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会知道,汪丁丁的这种诠释是多么正确,而且这种诠释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家……相信实在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对于生命来说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其自由创造的必要条件。……实在之不确定的与不准确的、模糊的与含混的方面属于‘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属于在其创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47。因此,当我读到汪丁丁那句话时,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奥地利学派的这种思想已经走入中国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于是,我随手就拟订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在奥地利学派与中国的脉象学派之间》,但不知何时有时间才能写出!按照《易经》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只是对实际“道”的理性认识,它无法把握实际“道”最内在的本质,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乃“不确定性”也,乃人类创造新奇事物的动因或起源。因此,任何理性认识都不可能对实在进行彻底的分析,面对人类丰富多彩的造性活动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是我们可以确立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它揭示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缺陷。第二,直觉、实践智慧与回溯法原理。当踏入未知世界的时候,既然没有理性可以依靠,那么,我们将如何决策呢?没有办法,只能凭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这种决策原则的形象概括。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企业的决策———大多数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就是基于什么因素对业有利这种直觉上的不明探测法(abduction,又可翻译为回溯法),基于商业学校中所谓‘经营中的直觉和本能上的感觉’。早期的政治家似乎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而工作的”。○48正是在这种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下,在没有完全理解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各种要素的情况下,东亚“四小龙”和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俄罗斯的转型和拉美国家却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深厚”的经济政策而陷入困境。直觉和实践智慧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只对直觉开显,而由理性所概念化了的“道”则是残碎65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全或表面的“道”○49。所谓回溯法就是借助于类比与隐喻这种直觉上的顿悟作出科学发现的方法,因此,皮尔斯“把他的学说叫做实用主义,可是他的意思只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50。无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实用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把《易经》中所概括的科学方法即“观物—取象—比类—悟道”作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原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之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个体群思维与人类创造力原理。试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陈平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在改革初期,政府领导人,包括激进的改革派,对于上述试验、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和经济特区的许多非正统改革措施等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结论,没有压制这些“非法的”改革实践;相反,他们让时间去做检验和判断,这种对异端的容忍抚育了制度建设的创新○51。中国的这种试验蕴涵着经济学的第三个基本原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被假定为是同质的和理性最优的,不会有错误、懊悔和惊异,因此,它排除了多样性、变异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个体群思维就是对这种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它是达尔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而个体的古怪和“试错”行为则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关键性力量,这被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个体群思维和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实际上就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第四,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复杂系统演化原理。在笔者有关演化经济学的多次讲演和讨论中,笔者发现,不少学者把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看作是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解释,国内外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演进主义解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是由于对演化经济学了解不全面所产生的误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制度主义传统和调节学派都强调了政府干预或调节的重要性;而在奥地利学派中,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也对哈耶克自发演进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演化经济学经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综合后,它将充分体现达尔文主义的有机、整体和系统论的思维,笔者(2000)、弗里曼和洛卡(2001)○52在它的一般理论上作出了较早的初步尝试,而中国经验明显地为之提供了事实基础。中国的渐进式转轨既不是理性设计也不是自发演进所能解释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大胆试验和大胆创新都是在政府的总体框架内自组织进行的,而这些创新所显示出来的成效又导致政府总体框架的不断修正,两者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交互作用,使整个系统作为自维生的耗散结构波浪式地被推离了传统的体制。因此,中国的改革是经济行为者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所导致的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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