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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发布时间:2016-12-01 12:02

  本文关键词: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投稿:毛儳儴

 

 

1问题提出由于资源禀赋、人文环境及产业基础的差异,一国内部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但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尤其大,如何缩小区域差异因此是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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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为:

 

  

 

  其中M取值在[0,2]区间内,当M等于0时,说明经济和人口完全匹配地分布,各地区拥有的经济份额和人口份额相等,越接近于0说明经济和人口的匹配程度越高,当M等于2时,说明经济完全集中到一个地区,而人口集中到了另一个地区。因此,M值越接近于2,表示人口和经济分布的不匹配度越高。

 

  借鉴标准差的计算方法,将其中平均值替换为另一个变量即可得到反映空间整体不匹配度的V指数,计算公式为:

 

  为第i地区的人均GRP,为全国的人均GDP值。

 

  3 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的时空演变

 

  使用上文构造的三个描述不匹配度的指标,我们来观察一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地区差距及其变化状况。首先,看一看R指数的变化状况。该指数用途较广,从指数计算公式来看,它和人均GRP具有正向单调关系,而且既可以反映单个区域不匹配状态,又可以描述空间整体不匹配程度。图1描绘了中国各省市区R的分布状况。图1上图显示,2010年R指数高于1的省区中,80%的地区位于东部,这些地区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发达地区,西部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辽宁也在此范围中;中西部的绝大多数省区R低于1,其中云、贵、甘、藏是R值最低的四个地区。空间整体不匹配状态可以通过估计R指数的密度函数来直观地反映。图1下图计算了1978、1990、2003和2010年②四个年份的R的密度函数③,概率密度函数呈“钟形”,钟形的宽窄反映了R指数的离散程度,“钟形”越宽说明R指数越分散。1978年与1990年,钟形距离纵轴位置大致相同,但注意到1978年R呈多峰分布,这表明1978年R分布离散程度更大。1990-2003年,R的密度函数向左移动,而且钟形在收窄,这表明省际R值在向一种偏离的状态收敛,即不匹配度在扩大。2003-2010年,R的密度函数向右移动,这表明匹配指数在向均衡水平收敛,不匹配度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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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我国省际R指数的分布特征

 

  Figure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ial R Index in China

 

  数据来源:GRP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再来看一看V指数和M指数的变化情况。图2显示了V和M指数的计算结果。由图2可以看出,两个指数的波动非常接近且其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0年间,不匹配度呈现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这个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原本落后的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而原本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直辖市和东北三省的地位有所下降,一升一降使地区差距被“削平”,故我们观察到不匹配度在这一时期稳中有降。1990-2003年间,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导向是效率优先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东部区位优势显现,东部地区迅猛发展,超越了东北地区,并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这一时期不匹配度显著扩大。2003年后,不匹配度又开始逐步下降。这一时期,国家相继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所致。而在东部地区要素价格攀升、投资回报率迅速回落的影响下,东部产业出现了大规模的西进趋势,这刺激了中西部地区的增长,使地区差距迅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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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1978-2010年间不匹配指数的演变情况

 

  Figure 2 Variation of the Mismatch Index,1978-2010

 

  数据来源:同图1。

 

  以上基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视角对区域差距的观察是否和传统方法下得到的结果一致呢?图3计算了省际与区际两个维度的区域差距指数,其中,左图中给出了省际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威廉姆森指数④,右图则描绘了区域间的变异系数和相对差距(以东部地区为100)。需要指出的是,人均GRP分布是以1978年不变价格折算后的序列。省际与区际区域差距指数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威廉姆森指数显示1978-1990年区域差距有所下降,其他指数在该阶段处于稳定状态;1990之后各指数均快速上升,2003年达到顶点,2003-2010年间出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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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1978-2010年省际区域差距指数变化

 

  Figure 3 Variation of Provincial Inequality,1978-2010

 

  数据来源:同图1。

 

  综上可以看出,传统的区域差距指数和我们使用的不匹配指数变化显示出高度一致性,都显示出中国区域差距呈现先稳中有降,然后迅速扩大,再稳步缩小的趋势。尤其是2003年后出现了一致地稳定下降态势,这意味着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已经出现由不断扩大到逐步收敛的转折。

 

  4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动态分析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的角度来看,区域差距来自于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不协同。假定一个国家最初不存在区域差距,且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速度在任何地方都一样,那么,各区域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保持不变,人均GRP到处都相同,区域差距就不会出现;但如果二者聚集速度速度不同,比如说产业聚集速度更快,人口没有相应跟进,导致经济份额超过人口份额的幅度越来越大,则地区间人均GRP分布不可避免地会呈现更加分散的状态。这里使用基尼系数简单地度量省际人口与GRP的聚集程度。由图4不难发现,GRP整体呈现聚集度增强的趋势,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6提高到2011年的0.43,人口分布聚集度有所下降,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7降为2011年的0.35。很显然,人口和经济的聚集是不协同的,正是这种不协同导致了中国区域差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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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1978-2011人口与经济聚集过程的对比

 

  Figure 4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1978-2011

 

  数据来源:同图1。

 

  进一步地,我们将全国被划分为四大区域——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以人口与GRP占全国的份额反映聚集程度的变化,分别考察了四个区域人口与经济聚集的变化趋势。由图5可以清楚地看到,产业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明显,特别是1990年以后提高更快,经济份额由47.4%提高到2010年的55.7%,提高8.3个百分点。但东部人口聚集速度却落后于经济聚集速度,1978年前者低于后者9.6个百分点,到2010年两者差距扩大到15.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是我国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区域,其经济份额高于其人口份额,二者分别为14.0%和9.1%,但此后的30多年中,经济地位快速下降,经济和人口份额之差逐步缩小,由1978年的4.9下降到0.8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份额一直低于人口份额,2010年,两地区经济与人口份额分别为18.3%、26.8%和17.0%、27.0%。从发展趋势来看,1990年以前,中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份额之间的差距相对稳定,1990年后差距迅速扩大,2003年后差距呈现缩小的迹象,1990-2003年间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人口份额分别下降2.7、0.8和3.0、0.3个百分点,2003-2010年间分别下降1.0、1.8和0.1、1.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经济份额下降速度在减慢,而人口下降速度在加快,这必然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人均GRP向均衡水平收敛。综上可知,整体空间上的人口与经济聚集不协同现象主要是产业向东部地区聚集的同时,没有相应带动人口聚集所致,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份额不断下降,人口却未能相应转移出去所致。尽管实际中也观到大量劳动力跨区域流入东部的现象,但这种流动规模对其人口规模提高的贡献远不及经济份额的提高。

 

  为期初的指标值。u为误差项,由于全微分公式中省略了二次以上的展开项,因此会造成一定误差,但这个误差非常小,通常忽略不计。

 

  上文不匹配度与区域差距特征显示区域不平衡发展明显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0年、1990-2003年、2003-2010年。表1中列出了根据(2)式计算的四大区域整体的不匹配度分解结果,以及各阶段期初和期末的R指数。需要说明的是,分解结果可能出现一种效应为负,而另一种效应贡献超过100%的情况。这是因为,当人口或者经济份额变动方向与R指数的变动方向相反时,其变化阻碍了不匹配的变动,故其效应贡献为负,而另一种效应的贡献必然要抵消前者的影响,故其贡献会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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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可见,东部地区的R指数一直高于1,其中前两个阶段R指数上升,第三阶段R指数有所下降。第一阶段中,东部A效应为正,B效应为负。这表明由于产业大规模向东部地区聚集,而人口流入所带来的人口份额提高远不足以抵消经济份额的提升,造成不匹配的扩大。第二阶段,东部地区不匹配度大幅提高,两种效应的大小和方向与前一时期基本相同。第三阶段,东部地区不匹配度从1.56降为1.40,A效应和B效应均对不匹配的下降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后者贡献要强于前者。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两种效应的贡献发生了逆转。2003年以后,东部人口聚集效应转变为正,而且对不匹配变化的贡献超过了经济聚集效应。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下降,致使其GRP份额降低,2010年比2003年下降2.2个百分点,但更重要的是人口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保持了较快的势头,人口份额上升了2.5个百分点,这是使得B效应超过A效应的关键。

 

  东北地区不匹配度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55逐步下降为2010年的1.04。三个阶段中,东北地区的A效应均为正,B效应均为负。这说明,东北地区不匹配的逐步降低主要是因为经济地位的下降所致。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1978-2010年间,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滞后于其他地区,导致其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使其向均衡状态回归,故A效应为正。同时,由于东北地区成为了人口净流出地区,人口份额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R指数的下降,因而B效应为负。

 

  中部地区经济份额一直低于其人口份额,R值维持在0.8以下。第一阶段中,A、B两种效应均为正,而且后者贡献高于前者。这是因为,在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人口流出速度过于缓慢,甚至不足以抵消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的人口份额提高,反而推动了不匹配度地扩大。在第二阶段,A效应转变为正,B效应转变为负,这说明不匹配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本区经济增长过慢,经济份额出现快速下降所致。第三阶段,两种效应均为正,但A效应仍高于B效应。本期中,经济增长加速是不匹配度缩小的主要贡献者,这种转变可能与近年来东部产业大规模转移至中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自身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值得关注的是,本区人口大规模转移出去缩小了其人口份额,对不匹配度缩小产生近一半的贡献。

 

  西部是四大区域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R值基本在0.7以下。从两种效应的变化来看,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分解结果很类似,区别之处在于,1978-1990年间,西部地区经济聚集效应为正,人口聚集效应为负。这意味着,第一阶段中西部地区人口向外流动的趋势比较明显,虽然绝对规模仍在扩大,但其占全国的人口份额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故对不匹配状况的恶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03-2010年间,西部地区R指数提高近0.1,远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是四大区域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这正反映了,2003年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发展影响重大,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大项目的布局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分省数据能够使不匹配度分解的考察更加细化,表2给出了三个阶段的31个省区的不匹配度的分解结果。由表2可见,第一阶段不匹配度缩小和扩大的地区大致相等,缩小地区数量略占优势,第二阶段绝大多数地区不匹配度都在扩大,第三阶段各地区不匹配度缩小成为主流。从两种效应的贡献来看,总体上,A效应起着主导作用,贡献率基本在5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超过100%。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的不匹配度都在缩小,这些地区的B效应贡献较前一阶段明显提高,而且有超过A效应的势头。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随着近年来东部地区增速的下降,以及中西部地区增速反超,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在趋同,故其改变经济分布能量在削弱;而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户籍制度壁垒的降低,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反而有所增强,导致东部地区人口份额有较大幅度地上升,从而提高了A效应。中西部地区虽然A效应仍占主导地位,但B效应也比上一阶段大有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人口流动性提高,起到“削高补低”的作用。

 

  总体来看,中国区域差距变化过程中,经济聚集起到了主导作用,人口聚集的作用相对较小,这种影响格局在区域差距扩大的时期表现地尤为明显。但近年来,随着要素流动壁垒的下降,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放松,人口流动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大幅提高,对东部地区而言人口聚集甚至超过了经济聚集的贡献。因此,促进要素,特别是人口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5 不匹配度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考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程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状况。这里使用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指标的R指标来观察。由于R=1意味着区域处于匹配状态,可以R=1为中心,两边分别取相等的距离构造若干对称的区间,然后计算落在各个区域间内的区域数量占全部区域数量的比重来刻画不匹配度的分布状态,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借鉴了概率密度的思想。为评价区域的不匹配度状态,需要对各个区间所代表的不匹配程度进行分类,而分类就需要有参照标准,这里尝试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找出一个适宜的参照标准。我们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几个发展中国家不匹配度的历史数据进行了考察(参见表3)⑥,这里对这些国家的区域划分与中国省级区域基本相当,以便和上文中国分析的结果具有可比性。由表3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分布在0.7~1.3的R值区间内的区域数量占该国全部区域数量的比重在70%~90%之间,分布在0.8~1.2区间内的比重占50%~60%,分布在0.9~1.1区间内的比重占20%~40%。根据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按不匹配度的区间将区域进行分类:R值处于0.7~1.3区间内的地区可称为低度匹配,0.8~1.2区间内的地区可称为中等匹配,0.9~1.1区间内的地区可称为高度匹配。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表4中计算了1978、1990、2003和2010年四个年份,分布在三个匹配区间内的省级行政地区。高度匹配区间内分布的地区总体在减少,1978和1990年的地区数量大体相等,2003年高度匹配区间内的省区减少为4个,2010年减少为1个。中等匹配和低度匹配区间内的省区数量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过程,1978年最多,2003年最少,2010年又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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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地,图6刻画了四大区域和31个省级行政区的R指数,图中深色带状区域为高度匹配区间范围,外围浅色区域为中等匹配区间的范围,中间的虚线为完全匹配线。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R指数在中等匹配区间上边界之外,东北地区处于高度匹配区间之内,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中等匹配区间下边界之外。因此,如果以中等匹配为标准状态,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不平衡程度相对较高,而东北地区不平衡程度相对较低。动态来看,2003-2010年四大区域的R指数在向完全匹配线移动,31个省级地区的R指数也成收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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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跨国比较的结果,以及对中国省级地区类型的划分,我们可以从协调人口与经济集聚的角度提出促进区域向均衡发展的思路。当区域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匹配时,其原因要么人口承载过多、产业聚集过少,要么是产业聚集过多、人口承载过少。因此,对人口聚集过多的地方,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应该是引导人口流出的同时加快产业聚集和经济发展;而对于经济聚集程度偏高的地区,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则应该主要通过加快人口聚集来实现。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背后的动力是人口流动和资本的流动,人口流动表现为大量外出农民工进城运动,而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从中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来看,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就要求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流动,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

 

  根据不匹配度的分解结果,东部地区不匹配度下降主要是人口聚集效应所致。人口向东部聚集是市场力量的结果,政策制定应因势利导,顺应人口东移的趋势。产业转移虽然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这种转移往往是东部自觉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果,对东部地区长期持续发展也是有利的,因此东部地区不会因为产业转出而出现经济份额大幅下滑。另外,从主体功能区定位来看,东部地区生态容纳能力比较强,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空间。因此,东部地区向匹配区间收敛的路径主要以人口聚集为指向,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创造能力,继续吸纳中西部的人口进入,另一方面要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外来人口,使已经转移至东部地区的人口稳定下来。

 

  中部地区均衡发展要走人口流出和产业聚集并重的道路。近年来,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较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是经济聚集效应主导不匹配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发展条件上看,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基础相对厚实,环境承载力也较大,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中部地区的人口基数比较大,仅依靠产业聚集难以较快地实现本区域的均衡发展。因此,一方面中部地区继续承接东部的产业和投资,培育长江中游、中原等已初具规模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应继续输出人口,特别是已经转移至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的家属、子女需要迁移到东部。

 

  西部地区向匹配区间的收敛也是经济聚集主导的结果,这得益于上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从区域的主体功能来看,西部地区是国家生态功能区主要分布的地区,作为生态安全屏障的地位突出。虽然近年来西部地区通过开发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也不容忽视,对全国的生态安全也产生了一定威胁。整体上,西部地区需以维护生态安全为主,只能在少数资源、生态条件适宜的区域进行点状集中开发。但是,对于西部巨大的空间范围,点状集中开发很难改变西部地区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西部地区实现均衡发展的路径应主要通过人口流出来缩小分母实现。具体而言,一方面,继续引导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另一方面,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移民可考虑跨区域转移的方式,以达到缩小区域差距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

 

  东北地区处于高度匹配区间中,但其内部的省际异质性较高,吉林的匹配程度较高,而辽宁和黑龙江差异较大,前者R值稳定在1.3左右,后者R值下降幅度较大,两者折中效果出现区域匹配程度较高的结果。黑龙江生态安全功能地位突出,不适宜大规模聚集产业,实现地区均衡发展需要向外输出人口。辽宁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国家当前发展阶段的需求与辽宁产业优势比较契合,故而辽宁的经济聚集功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利用辽中南城市群的发展提高吸纳人口的能力。从区域整体来看,东北地区均衡发展的路径是促进人口由北向南部流动,实现区域内部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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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2003和2010年四大区域和省级地区的R指数

 

  Figure 6 R Index at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 in 2003 and 2010

 

  数据来源:同图1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这样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揭示了区域差距变动的动态机制,并探讨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通过构造不匹配指数,并对1978-2010年省际区域数据的计算,我们发现区域不匹配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0年先小幅下降,1990-2003年大幅提高,2003-2010年开始稳步下降。种种迹象显示,2003年是中国区域格局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拐点”,这和使用传统度量地区差距方法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中国区域差距已经出现收敛迹象。

 

  鉴于区域差距是由于人口和经济集聚过程不协同所致,我们将不匹配度变动分解为经济集聚效应和人口集聚效应后发现,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由经济聚集度变化所决定,人口聚集度变化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但随着人口流动壁垒的降低,其在缩小区域差距上的作用在不断加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和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中国应继续实施人口向东聚集和产业向西转移的“双向转移”策略。由于要素流动本身已经显示出促进区域均衡的倾向,区域政策的设计应采取顺向调节,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的方式来协助区域的均衡发展。具体到四大区域的均衡发展路径而言,东部地区均衡发展的路径要以聚集人口为主,提高经济发展的就业岗位创造能力,继续吸纳外来劳动力,同时要稳定现有外来人口,实现流动人口的本地化;中部地区在承接和扩张产业的同时,仍应继续转移出剩余人口,特别是在东部就业劳动力的家属;西部地区的生态安全功能突出,应采取面状保护、点状开发的策略,对本区域不能“消化”的人口,应通过鼓励劳动力向东部转移以及跨区域生态移民等方式解决;东北地区内部差异性较大,互补性较强,可通过促进区域内部人口由北向南的流动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

 

  ①不匹配指标的构建借鉴了李国平、范红忠(2003)的不一致系数,以及Williamson(1965)加权变异系数的思想。

 

  ②本文基于地区差距演变趋势及其背后国家区域战略的调整,将1978-2010年区域格局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0年、1990-2003年和2003-2010年,这样划分将在下文将给予具体分析。这三个阶段的起始点确定了四个时间点,比较这四个时间点的地区差距状态有助于我们对地区差距趋势的把握。

 

  ③这里使用高斯核密度函数来反映,估计过程需要确定窗宽和分布点数量等参数。文献中窗宽选择通常采用经验公式(徐现祥、王海港,2008),其中Std和N分别为对数R值的标准差和样本数量。实际计算时,我们发现对数R值的标准差在0.4~0.5波动,故选取一个中间水平0.45的标准差,计算得到窗宽W为0.20。核密度函数更确切地说,是将收入区间分割为若干个点(这里点的数量为50),估计这些点上的密度,估计函数公式为:。其中,k(x)指高斯核,x为某点的R值。

 

  ④基尼系数的公式为:

 

  ⑤这里需要指出,欠发达地区不匹配提高可能是因为经济份额下降所致,但考虑到经济集聚对发展格局的影响是全局性的,欠发达地区经济份额下降,可能并不是因为产业没有扩张,而恰恰是因为产业向发达地区集聚更快,使得欠发达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所致。因此,欠发达地区经济地位下降也是与产业或者说经济的集聚紧密相关的。为表述一致,我们统一将A效应称为经济集聚效应。同理,我们也将B效应称为人口集聚效应。

 

  ⑥将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与中国进行比较首先要控制发展阶段的差异。通常,人均GDP是判断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按可比价格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000国际元左右,主要发达国家在相似水平的年代大致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作者介绍: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8;蔡翼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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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8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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