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要:政治论文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现有文献已经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尽管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社会资本概念所包含的核心—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文献都支持了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具有积极作用的理论假说。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对现有的实证方法及其结论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社会资本　网络　信任　合作

一、引言
  近20年来,与所谓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K/SC)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工作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根据Woolcock(2000)的研究,社会资本的概念的正式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L?J?Hanifan,1916)①。此后,直到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于1988年发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Capital”一文,这一概念才开始受到关注,而在1993年普特南等(R?Putnam et?al?)的著作“Making Democracy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流行之后,则逐渐吸引了来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的目光,并在近10年中,国外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数量呈现指数式的增长。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制度、关系、态度与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这一领域的后来者,经济学家也已经开始不断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解释新古典框架下得不到完美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几乎开始渗入包括经济增长、金融、移民等在内的各个经济学分支领域。尽管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学者们对于社会资本的确切定义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从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都遭到了众多的批评。②因此,对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纷繁的成果,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归纳整理,无论是对深化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于制定可操作性的政策,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本文的贡献在于,针对纷繁复杂的相关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提出了较为客观和中肯的评论,并讨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与分类
  自海尼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过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相关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扩充,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科学中最为有力和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Durlauf &Fafchamps,2003)。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概念的跨学科特征,使得不同领域内的学者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以致不少学者担心因此而严重阻碍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了清楚地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梳理,我们将回顾其自产生以来不同学者所赋予的不同内涵,这里列举了最有影响的一些定义,主要来自布厄迪尔(Bourdieu)、科尔曼(Coleman)、普特南(Putnam)、福山(Fukuyama)、林南(Lin)以及世界银行等等(详见表1)。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各个不同的侧面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Paldam(2000),Durlauf和Fafchamps(2003)等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Durlauf和Fafchamps(2003)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网络过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人们之间的信任,它们能促成产生好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信任都能带来好的后果,例如福山(Fukuyama 1995)指出,仅仅局限于家庭和亲朋之间的信任就未必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益处,因此,他认为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应该是广义的信任(generalizedtrust),而非个人的信任(personal trust)。
  也有的学者认为,仅仅强调社会资本的好的结果是不妥当的,他们提出了更为中性的定义。例如,Irene van Stavere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体现在群体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中的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共同的承诺,这种承诺可能会提高或者限制(社会)的动态效率。根据这些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区别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社会资本存在或者说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针对孤立的个体比如说鲁宾逊谈社会资本是毫无意义的。第二,社会资本产生和维持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和资源。

  第三,与公共物品一样,社会资本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人们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并不会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降低网络中的其他人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本。最后,和物质资本不同,社会资本会随着人们对它的使用而增加,从而具有类似于网络外部性的特征。而从分类的角度看,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参见图1),宏观层面主要涵盖的是社会组织、制度构架方面的内容,例如,法律法规、分权水平、政治体制以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参与程度等等(Krishna & Shrader,1999)。这些内容其实也正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微观层面则主要是指那些有助于发展的水平组织和社会网络以及内潜于这些组织和网络内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等等。另一个角度则将社会资本划分为认知社会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和结构社会资本(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两个方面。前者是包括一些主观和无形的因素,例如共同接受态度、价值观念(信任、团结和互惠)和社会规范(行为和观念)等等,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客观和具体的组织和网络,包括社区的自发性组织、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等等。结构社会资本宏观政治体制民主、透明的决策制定过程地方性组织、机构社区俱乐部、协会邻里社会网络分权的程度和水平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的参与水平领导人的责任感价值观念,例如信任、团结、互惠社会规范、行为、态度微观认知社会资本图1　社会资本的分类此外,也有其他的分类方法,例如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纽带(Bonding)、桥接(Bridging)和联系(Linking)社会资本③。他们将纽带社会资本用于指代与行为人有较为紧密联系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例如家庭成员之间,同一种族之间的关系等等。桥接社会资本则指代与我们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人群、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联系社会资本则主要指水平组织和当权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

三、社会资本的测度如前所述,由于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很难对社会资本进行统一和令人信服的度量。从目前总体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两大类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一个给定社会(或社区)内的网络、协会的数量以及这些协会的成员人数等等来衡量该社会(或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表2给出了目前研究中主要采用的一些测度指标。

  第二种方法则是直接调查某个给定社会(或者社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和参与决策的制定过程的程度。目前有很多的研究都运用社会信任水平作为估量社会资本水平代理变量。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④(World Value Survey, WVS)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其典型问卷是:“请您从总体上判断您所处的社会(社区)是属于下列哪种情况:A、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B、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要非常谨慎,因为人们不值得信赖。”目前这一调查已经进行了四次,分别是1981年、1990-1991年、1995-1996年和2000-2001年。1981年的调查样本包括23个国家,1990年样本扩大到43个国家,1995年样本则在扩大到47个国家,2000年又加入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列举了前三次调查的主要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挪威回答“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的问卷占总问卷百分比最高,达到65.3%,巴西的普遍社会信任水平最低,只有3%。中国1990年和1995年的水平分别是60.3%和52.3%。

四、实证分析:社会资本的社会、经济影响
  根据上述的测度方法和指标,人们通过各种抽样调查和实验方法获得了大量截面和时序数据,并对社会资本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大量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绩效,这些影响包括可以降低犯罪率,改善健康状况,促进收入水平的均等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民主水平等等。大致上,这些考察可以分为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犯罪、民主和健康等方面,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等影响的研究。
  从社会资本对犯罪的影响分析结果看来,人们普遍发现社会资本与犯罪率显著的负相关(Cote andHealy,2001; Halpern,2001)。Cote和Healy (2001)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社区内人们互不熟悉,缺乏对青少年的监督以及集体活动的参与程度很低,那么很可能会发生较多的犯罪和暴力现象。Halpern(2001)则分析了“芝加哥社区人文发展项目”(Project on HumanDevelopment in ChicagoNeighborhoods)的调查数据,发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邻里间的利他行为是解释社区之间犯罪率差别的关键因素。作者认为现象背后潜在的机制是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成员相互的信任和尊重,形成了一种社区的集体防范能力,使得整个社区能够有力地控制犯罪的发生,比如说避免青少年拉帮结伙及吸毒等行为。
  在社会资本与政治民主、腐败等研究方面,Paxton(2002)通过46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社会资本和民主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提高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民主,但反过来,民主程度也会影响该国的社会资本水平。Bjornskov(2003)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数据来自29个欧洲国家和17个非欧洲国家,他发现社会资本与腐败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因此,潜在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在教育上的投资、以及调整收入再分配政策,来提高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水平,从而实现减少腐败的目的”。在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考察。大量的实证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arro(1991)运用公民与政治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在1960-1985年间政局稳定性(他以年均发生革命或政变次数和平均的政治暗杀事件次数来综合衡量)与经济增长率、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之间显著的负相关。Brunetti, Kisunko和Weder(1997)则通过一项对41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规则可信度”综合指数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资本。该指数分为1-6六个等级,在控制了初始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之后,指数每提高一个等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提高3?7个百分点,而年均收入增长将提高1?5个百分点。Knack和Keefer(1995)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考察了人际间的信任、市民合作的规范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信任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信任水平每上升12个百分点,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近1个百分点。La Porta等运用1970-1993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10%的水平上显著)。Whiteley通过对来自1972-1992年间34个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Halpern (1999)的分析也是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用所在国家或地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所衡量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这些国家或地区越富裕。他认为内在的机制关键是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因为人们之间的信任、声誉以及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司法体系和正式仲裁制度的替代,但它们的执行成本要比正式的制度低得多。
  Fukuyama (2000)也认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低得多,而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关键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对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主要来自主观的评价,为了克服这个缺点,Calgue, Keefer, Knack和Olson(1999)采用了所谓的“合同密集货币(contact-intensive money)”指标,即银行外流通的货币占M2的比重。这一指标的优点是比较客观,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有长期的时序统计数据。  他们认为,这一比例越高表明一国的银行体系越不可靠。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1970-1992年间,这一比例与经济增长率以及投资占GDP的比重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也有不少的研究集中讨论了社会资本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影响。大部分的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在促进收入均等分配、提高社区公共物品的支出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五、一个评论性总结
  如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的实证分析都支持了社会资本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目前的研究从基本概念到实证分析方法都提出了值得反思的批评。首先,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仍然褒贬不一,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各异仍然是阻碍研究深入的重大障碍。尽管我们前面已经分析到,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网络、信任和合作,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社会资本之梦”(Social Capital Dreams)。Palda(2000)认为,如果社会资本真的如人们所预想的那么重要,那么目前纷繁杂乱的定义应该是建立在某个潜在的基石之上,因而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只不过是在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从而缺乏统一的定义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否则,对定义的选择将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所谓的“社会资本之梦”就是要试图证明社会资本是一个稳健的概念(robust concept)。Palda认为集体的合作行为是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促使人们采取合作行动,或者降低合作行动的成本,从而使组织有效率的运行。因而,合作行为也是作为社会资本一种可能的观察结果出现的,然而社会资本却并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⑤社会资本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是它必须在人们之间产生相互的信任,使得合作行为在第三方强制实施条件缺失的情况下,也能采取集体行动,从而跳出囚徒困境,使得非纳什均衡点成为稳定解。然而,人们之间的互惠行为及其相互信任是如何产生的呢?在社会资本的框架中,社会组织与网络成为发挥这一作用的重要载体。人们通过自发建立或参与一定的社会组织、以及与亲戚、朋友和同事等等之间的社会交往,形成一定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使人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或者对彼此的行为有稳定的预期,即它承载着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⑥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我们或许并不需要如此悲观,就像在经济学中运用得相当广泛的人力资本概念一样,尽管人们很难对它进行统一而严格的界定,但事实上这却并没有妨碍研究的深入。
  其次,从对社会资本的测度指标和调查统计上来看,尽管人们构建了众多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水平,但是由于社会资本本身是无法直接度量的概念,而它所包含的核心要素中,合作行为和信任水平都难于直接量化和观测,因而最直观和常用的指标就是网络组织的数量,即所谓的“普特南工具”(Putnam’s Instruments)。但是,这一工具变量本身就测度上也并非毫无瑕疵,因为我们希望从社会自发性组织的数量和成员个数以及集体活动的参与程度来间接地衡量所研究的组织、社区或社会内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而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却很可能难以对自发组织、商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非常严格的区分,这将使得统计数据非常粗糙。
  另一方面,观测到的组织的密度很大,并不代表人们之间的联系就高,而后者往往不太容易统计。最后,由于社会中的组织性质各异,好坏不匀,从而以什么样的标准对不同的组织进行加权综合也是个现实的难题(Palda, 2000)。而那些旨在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总体信任水平的调查问卷,无论是在问卷设计还是具体调查方法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少的问题,从而严重地影响这些跨国研究数据的质量。第三,从计量分析的角度来看,批评主要集中在模型的设定和解决内生性问题等方面。Durlauf和Fafchamps (2003)指出,目前对不同国家的社会资本绩效的研究往往采用的是总量数据,但这些数据的可比性仍然是个很大的疑问。例如,在Helliwell和Putnam(2000)的著名研究中,他们以初始产出、制度表现和公民满意程度等为控制变量来解释意大利地区间的产出增长差距,通过回归发现这类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地区间产出的持久差异,从而得出结论说社会资本的差异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绩效差异。但是,Durlauf和Fafchamps (2003)认为在此模型上得出的这一结论,必须依赖一个的潜在假设,即不同地区间的增长过程必须在机理上是相同的,但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文献资料来看,却不能支持这样的假设,也就是说,回归模型误差的分布并不相同,因而这样的计量结论是不足为信的。对此,他们认为必须先通过可转换性(exchangeability)处理,使得观测数据可比较,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可置信的计量分析。而所谓解决内生性问题,关键就是要充分考虑到社会资本与所要解释的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当我们考察政局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必须注意到一方面政局的稳定有利于投资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一国糟糕的经济绩效也很可能导致该国政局的不稳。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资本与其解释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
  由于在大多数的研究中,社会资本都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出现,因而内生性问题在所难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引入工具变量,但是,我们知道在计量分析中,选择合理且有效的工具变量一直是最为棘手的计量难题之一,这一点在社会资本研究中也不例外。Durlauf和Fafchamps (2003)尖锐地指出,目前社会资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大部分工具变量所依赖的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

  由社会资本的内生性引起的另一个难题则是模型的识别性问题,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很难对社会资本效应和其他的群体效应(group effects)加以区分,其后果是,我们所得到的所谓显著的“社会资本效应”充其量不过是说明我们所使用的社会资本变量很好地充当了那些被模型忽略的因素的工具变量而已。可以说,这里所提及问题都普遍地存在于目前的社会资本实证分析文献之中,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本本身是如何决定的缺乏深刻的认识。为了解决上述问题,Durlauf (2000)、Durlauf和Fafchamps (2003)提出以下的解决方法。为了获得比较可信的数据,一方面,可以运用实验方法来探究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例如他们提到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罗伯斯石洞实验”就是比较好的方法,这个以青少年行为为考察对象的随机实验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群体身份对行为和信任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实验方法已经逐渐被运用到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最近相关的研究进展可以参考Glaeser等人(1999)和Karlan(2003),例如Karlan(2003)运用实验方法测度了人们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以此来解释秘鲁的团体贷款的偿还状况,分析表明通过信任游戏所识别的那些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个人欠债不还的可能性较低。当然,Durlauf和Fafchamps (2003)也指出,实验方法也并不是万金油,毕竟经济学实验中所观测到的行为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还取决于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对实验设计本身要求也比较高。另一方面,应该充分运用调查数据(survey data)来研究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内在的运作机制。例如前面提到的“芝加哥社区人文发展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将大量的个人特征的信息和个人态度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可以发掘这些特征与其所处的社区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研究社会资本的内生形成机制。
  总而言之,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近20年来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在西方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引入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劳动经济学研究范畴,开始逐步取得瞩目的成果,大量的研究支持了人们对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绩效的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现有的研究中还存在的大量的问题和缺陷,不少学者告诫我们在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时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就此而悲观丧气,正如Dasgupta(2000)提到,“尽管我们缺乏对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社会资本以及其他方面的可靠估计并因此损失良多,但是我深信,到目前为止,社会资本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让我们开始重视那些原本可能会被忽略,却对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制度性因素。一政治论文旦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不断去了解它,并寻找改善研究和建构相应理论的方法,这才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本质所在。缺乏对社会资本水平的估计并不会成为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