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

  本文关键词：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一、引 言

　　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就业一直伴随着大量的回流现象，这引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极大重视。无论是美国( Pottinger，1987)、加拿大( Vanderkamp，1972)和日本( Suzuki，1995)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墨西哥( Orrenius，1999)、土耳其( Dustmann，2003)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迁出总是和劳动力的回流相伴。进入21世纪，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①在“民工潮”未退，政府仍在为如何消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绞尽脑汁的同时，大批迁移劳动力开始离城返乡，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迁移人口的规模进行估计，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 61亿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 21亿人(国家统计局，2011)。截至2008年12月20日，全国返乡农民工1361. 8万人，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9%左右(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09)。如果考虑暂时性回流或者往复式流动的农民工，那么回流劳动力的规模会更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春节前返乡农民工大体是7000万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国家统计局，2009)。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急剧萎缩，导致我国出口明显下降，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倒闭，伴随的是大量农民工离城返乡。采取何种方式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当前就业政策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而迁移劳动力的回流无疑又使得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动机进行深入剖析，把握回流的本质特征，也是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和城市化障碍问题，对于解释中国的“半城市化”现象，为当前就业政策的选择取向提供经验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工潮”和“民工回流”、“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一直是困扰国内外学术界的难题。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大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是以往的劳动力迁移理论不能解释的。已有研究多关注个人特征和外界环境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而对家庭层面因素缺乏重视。西方国家的迁移更多的是迁移者个人决策，迁移的目的多是为了自己个人更好的发展，而在中国农村，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多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和分散经营风险(杜鹰，1997)。另外，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是收入和消费与长期保障或者养老保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 Murphy，2002)。可见，以家庭决策为基础的新迁移经济理论可以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回流提供更好的解释和分析框架，但是新迁移经济理论未对迁移者的家庭禀赋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未深入探讨何种类型家庭的迁移劳动力容易选择回流?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如家庭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有怎样的影响?家庭禀赋影响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而这些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是关于农村迁移劳动力①回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具体地说，是为描述和解释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根本动因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并运用湖北省和河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给予检验和论证。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迁移劳动力回流研究:两种不同的视角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行为选择，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的个体行为选择的结果( Todaro，1969) ;另一种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家庭决策的结果( Stark，1982)，或者说劳动力外出务工是一种家庭生计策略( Chambers＆Conway，1992)，即家庭成员谁进城务工、谁在家务农，是使家庭全体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前者以利己主义为假设，后者则把劳动力作为利他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背景环境下，不同的个体对于个人和家庭利益的看重程度是有差异的，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基于家庭禀赋状况做出理性迁移决策的。劳动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做出行为决策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假设，以此为基础，学术界已经从成本—收益、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诸多角度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展开了研究。推拉理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在于改善其自身的生活条件，当流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 Murphy，2002)，或者迁移者家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Christiansen＆Kidd，1983)时，他们往往就需要再次进行选择。当然来自家乡的拉力还包括原住地就业机会的增加、低技能耕作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等等( Wang＆Fan，2006)。生命周期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即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在城市和农村推拉力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那些“生命周期”到了特定阶段的迁移劳动力，也会按预期回到农村( Davies＆Pickles，1991)。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城乡劳动力的迁出和回流构成了中心和边缘地区资源交换的不平衡机制，农村—城市迁移者有规律地回到家乡，在农忙季节为农村家庭提供帮助，参加人生阶段性庆典;只有失败的打工者才会永久性返乡，他们是因为年迈、生病或者其他原因被淘汰出城市部门，回到农村形成一个农村社会劣势群体( Sander，2007) ;也有可能是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被迫回流( Bastia，2011)。另外还有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理论( Guilmoto＆Sandron，2001)、人力资本理论( Thomas，2008)等理论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做了探讨。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为决策主体不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迁移经济理论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劳动力决定外出还是回流( Stark，1982)。外出劳动者与留在家里的劳动者在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收入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负相关性，血缘关系和家庭继承合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外出劳动者有义务将其收入寄回或带回，以补充家庭不时之需;当外出者没有挣得收入或受到挫折时，他可以从家庭得到支持，或者回流到迁出地( Stark＆Taylor，1991)。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迁移经济理论专门对劳动力回流进行了研究，认为回流更多是因为:没有在城市找到体面的工作、在城市相对贫困而在家乡的生活成本更低( Stark，1996)，或在城市打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家乡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 Cassarino，2004)。阿马萨利特别强调，外出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家乡的回报率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最为明显( Ammassari，2004)。斯塔克又从相对购买力水平和家庭风险分散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回流的动机，由于外出务工者在城市里很难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即使返乡后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为了降低相对贫困感，迁移劳动力也会做出回流的决策( Stark，2003)。

　　(二)家庭状况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

　　关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已有研究分析的自变量主要是迁移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性质、人均耕地、在外流动时间、相对收入水平等。此外，家庭特征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作用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

　　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迁移者是否选择回流的重要因素，对于女性劳动力尤其重要。赵耀辉研究发现，有配偶的迁移劳动力的回流概率比单身外出者高出15. 4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如果配偶并未随之外出，那么该迁移者返乡的概率会增加16. 1个百分点( Zhao，2002)。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已婚状态迁移者的回流概率是未婚者的3. 7倍，这主要是因为已婚者迁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更高一些( Wang＆Fan，2006) )。沃代尔等进一步研究认为不仅结婚会增加迁移者回流的概率，而且家庭规模也会增加外出务工者的回流，因为结婚会增加劳动力在外就业的物质资本和心理成本( Vadean＆Piracha，2009)。在扎卡然科的模型中，已婚者回流的概率明显小于单身迁移者，尤其是已婚女性( Zakharenko，2008)。

　　家庭结构如孩子数量、老年人数量等也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有较大的差异。达斯曼等人研究发现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对迁移劳动力是否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家庭中孩子越多迁移者越倾向于继续在外流动( Dustmann etal.，1996)。在赵耀辉构建的模型中，家里6岁以下、6－12岁孩子数量以及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对外出务工者是否回流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Zhao，2002)。而白南生和何宇鹏则研究发现，子女上学已经成为影响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事件，有近10%的回流劳动力把孩子上学作为回乡的原因( Bai＆He，2003)。在多元logit回归模型中，家庭中正在上学的孩子数量对迁移劳动力是否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中上学孩子数量每增加1个，迁移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增加1．1倍( Wang＆Fan，2006)。法比安和斯特拉卡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Fabian＆Straka，1991)。

　　布莱希特通过研究从南欧前往德国务工的劳动力回流状况，，发现家庭社会网络对移民的回流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成员都生活在迁出地农村的迁移者更倾向于回流( Brecht，1994)。汪三贵等( 2010)利用调查数据专门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同质性的社会网络的扩展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如有作为个体或私营老板的亲友等。在农村，土地禀赋是决定一个农户家庭发展的根本，也是影响家庭成员迁移与否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认为，家庭中人均土地数量每增加1亩，迁移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1. 1倍( Wang＆Fan，2006)。而在赵耀辉的模型中，家庭土地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并无显著的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迁移劳动力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每低于劳动力平均数量1个劳动力，那么家庭中迁移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5. 2个百分点( Zhao，2002)。还有学者从 “风险厌恶”( Co et al． ，2000)和乡土情结( Lucas，2003; Dustmann，1996)等角度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原因做了分析。从研究方法上看，一般采用的是二元选择模型，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了其他计量经济学工具，如哈瑞( Hare，1999)采用了参数估计的威布尔模型( Weibull model)，罗凯( 2009)采用了面板二元选择模型( panel logit-model)，葛晓巍和林坚( 2009)则利用事件史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回流。(三)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理论与假说个人迁移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之所以从家庭禀赋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回流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家庭对于个人行为选择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农户经济发展和家庭决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往新迁移经济理论只是强调迁移者以家庭总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个人迁移是家庭决策的结果，但未对迁移者的家庭禀赋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没有深入分析家庭状况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①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是个人禀赋的外延，是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利用的资源;但与此同时，个人的行为选择还会受到家庭禀赋状况和家庭决策的约束。

　　1． 家庭决策与农村劳动力回流选择

　　在市场程度相对较低的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农村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也是农民的基本福利供给单位，承担着农业生产、生活保障、经济扶持和福利供给等多重功能。在中国农村家庭中，有着比较特殊的代际继承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并供其读书，还会为其盖屋娶妻、照顾子女，子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安排和影响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尤其是信贷和保险市场缺乏，农民在农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为了改变这种落后被动的局面，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经济地位，户主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后自然做出派人外出务工的决定(杨云彦、石智雷，2008)。而且一般来说，在农村家庭中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即存在家庭劳动力边际产出非常低或者接近于零的情况，从家庭总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家庭决策者会安排成员外出务工。从这个角度考虑，农民外出务工是家庭决策的结果，那么当外出务工者在外地就业遇到困难或者生活状况不满意时，或者在家乡有较好的发展机会时，就会选择返回农村。另外，在节假日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家乡，春节后还会继续外出。由此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城乡往复式循环流动( circular migrants)。由此也可见，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依附性(石智雷、杨云彦，2009)导致的结果是，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农村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迁移劳动力会选择返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至少带来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动力不足。

　　2．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家庭禀赋效应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家庭禀赋效应主要是指家庭禀赋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长期保障和增加回流后的投资回报，而这两点正是当前部分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

　　基于家庭禀赋的农村投资回报率增加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从家庭禀赋作为个人发展能力拓展的视角来看，家庭禀赋可以使得迁移者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家乡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并且家庭禀赋的经济效应只有在迁移者家乡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实现。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和制度条件的约束，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多是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多年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有所积累，但在城市部门向上发展的空间和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较少，但是他们这种积累在返乡后可以盘活家庭已有的资源禀赋，使其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外出务工者回流农村，会带回一定的技术、知识或资金，也可能建立起和外界的社会网络，这样不仅可以使原有能力在农村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可以使整个家庭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

　　另外，家庭禀赋还为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了养老保障的作用。首先，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土地分配制度可以为每一位农村劳动力提供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并且农业生产的门槛较低，对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没有太多要求，身体状况较差、年龄较高的劳动力也可以借此维持生活。其次，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可以为其提供资金或者人力的帮助，以缓解伤、病冲击，平滑收入风险。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里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

　　不过这种支持系统往往还是建立在迁移者与农村家庭保持不断联系的基础之上，包括迁移者往家乡汇款、节假日或者亲人庆典时返回等等。这也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往复式循环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陈，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与外出务工相比，迁移劳动力越容易选择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力又倾向于外出就业。

　　假说2:家庭社会资本有助于迁移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是随着家庭社会资本值的增加，那些家庭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家庭的劳动力则更愿意回流家乡就业。

　　假说3: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同时可以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可以为外出务工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又会促使劳动力在本地就业或者迁移者回流农村，总体来说后者更为明显。家庭自然资本也有类似的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设计

　　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户的家庭策略选择?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从前面的理论分析出发，我们分别从家庭禀赋对家庭决策和个人行为影响的角度来估计家庭禀赋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影响。首先，从家庭决策的角度，我们将家庭作为分析研究的基本单位，把所有的家庭成员看作一个整体，家庭成员的就业和流动选择都是家庭统一决策的结果。家庭的就业流动策略可以划分为三种:家庭有成员正在外务工但没有回流者、家庭有外出务工回流劳动力、①家庭所有劳动力都无外出务工经历。在模型中，我们以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作为参照组。

　　然后，我们把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纳入个人行为决策框架。和上一模型中将农户家庭作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不同，在本部分我们把劳动力就业流动作为个人行为选择的结果。家庭禀赋是劳动者个人能力的扩展，是劳动者自身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流动呢?根据就业流动状态的不同，我们将农村劳动力划分为三类:从未外出务工、正在外地务工、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已经回流农村。也就是说，一个农村劳动力有三种就业流动状态可供选择。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估计家庭禀赋因素如何决定劳动力处于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我们以正在外务工者为参照组，其系数标准化为零。自变量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正在外务工来说，劳动者更倾向于处于此种状态;自变量系数为负则相反。

　　由于在研究中我们的解释变量选取的是劳动力当前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社区环境，而有一部分被访者的就业流动选择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调查所获取的就业流动性是当前所处的状态，我们要考察的就是被访者为什么处于这么一种状态，而不是其他。①在计量模型中，我们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也是一些有着较长时间持续性的因素，或者是时间的长期积累值，如家庭财富值就是家庭长期经济状况和经济水平的积累结果。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流动状态研究有两个对比分析，一个是回流后的劳动力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的对比，另一个是回流劳动力和正在外务工的劳动力的对比，这种比较设计主要是探讨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为什么选择回流，或者说哪些劳动力选择了回流。我们2007年的农户数据可以满足这两个研究的需要，因为数据调研采取的是分层整群抽样，分层抽样可对所选样本县有足够的代表性，村级单位的整群抽样可以覆盖到村内不同农户，另外调研数据还包括了每一被访农户家庭所有成员的个人信息。所以，2007年农户调研数据对所选农户的家庭成员、所选村的农户、所选样本县以及中部地区农村都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了更好地体现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在建立第二个回归模型时，我们对被访者做了选择性处理:研究对象是15－64岁的农村劳动力，扣除了正在读书的学生样本以保持与同类研究的一致性;样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存在数据缺失的不予保留。在家庭禀赋指标的设定和测量方面，由于家庭禀赋涉及面广，零碎而复杂，不仅包括各种经济资本(如存款、土地、财产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等。因此，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对于家庭禀赋的衡量通过界定可量化指标和主观评估指标来获得相关数据。

　　(二)变量设置与测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有两组，一组是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成员的就业流动性进行综合考虑，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家庭成员中有回流劳动力(设置为1) ;一类是家庭成员中有劳动力正在外务工，但现在无回流劳动力(设置为2) ;还有一类是家中劳动力都无外出务工经历(设置为0) (见表2)。另一组考察的是劳动力个人流动状态。根据当前就业流动状态的不同，划分为三类:一类是该劳动力无外出务工经历(设置为1) ;一类是劳动力曾外出务工现在已经回流(设置为2) ;一类是劳动力正在外务工(设置为0)。对于迁移劳动力回流的衡量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回流的时间和回流的状态，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劳动力的回流状态和将来迁移意愿来综合衡量。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是否有外出务工(工作流动)经历?①有，已经回来，近期没有外出打算;②有，现在在外务工，或者临时回来;③否，从未外出就业”。选择①的劳动力被设置为回流劳动力。

　　解释变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家庭禀赋。家庭禀赋是影响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劳动力在做出流动决策时不再只是以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差异为依据。由于调查所取得的家庭禀赋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本研究采用Z标准化的办法进行处理。通过各指标的相对影响值和各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就可以确定各指标的综合得分，从而求出迁移者家庭所拥有的四种家庭资本的数值(见表2)。关于四种家庭资本的指标选取和测量方法，具体如下。对人力资本的测量设定了三个指标:其一是家庭成员生产能力指标，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来体现。其二是家庭成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指标，以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来体现。测算方法以接受学历教育情况为准，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①其三是家庭成员综合素质指标，测量时首先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职业状况结合其年龄赋值，①然后将家庭所有成员得分进行加总(见表1)。衡量人力资本的三个指标分别赋予0. 3、0. 3和0. 4的权重，②把各指标值算出后，先进行标准化，然后进行加权求和。

　　表1以家庭成员职业和年龄为特征的人力资本赋值(表1略，详情见出处)

　　关于家庭社会资本，我们重点关注农户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一般认为，一个人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社会网络质量越高，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反之，其社会资本就越贫乏。家庭社会资本则由社会网络规模与质量的乘积来衡量。③具体指标选择中，社会资本的规模由关系种类来衡量，社会资本的质量由紧密度来衡量。本文依据农村家庭生产的特点，按照社会网络提供支持的功能不同，将农村家庭社会网分为“财务支持网”、“劳务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三种类型。①家庭财务支持网、劳务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关系种类分别有0种、1种、2种和3种等四种情况。考虑到后面涉及的运算，这里将关系种类的这四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2，4和6。社会网络的紧密度是指各种网络关系成员与其本人关系的密切程度，本文着重考察被访者与邻里关系、村干部关系和直系亲属关系密切程度及交往频率。

　　对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设定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家庭住房状况，以农户住房类型、住房面积和住房使用年限为准进行测算，并给这一指标赋予0. 3的权重。第二个指标是家庭的物质财富积累值，其获取方法为:直接询问被访者家庭中所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将拥有某项资产的样本比例p标准化为数值Z，由Z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权数W，然后与家庭中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数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这一指标赋予0. 4的权重。第三个指标是农户的货币年总收入，包括农户通过农业生产、个体经营和外出务工等获得的收入。这一指标赋予0. 3的权重。家庭经济资本总值为家庭经济资本三个指标标准化后加权求和所得数值。

　　农户的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土地为农户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农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本。我们将自然资本分别以农户家庭拥有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个指标来衡量。②考虑到家庭禀赋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首先选入了一组反映家庭户主个人能力的变量，包括户主的文化程度、生产积极性、技术获取积极性、社会交际积极性、培训参与积极性和户主的最远足迹。户主的个人能力基本上可以代表家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能力，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成员就业流动的行为选择，并且家庭禀赋对家庭成员流动决策的影响往往是和家庭的行为选择能力一起发生作用。只有控制住家庭的行为选择能力，才能更好地估计家庭禀赋对家庭成员就业流动选择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将户主个人能力作为家庭禀赋的一种扩展。

　　解释变量的另一部分是模型的控制变量，即在模型中控制住的个人特征、社区和制度环境因素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引入劳动者个人特征变量主要是为了控制个人特征差异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包括劳动者与户主关系、劳动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社区和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森( 2002)在探讨人的可行能力时，认为个人能力不仅是体现在人自身的各种素质性因素，还包括可供其使用的社区资源和政治权利。本模型中引入的社区和制度性因素包括社区生产基础设施条件、农资和农产品经销渠道、政府财政补贴、政府管理环境等(见表2)。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2007年8－9月份对湖北省丹江口、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入户调查。调查样本点为湖北、河南和山西三省交会处，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05年，丹江口市人均GDP是8361元，郧县人均GDP是3028元(十堰市统计局，2006)，还不到湖北省人均GDP( 11431元)的1 /3，而2005年全国人均GDP是14040元;占样本量51. 3%的河南省淅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南阳市统计局，2006)。

　　本次调查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PPS)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实际调查的农户包括了这3个县24乡镇、58村、118组、3144户，共13864人。2006年有成员外出务工的1904户，占总户数的60. 6%，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有1240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00份，有效问卷3144份，有效率为98. 3%，实际抽样比为4. 78%。抽取样本户的空间分布为:郧县551户、丹江口898户、淅川1695户。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7. 1%，女性占32. 9%;已婚的占89. 3%，未婚的占2. 9%，丧偶离异的占7. 8% ;没有上过学的占18. 2%，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30. 8%，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1. 0%，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0. 0% ;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占7. 6%。

　　表2家庭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表2略，详情见出处)

　　农户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农户家庭①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的经济社会信息、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对当地制度环境的评价。本文采用的资料涉及调查的所有部分，除了家庭成员基本信息以外，还有家庭社会状况，包括兄弟姊妹的情况、社会网络现况(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工作学习关系、地缘［居住］关系、组织领导关系等构成)、获取信息的方式、地理生活足迹、获取新技术的主动性、农闲时间的活动安排等。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农户拥有的生产资产及其构成(经济地位)、耕地数量与质量、耕地农作物产出量、现金收入来源及其构成、生活中的现金支出(含流动资金)等。

　　四、结果分析

　　(一)家庭禀赋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家庭决策

　　1． 家庭禀赋的作用

　　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所引入的家庭禀赋因素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对外出务工家庭和劳动力回流家庭的影响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相比较来看，家庭人力资本变量对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和有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强度都是最大的，家庭人力资本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中有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8. 379倍( Exp(β) =9. 379)，而家庭有成员在外务工的概率就会增加11. 775倍( Exp(β) =12. 775)。也就是说，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高，而劳动力回流则是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下一个阶段的再选择。家庭人力资本的平方值对家庭有回流劳动力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家庭社会资本及其平方值对农户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和回流有着截然相反的影响，但是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其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就业，他们比较容易在外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随着家庭社会资本值的增加，那些家庭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家庭的劳动力则更愿意在自己家

　　表3农户家庭成员的就业流动决定模型: 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表3略，详情见出处）

　　乡就业，回流农村成了他们的首选。该结果和我们的假说2基本相符，但是由于本模型中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和有劳动力回流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标准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家庭有成员在外务工的概率就减少30%，农户家庭有回流劳动力的概率就减少26. 7%。相比较来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更容易选择回流。家庭经济资本平方值对两者的影响系数都为正值，但都不显著。这里很难排除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说，外出务工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家庭自然资本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回流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自然资本标准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有回流劳动力的概率就会减少20. 6%。但是家庭自然资本平方值对家庭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并不显著。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其迁移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减少，当家庭自然资本达到一定数值后，大约在等于0. 396时①(家庭自然资本均值为 －0. 04)，家庭外出成员开始倾向于回流农村。

　　我们将户主个人能力作为家庭禀赋的一种扩展。从回归结果来看，户主个人能力诸变量对家庭劳动力回流基本上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影响只有两个变量显著。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其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低，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概率降低11. 8%，家庭成员回流农村的概率降低10. 3%。户主生产积极性(即农村农闲时期劳作的积极性)和技术获得积极性对家庭劳动力回流有着显著的影响。户主生产积极性越高，技术获得积极性越低，家庭成员有回流者的概率越高。这两个变量对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影响并不显著。生产积极性越高，一般来说越适合于农村的农业生产，因为农业生产自主性更强一些。户主的最远足迹对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和回流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在0. 01统计水平上显著。户主的最远足迹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增加0. 628倍，而家庭有回流劳动力的概率会增加1. 249倍。

　　2． 其他因素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社区的生产性环境对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和回流都无显著的影响，可见当前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不能吸引外出务工者回乡发展。当地政府的农业政策，尤其是农粮补贴，对农户家庭有成员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当前普遍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农户家庭形成的收入效应更为明显，它使得外出务工者可以更安心地在外地就业，而缺乏回流农村的动力。这一变量对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并无显著影响。政府管理环境对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和回流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环境的改善整体上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行为有着阻碍作用。

　　(二)家庭禀赋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影响

　　1.家庭禀赋的作用

　　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发现在所有回归方程中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模型非常稳定。模型估计结果详见表4，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与外出务工相比，劳动力越容易选择留在农村就业或者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力又倾向于外出就业。家庭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劳动力选择一直留在农村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0. 912倍( Exp(β) =1. 912)。家庭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外出后回流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平方值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那些家庭人力资本值更为丰富的劳动力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不会选择回流。这和张宗益等( 2007)的研究比较接近，该研究认为，留在家中的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个，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降低28. 6%，但该研究并未考虑劳动者个人素质因素。

　　第二，家庭社会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影响显著，对劳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务工没有显著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务工后越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不会回流;但是家庭社会资本值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劳动者又倾向于回流农村就业。在转折点处，家庭社会资本值为0. 455。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社会资本均值为0. 03，最大值为3. 48，70. 5%的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未达到这一拐点值。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农村劳动

　　表4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选择模型: 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表4略，详情见出处）

　　力，家庭社会资本可促进他们外出就业，但是家庭社会资本比较丰富的农户更倾向于在农村当地发展，所以外出一段时间后也会选择回流，但是当前农村绝大多数家庭社会资本未达到这一临界值。

　　第三，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劳动力外出后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的概率会提高一倍。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外出务工过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家庭经济资本值越高，越不倾向于外出务工。

　　第四，家庭自然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回流呈倒U字型曲线关系: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由家庭自然资本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值可以算出，家庭自然资本值0. 726为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转折点。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家庭自然资本的均值为 －0. 04，中位数为 －0. 29，最大值为9. 01，89. 8%的农村劳动力家庭自然资本未达到这一拐点值。

　　第五，户主的个人能力作为家庭禀赋的一部分，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分变量来看，户主的生产积极性越高，农村劳动力越不倾向于外出就业，在外劳动力也越倾向于回流。相比户主生产积极性低的家庭，户主生产积极性高的家庭的劳动力不外出务工的概率是其1. 199倍，已经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回流的概率是其1. 319倍。户主对新技能积极性高，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降低15. 5%。户主的最远足迹对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务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外出劳动力是否回流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户主见识越广，视野越开阔，越会鼓励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但是劳动力一旦外出就业后，他们对外出务工就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是否选择回流往往需要根据在外就业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今后的打算来做出决策。

　　2.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模型中，我们还控制了个人特征、社区和制度环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第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选择外出务工;对于已外出劳动力，男性则不容易选择回流。第二，农村外出劳动力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年龄稍大的、并且文化程度较低的更倾向于留在农村就业。第三，没有结婚的劳动力更容易外出务工，外出后也不容易选择回流，一般会继续在外务工。第四，党员身份和非农业户口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发展，不会外出务工。第五，与户主相比，户主的配偶和户主的父母不容易选择外出务工，户主的子女或者媳婿更倾向于外出就业，并且户主的子女或者媳婿外出后不容易选择回流。

　　社区和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估计结果显示，社区交通条件越好，银行信贷越方便，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外出就业。政府农业补贴和农村扶持政策的实施并未增加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反而使得外出者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只有政府管理环境的改善使得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就业。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是农户家庭理性的前瞻性行为，在他们做出迁移决策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他们农村家庭的禀赋状况以及在城市生活、工作的预期，还会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和保障。家庭成员的就业和回流选择是家庭行为策略的一部分，都是基于家庭禀赋状况做出的理性决策。家庭禀赋有三种与劳动力回流有关的作用。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回流提供迁移和就业搜寻物质支持，家庭社会资本可为劳动者返乡就业提供社会网络和信息支持;第二，家庭禀赋是一种可以为外出务工者或者回流者提供长期保障的财富;第三，家庭禀赋可以增加迁移者回流农村就业的投资回报，对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回流农村有拉力作用。第一种作用可以视为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第二和第三种作用可以视为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替代效应。即使在当前城乡收入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在城市部门中不能获得长期保障，迁移劳动力也会选择回流。

　　关于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分析基础，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在经验分析中，我们分别从个体行为选择和家庭决策两种不同的视角去验证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首先我们把家庭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劳动力的就业流动选择是家庭统一决策的结果。丰富的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中有劳动力外出务工或者回流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的回流。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家庭成员外出回流的概率会减少，但家庭自然资本达到一定数值后，外出成员开始倾向于回流农村。把劳动力就业流动纳入个人行为决策框架后，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与外出务工相比，劳动力越容易选择留在农村就业或者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力又倾向于外出就业。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的概率会提高一倍。家庭自然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回流呈倒U字型曲线关系，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

　　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来看，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有积极影响，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对劳动力个体的影响，或者说这是农村家庭的功能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了社会支持的缺席，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不足，不仅影响了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参与创业的积极性，也会影响农村劳动力及迁移劳动力对农村发展的信心。迁移劳动力回流家乡发展需要诸多资源的支持，尤其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在当前中国农村中，社会和政府可以为劳动者提供的资源相对城市非常匮乏，并且在很多地区市场机制也不健全，从市场中获得资源的途径非常有限。如果不能获得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或者资源获得的成本较高，他们只能求助于家庭，通过家庭渠道获得。但是家庭禀赋效应的发挥和个人或家庭使用、转换或再生产这些资源的能力也有着重要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应该为返乡劳动力的再就业做好引导和支持，在家庭之外构建起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起当地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平台，尤其要保证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规范。对返乡创业劳动者实施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政策性贷款可以为返乡劳动力初始创业的启动提供条件和动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只是以湖北省和河南省三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来分析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缺乏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所以不能够进一步比较劳动力回流动力机制的地区性差异，也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劳动力回流的特征与趋势。另外，一些理论上讨论的家庭禀赋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在这里的计量模型中未能很好地得以反映，比如家庭禀赋的长期保障效应。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之一，尚需新的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本文关键词：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