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的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

发布时间：2016-12-02 09:03

  本文关键词：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的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的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 投稿：苏蚋蚌

 

 

修回日期：2013-06-19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753(2013)10-0147-10一、引言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000多万的速度增长，且出现了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增长越快的现象。若以常住人口统计，2009年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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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洁苏杨魏方欣

中国软科学 2014年01期

　　 修回日期：2013-06-19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3)10-0147-10

 

　　 一、引言

 

　　 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000多万的速度增长，且出现了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增长越快的现象。若以常住人口统计，2009年底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约60个，比1997年增加近60％。大城市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一方面为城市发展带来了人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不断加大，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供给困难等所谓“城市病”在超大城市普现。如何进行超大城市人口的宏观调控并有效治理“城市病”?这既是我们当前急需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以及城市病的治理都难言有效。例如，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际的人口规模总是超前大幅突破城市规划所设定的人口目标，以致各种生产和生活设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是不是一定会得病?城市病是否主要因为人满为患?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病”不是内生的，与城市人口规模有相关性但并非因果关系。大城市的确人多，但不一定“满”，更不一定“为患”。那么为什么大城市人口规划目标会出现“屡设屡破”的局面?究竟该如何看待人口承载力?如何进行城市规划以控制人口规模?如何从人口要素方面控制城市病?要系统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人口承载力及其影响因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恰当的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思路和建议。

 

　　 二、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国际上，人口承载力的定义多达几十种，但通常是指特定区域在资源环境状况允许和人类正常生活可以承受的情况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规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口承载力的测算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些学者采用地理学方法，从自然资源的限制角度来测算区域人口承载力(即按照生态学上的最小限制因子，即俗称的“短板”来进行的)，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措施[1-6]。这些研究中，最后确定的人口承载力几乎都是以水资源这个短板为据。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没有被证实的情况下已在许多方面得到应用，如北京等一些超大城市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流动人口的调控措施和土地利用规划，均是以人口承载力为依据。以此研究为基础的人口规模调控和“城市病”治理措施通常集中于户籍制度管制及其相关的行政管制。以北京为例，为了达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目标，北京市采取了对户籍人口迁移的严格限制、对外来人口实行总量控制、限制外地劳动力的就业工种、以房管人等措施，这些手段都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北京相关规划中的人口上限屡设屡破。北京1983年所确定的2000年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目标，1993年确定的2010年1250万的人口目标，2005年确定的1800万的人口目标，都是基于对北京人口承载力的考虑①。但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北京1983年确定的人口目标时隔三年被突破，1993年确立的2010年目标2000年被突破，2005年确定的目标也提前10年被突破②。北京的这种实情，显然使目前的多数研究被证伪——在还没有大规模调水的情况下，北京并没有出现危机③。

 

　　 既有北京人口承载力研究屡屡被证伪，说明从自然资源限制因子角度进行研究的技术路线存在一定的弊端：这方面的研究多是静态的分析模式，以静态的角度看待封闭系统中的自然资源及其对人口的影响，忽视了开放系统中资源利用的总量可调和资源使用效率存在弹性，尤其水资源使用效率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较大提高，相同数量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承载人口的能力可能有天壤之别。

 

　　 还有一些学者综合各种影响因素，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城市人口规模问题。这些研究考虑自然地理、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就业等多方面因素，通过综合测算来研究人口承载情况，为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提供依据[7-8]。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人口承载力众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对于经济因素的研究并不具体，对于经济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缺乏分析，更缺乏数理和经验论证。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促使人们认识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和“城市病”治理措施不仅要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控制，还要改善城市管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9-15]。比如段成荣[11]、黄润龙[12]认为超大城市不是必然就有城市病，关键在于科学的城市管理和规划以及采取得当的调控措施。

 

　　 总体来说，目前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缺少能解释实际现象的理论分析，这样就难以设计合理可行的人口调控手段。对于这些方面的不足，我们需要跳出原有研究的路数，将人口要素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重新对影响人口承载力的各方面因素进行研究，并将其应用到人口规模调控和城市病的解决中。

 

　　 三、影响人口承载力的因素分析

 

　　 如前文所述，基于人口承载力研究所设定的人口规划目标“屡设屡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影响人口承载力的因素判断有误，由此，有必要厘清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人口承载力具有直接影响的因素。总体而言，根据人口承载力的定义，资源环境状况、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公共服务状况以及文化④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人口承载力和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资源环境状况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人口分布的格局，但这方面的约束力已经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而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对人口迁移意愿、区域人口承载力以及区域间人口分布状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愈加突出。同时，随着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形式，公共服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使得公共服务状况也成为影响人口迁移和分布的重要因素。不过，这些影响因素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程度是不可等量齐观的。我们认为：只有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才是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决定性因素，资源环境等是间接影响因素，只是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的构成要素之一。

 

　　 这个有别于传统认知的判断可以通过图1来系统表达：资源环境状况，与劳动力、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由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要素成本决定的，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来间接影响人口承载力(图1中用虚线表示)。直接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是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包括了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及其决定的就业容量，图中用实线表示)，水、土地等资源是作为一种成本要素影响到人口承载力的，并非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资源环境状况制约了区域发展，政府可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决定是否采取政策措施对资源进行开发或对环境进行改善，从而改变区域人口承载力[16]。例如，水资源的约束刚性可以通过水库、调水等水利工程建设以及贸易导致的虚拟水转移而弱化，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为解决水资源的限制在成本-收益比较下采用调水措施，而以色列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也从另一个角度突破了水资源的限制。这说明，只要经济上“划算”，资源环境对人口承载力的限制作用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公共服务主要依靠财政资金支持这个特点决定了公共服务状况与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高度相关[17]。所以，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而非自然条件才是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决定因素。

 

　　

 

　　 图1 区域人口承载力影响因素分析

 

　　 这个结论不仅可以解释以人口承载力为依据所确定的人口规划目标屡设屡破的原因，还可以解释许多现象：例如，农业时代人口分布与水资源状况等高度相关。这是因为，在农业时代(目前许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仍然处于这个时代)，表面上来看是资源环境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但其实直接影响人口承载力的，还是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只不过农业时代的支柱产业——农业——高度受制于气温、水资源、地形等自然地理条件，所以就显得好像是资源环境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而在现代社会，只要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支持，沙漠中也可以发展出百万人口以上且欣欣向荣的城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都是例子。

 

　　 由于人口合理分布是以区域人口承载力为基础的，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也解释了我国人口分布变化的实情：对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我国来说，胡焕庸线的基本规律在70年的发展后仍基本不变，不是说明自然条件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是因为经济规模的空间分布仍然向东南倾斜从而带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如此——实际上我国如果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空间分布协调的话，东南一隅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未来胡焕庸线规律描述的人口分布向东南倾斜的情况可能也应该更突出。

 

　　 四、区域人口承载力影响因素的数理论证

 

　　 1.基于生产函数的数理论证

 

　　 以上我们论述了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而非资源环境状况才是区域人口综合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不同的产业结构对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自然条件的要求情况有很大区别，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比例越高，则某区域对水资源的需求越低，该区域的人口承载力也越大。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还需要从数理方面进一步论证，论证的要点是：人口承载力是可变的，资源环境状况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弹性。对人口承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可以作为投入要素，人口承载力是产出“划算”的上限。我们将基于生产函数对这一结论进行数理分析。

 

　　 =0.3时，劳动产出弹性较小时，水资源的产出弹性比较大，人口数量增加的速度比较缓慢，这时劳动产出弹性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大于水资源产出弹性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随着劳动产出弹性不断提高，水资源的产出弹性逐渐减小，人口数量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这时人口依然受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较大。当劳动产出弹性提高到一定值时，水资源的产出弹性比较小，人口数量增加的速度比较缓慢，这说明当劳动产出弹性达到一定值时，人口数量的变化主要受水资源的约束。由此可得，劳动产出弹性的提高能够减小水资源对人口承载力的约束，只有劳动产出弹性达到一定极值时，水资源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才凸显出来。

 

　　 =0.3)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明显高于虚线(=0.2)所代表的人口数量，这说明劳动产出弹性一定时，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使得人口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口数量随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而增加。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人口数量随劳动产出弹性的提高而增加还是随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而增加，水资源的使用量都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因此，在水资源这一长期以来被作为制约人口承载力的短板因素不增加的情况下，人口承载力依然可以提高。

 

　　 =0.3时，劳动产出弹性较小时，水资源的产出弹性比较大，虽然人口数量随劳动产出弹性的提高而增加，但受到水资源产出弹性的影响也比较大；当劳动产出弹性提高到一定值时，水资源产出弹性比较小，人口数量随劳动产出弹性的提高而减少，这说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受水资源产出弹性的影响比较大。

 

　　 同样在图3中，实线(=0.3)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明显高于虚线(=0.2)所代表的人口数量，劳动产出弹性一定时，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使得人口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口数量随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而增加。这一变化同样是在水资源的使用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鉴于图2和图3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将//////C5Y184.jpg}较小时，由于资本产出弹性和资本存量的影响，图3也会转变为图2。对于三次产业而言，不同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存量和资源使用量不同，图形发生转变时的//值，即技术进步率相对其他两个产业要大。因此，产业受资源约束越大，资本投入量和资本产出弹性越小，越需要更高的技术进步率来提高人口承载力。

 

　　 由以上计算和仿真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人口承载力也在提高。尤其对于城市而言，人口承载力是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动态发展变化的。这就证明了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而非自然条件是区域人口综合承载力的直接决定因素，资源环境等只是构成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的要素之一，是间接影响因素。在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中，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的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思路

 

　　 综上所述，从自然地理角度出发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无法解释北京等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既设人口规划目标却没有产生危机的，北京的所谓“大城市病”其实并非因人口规模的“大”必然带来⑨。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北京市60年来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其中主要包括：对户籍人口迁移的严格限制、征收城市人口增容费、对外来人口实行总量控制和限制外地劳动力的就业工种等等。然而，这些手段都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过度的直接以流动人口为对象的行政管制手段不符合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在操作层面上也面临着难以选择的困境，以致形成了北京城市人口控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利局面，城市人口规划目标屡次被轻易突破。如果依据传统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结果，，为调控人口规模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由于人流物流的过度集聚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住房困难等城市病，人口拥挤确实提高了城市病出现的概率和解决的难度，因此，需要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21]。

 

　　 事实上，对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城市病的直接成因，在于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产业集聚没有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远远落后于人口集聚。这其实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但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京津冀地区⑩，因此，这一问题在北京表现得更为严重。要控制人口规模，需要正确理解人口承载力的内涵，促进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

 

　　 第一，调整产业规模和结构。由于人口承载力上限关键在于区域发展方式所决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状况，并不是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而且人口承载力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的增加而增加的。例如随着技术进步，北京市从2005年万元GDP水耗近50立方米，到现在只需要30立方米左右；如果高耗能产业能全部淘汰出北京，那么相同的资源条件，则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数量。这就为调控区域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调产业、调布局。即从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入手，对产业和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的调整才能够真正调控区域人口规模并在调控中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以业控人”等措施调控人口规模。因此，人口调控正确的管理手段是通过宏观的产业调整，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从而提高人口承载力，并控制微观企业及控制就业，使人们在类似北京、上海城市分布的主观动力减弱。政府只需引导和限制产业发展，实现对就业岗位总量和结构的调控，由市场选择谁来上岗，最后由个人自主决定进出去留。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从宏观层面，可制订与区域定位相关联的产业支持和限制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近年来，尽管北京产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9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5％，但是，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问题仍很突出，许多产业仍然还停留在粗放式、高能耗、低效益的基础之上。第三产业内部也是高端与低端行业参差不齐。这些低层次的产业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也吸引了大量人口。产业是区域功能的经济支柱，因此，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应该支持发展和限制的产业，以及需要采取具体的实际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才能达到调控人口总量，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的目的。通过选择产业来间接选择人口，使区域人口的规模、质量和结构与之匹配和优化。新加坡政府就曾为防止大量马来西亚人的流入，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对城市产业、项目门槛的管理来遏止低端产业在特大城市集聚引起的人口集聚。

 

　　 从微观层面，通过选择企业来调控区域人口，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准入是落实区域定位的根本保障。目前由于北京及多数中心城市以“生产偏好型”(11)发展城市，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引进产业时，往往注重的是企业所带动的就业以及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加之GDP是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此，区域对企业基本是照单全收，并未考虑企业是否切合区域定位，这样就可能造成某个区域内人口过分集中，只能在“后端”发力的人口管理就很难矫正经济因素带来的人口集中问题[18]。因而，约束就业增长应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区域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区域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

 

　　 这两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统筹操作。已在北京顺义区实行多年并行之有效的“以业控人”调控政策，就是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来控制人口总量增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以调控低端产业为例，废品回收行业多以外地人居多。顺义区就投入5000万元统一设置8个再生资源临时收购点，将废旧物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使得从事回收的外地流动人口数从3000多人缩减到832人。从最近的政策动向来看，决策者也已意识到这一点。“2011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就要求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此外，各区县还拟采取对在违法建筑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严格审查等手段。

 

　　 第二，在以业控人的同时，要合理进行城市规划，促进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目前我国有许多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还存在单中心布局、“摊大饼”式发展，优质资源过分集中于中心城区的问题。而且，卫星城和郊县发展中就业岗位增长滞后于城市发展，没有形成城市副中心或功能完整的生产生活组团，难以将人群的生产生活基本固定在某个组团内，造成职住分离现象严重、中心城区与居住区之间通勤交通量过大[19]。北京、上海、广州的中心城区(单一)人口，均占到全市人口的70％左右，这使得这些城市的人口分布很不均匀，中心城区城市管理压力过大。以北京为例，北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单中心发展：北京城八区面积只占全市总面积8％，却承担了北京市几乎全部的市级以上功能，而占全市总面积92％的远郊区县几乎没有承担北京市市级以上功能。卫星城由于缺乏相应的生产生活功能配套建设，尤其缺乏优质的就业、教育和卫生资源，难以发挥产业聚集和经济辐射作用，基本成为“卧城”。如此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了人口在小范围内过度集中，且因为人口昼夜间的“钟摆式”移动引发交通拥堵(12)。

 

　　 事实上，北京自2004年开始实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规划也提出，着力发展两条发展带上的新城。但就实际情况，新城人口增长最快，但就业与居住人口分离严重，从北京各区县人口变化看，昌平区常住人口增长最快，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0.4％；其次是大兴区和通州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4％和5.8％，高于全市3.8％的年均增长率。同时，到2010年，北京人户分离人口为345.4万人，其中跨区县的人户分离人口182.8万人，占52.9％。就各区情况，丰台区、石景山区、昌平区和大兴区以跨区县的人户分离为主，这些地区居住的人户分离人口中，来自其他区县的占60％以上，其中，昌平区更是高达81.4％；包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和通州区，本区人户分离和跨区人户分离各占一半。可见，新城人口虽然有了大幅增长，但新增人口中，居住在本地、就业在城区的比例较大。这也使得部分新城成为卧城，就业与居住分离，增加了通勤流量，此外，由于产业未能较块向新城转移，新城仅仅作为居住地，造成了这些区域房地产开发过热。

 

　　 因此，人口规模调控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调控和城市规划调整人口分布，引导就业人口及其家庭人口在空间上合理分布。这就需要加快城市的组团式发展，合理进行新城建设，以政府机构、优质教育医疗机构的搬迁为抓手，引导就业人口及其家庭人口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均匀分布，形成多中心或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这样才可能避免就业单位以及教育、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布局不当、在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从而出现交通拥堵、上学难、看病难等城市病[20]。

 

　　 第三，加强城市群建设。超大城市人口调控和“城市病”的缓解还需要改变集区域多种中心为一体的模式，加强城市群建设，缓解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人口拥挤状况。这一点对于北京尤其重要。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落后，北京的“城市病”更为典型和严重。不同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发展相对均衡并有较好产业分工的格局，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地区，不仅北京以及天津的城市群核心城市极化现象太突出，而且整个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均衡，就区域整体来看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如果延续集区域多种中心为一体的模式，则城市病难以缓解。这种集多种中心为一体的模式，不仅必然导致过度集聚，也使要素投入产出比下降。事实上，北京行政区自身也是京津冀这个大城市群中的小城市群。北京必须也只能通过大、小城市群合理承担城市功能、实现城市分工，才可能均匀化发展，缓解城市病。为缓解人口拥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大力扶持城市群中的次级城市的公共服务，限制北京这样的核心城市公立教育资源配置的最高标准，避免天价学区房等公共服务资源的过度极化现象，增强次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策，在城市群范围内的某些城市之间，实现分阶段的一体化管理，使城市群内部的人力资源流动阻力减小，以更好地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服务。

 

　　 六、结语

 

　　 我国城市病的普现和超大城市人口规划目标“屡设屡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管理者和规划部门对区域人口承载力理解有误，并在机械地看待人口承载力的基础上形成了错误的城市发展和管理方式。面对大城市过度的人口压力，应转变对人口承载力的传统认识，从经济因素入手，这才是解决人口压力的正确方向。因此，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调控应在对区域进行合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形成“政府调控产业，市场选择岗位，个人决定去留”的人口间接调控机制。并在“以业控人”的同时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均衡配置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疏散中心城区的功能，加快城市的组团式发展和城市群建设，合理进行新城建设，促使产业集聚与人口聚集协同发展，引导人口均匀分布。

 

　　 注释：

 

　　 ①2020年北京可供水资源为54.2亿立方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确定了届时北京的人口承载力为1800万人左右。

 

　　 ②北京市2010年统计年鉴显示，从2002年开始至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增长率以超过20％的速度大幅增长，最高时近40％。截至2010年11月，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为1961.2万人，不仅突破了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而且提前十年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为1800万人的目标；上海亦如是。根据上海市2010年统计年鉴，2009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已达2302万人。而根据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上海市2020年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2000万左右。

 

　　 ③尽管的确出现了一些城市管理难题，但这些问题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矛盾，而且这些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优质资源均匀布局得以解决。

 

　　 ④文化风俗和宗教等社会政治因素也影响人口的流动和分布，但只在某些区域(如少数民族聚居地)影响较大。

 

　　 ⑤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向2011年北京市“两会”提供的材料，北京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已由上世纪末的不足300m[3]下降到150m[3]左右，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2010年北京市总用水量35.7亿m[3]，其中生活用水15亿m[3]，比上年增加3000万m[3]；环境用水3.9亿m[3]，比上年增加3000万m[3]。2010年，北京通过进一步完善与周边河北省的高层调水协调机制调水3.2亿m[3]，但目前北京水资源仍有4亿m[3]的缺口。

 

　　 ⑥因为涉及三个弹性，要使得它们之间的值有个变化区间，回归计算非常复杂，不是一篇文章中所能做到。这里我们只是想说明一种变化趋势，所以通过自己取值来讨论图形的变化趋势和可能存在的状况。

 

　　 ⑦资本存量的数据来源于：徐现祥，周吉梅，舒元.中国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估计[J].统计研究，2007，24(5)：6-13。工业用水量的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0》。

 

　　 ⑧资本存量的数据来源于：徐现祥，周吉梅，舒元.中国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估计[J].统计研究，2007，24(5)：6-13。工业用水量的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0》。

 

　　 ⑨有很多城市规模大但并没有产生像北京的交通拥堵、好学校和医院资源紧张的例子。北京的“大城市病”与产业结构的控制不力、城市规划失当更易建立因果关系。

 

　　 ⑩北京当初利用政治优势发展而成的经济中心地位已基本固化。与长三角、珠三角有连片的较发达城市群不同，北京在中国北方一城独大，而邻近的从地缘上更适合作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经济总量远被北京甩下。河北石家庄等城市，经济则更为落后。此外，北京的央企总部、金融企业总部的地位也仍然稳固。在北方，少有城市能分担北京的人口。

 

　　 (11)以“生产偏好型”发展区域，地区税收更偏重生产环节，由此构成了政府强调生产而非消费的发展特性，在这种发展方式下，政府更看重企业和能带来投资的“富人”，其次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并不笼统欢迎作为消费者的人——所谓“要人手不要人口”。

 

　　 (12)我们已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刘洁，苏杨.从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看北京“城市病”[J].中国发展观察，2013(5)：32-36.)计算出北京的经济与人口分布协调度，结果显示北京的经济人口分布已从较不协调发展到不协调。

 

作者介绍：刘洁，北京联合大学 商务学院，北京 100025； 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发展部，北京 100010 魏方欣，环境保护部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 100082 刘洁(1983 - )，女，河南省林州市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管理，组织生态管理理论与方法。

 

修回日期：2013-06-19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753(2013)10-0147-10一、引言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000多万的速度增长，且出现了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增长越快的现象。若以常住人口统计，2009年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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