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评估报告下载_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下)
发布时间：2023-03-03 10:25
3．发展模式
主要大国普遍重视发展模式。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近代的英国还是现代的苏联和美国，均曾以其模式创新领一时之风骚。当前，美、欧等竞相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随着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遭受波折，以高福利、社会公平、重视环保等为特色的欧洲模式受到更多关注，以渐进式改革开放造就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引起世界的积极探讨。
选择适合时代潮流和基本国情的增长模式，是关乎中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探索为1978年以来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探索转轨经济发展之道，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中国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优先目标，以不平衡发展促进经济振兴，并付出了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代价，加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进入新世纪，承袭改革开放形成的发展效应，中国新领导集体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战略调整引起了国内外的积极关注，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和探讨由此展开。[34]
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35] 中国没有像“依附论”那样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脱钩自行发展，也没有像“华盛顿共识”那样采取激进变革全盘西化，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开放，从而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政治的稳健变革。如雷默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路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权益；循序渐进，集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来改善社会。[36] 蔡拓指出，“中国模式是一个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中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积极参与全球化等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要求和选择，因而在东亚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中也会有所体现，但其具体的表述方式、表现方法、实施途径则反映了各国、各民族的特点。” [37] 中国摆脱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建立了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奠定了基础。中国开始采取以人为本、关注均衡与质量的发展战略，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新路径。
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发展战略路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研究。西方媒体先后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具有文化价值观特征的概念，都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文化基础。它们认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这些研究或隐或显地对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由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试验失败，这些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兼顾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模式。非洲领导人对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充满兴趣，纷纷到中国考察取经。俄罗斯领导人似乎开始接受中国道路的启示，将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显然是从中国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找新的发展思路;[38] 印度总理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强调，印度应将中国视为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的典范;[39] 世界银行中国办事处主任戴维•多拉尔（David Dollar）就此总结指出，其他国家不可能简单地复制中国的所作所为，但中国对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坚持、对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对开放的热情所构成的制度性安排却是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的。
中国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严重代价。随着市场力量主导地位的上升，如何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使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扩散，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社会、经济两个轮子的平衡运转，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进步的双重效应，将是检验中国模式能否克服内在风险、真正体现出积极效应的试金石。
一则基于中国模式的内在局限性，二者源于某些人士的片面认识乃至偏见，关于中国模式的负面看法多有显现。某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40] 当然，关于中国模式内在缺陷的分析引起了中国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某些政策建议已经被采纳。
4．国际制度
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炮舰外交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以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充满波折，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两个尚未最终完成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转变。中国崛起成为这两个转变的重要促动因素，而这两个转变过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国崛起的一般性标尺。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从此开始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曲折历程。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随着国际制度由地区性扩展到全球，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意愿加强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制度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中国第一次亲身体会了国际制度的实质。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对国联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却遭受失败和嘲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第一次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中国采取“一边倒”外交，正式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和挑战者。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力量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出于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中国曾积极寻求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和在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的地位，也曾积极参与新独立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但这些努力大多未果。接连不断的国内政治革命和“一边倒”、“反两霸”等国际战略，实际上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基本战略，将改变国际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目标。[41]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中国终于放弃了“局外者”的身份，成为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参与者，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景况的制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还有些摇摆。鉴于中国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充分体现出经济利益导向的特征。从1979年至1983年，中国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接受了2.3亿美元的援助。中国1980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此后逐步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从国际经济组织获得了大量的技术、知识和资金，并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表现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代表在国际制度内坚持讨价还价，然而一旦达成协议，中国的执行可谓无懈可击。[43]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引进了新的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还促进了中国对其他国际制度的参与。但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是被动的，中国很少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更多的是发表原则性声明，中国并不是议程的制定者，缺乏积极参与和创设议程的意识。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以和1991年的冷战结束为界点，其目标不仅是打破当时的外交孤立，更重要的是透过国际制度找到与各国重大利益的契合点，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邓小平南巡讲话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与国际制度良性互动的自逻辑。国际风云变幻是战略谋划的背景，扩展了中国战略思维的空间，成为中国实现向“世界之中国”和世界体系“局内者”转变最为强大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自视为崛起大国，进一步确立了以经济主义促进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知更加客观，更加强调以提高中国的亚洲地位为战略基础，将地区主义视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手段。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宣示。在这个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为基本特征。中国明确意识到加入国际制度是打破包围、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在国际社会中或重大全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变得更加合作。例如，中国签署了《生化武器公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签署表明，中国愿意付出代价，争取负责任大国的地位，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44] 中国接受苛刻条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保持了遵守国际制度规则的一贯良好记录。[45] 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议定书》签字国、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和义务的中国宣布批准该条约，中国因之获得巨大政治声望。此外，中国不仅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也越来越积极，开始体现出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其议程创设能力也有所提高。
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界标，中国成为地区性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乃至主导者。中国主导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积极支持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亚信会议（CICA）、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多边安全对话，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亚太多边安全制度。中国在经济领域地区多边制度建设上的积极作用更是引人注目，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积极促动东盟与中日韩的全面合作，将东亚一体化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总体而言，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数量上，中国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参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参与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比率达到61.19%，在所有参与国中名列27位；参与全球性非政府组织（NGOs）的比率达到了58.14%，在所有参与国中名列31位。[46] 但是，中国却是诸大国中参与程度最低的。从国际制度参与的质量上讲，中国也有了重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积极促进者和实际代言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排在第八位，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排在第五位。但是，就大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而言，中国不是首创者，中国参与程度在加深，但议程设置能力、利用国际规则的技巧等显然有待提高，甚至国家战略利益的自我保护能力都有待加强。在地区国际制度方面，中国的参与程度迄今甚低，且创设制度化机构的能力明显不足。目前，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GDP已经居世界第四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为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为世界第三位，但是中国尚缺乏将巨大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积极意识和有效手段，中国对国际制度（包括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投入不够，[47]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国际影响力乃至其自身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5．国际形象
自建国之日起，中国就特别注意树立和维护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然而，冷战因素导致中国形象不佳，“很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害怕与中国打交道会成为中国的附庸。”[48] 当然，不了解中国国情、意识形态的隔阂等只是中国形象不佳的外因，其内因在于中国不重视外部世界的反应，忽视国际形象建构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日益现代化，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契合度逐步提高，，中国不再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异类”，中国国际形象有所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呈现正面互动效应。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国际形象的标示，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开始着力塑造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
中国国际形象改善被视为中国实力的溢出效应之一。实际上，引发他国担忧、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更是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使用这种实力。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之时起就承诺和平发展，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长期持有疑虑，这是“中国威胁论”最重要的根源。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总体认识，表明了无意触及其他大国包括美国核心战略利益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承诺，表明了中国积极发展周边外交的态度。同时，中国加大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力度，对内对外树立起致力于和平、发展、稳定的良好形象。
中国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表明了中国对于促进世界发展的责任感。通过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中国着力突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非冲突性，力争使国际社会各国对中国不会以激烈方式变革国际秩序的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认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等都是中国为实现共同发展、增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外交实践。
中国通过实际行动改善国际形象。自1991年以来，中国共发表与国防建设有关的白皮书7份，申明维护和平的意愿；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和政策，处理事关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朝核问题；中国提出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本着双赢的原则解决中印、中越、中俄边界争议；中国以和善的态度对待东海海域、南海海域发生的事件；中国参与建立各种地区性合作组织、安全对话机制，致力于解决地区性、全球性的军备控制、人权问题、跨国安全威胁问题等。近年来，中国改变被动受援国的形象，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维和援助等，迅速向积极的对外援助国身份转变，对外援助呈两位数增长。[49] 中国创建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向缅甸、埃塞俄比亚、老挝等发展中国家派遣青年工作者，从事长期社会援助项目。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实力和战略安排，将东亚视为承担大国责任的首要地区，并在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通过让渡经济利益、提供公共物品和经济援助等方式体现中国的积极战略意图。近年来，中国在周边的国际形象大幅度改善，中国被视为“繁荣的创造者”，不仅东南亚国家如此看待，日本有识之士也这样认为，许多学者都将日本最近的经济复苏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50]
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形象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受欢迎程度呈现增长态势。根据BBC的调查结果，22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国际影响，16个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总体而言，48%的国家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比美国高出10个百分点，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58%的年轻人（18-29岁）认为中国是友好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66%的印度人、70%的菲律宾人、68%的印度尼西亚人、5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发挥着积极的国际影响。在亚洲主要国家中，只有韩国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看法分歧较大，韩国49%的人认为中国发挥着积极影响，47%认为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日本22%的人认为中国发挥着积极影响，25%认为中国影响是负面的，还有53%没有做出选择。欧洲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持有矛盾的心理，选择更趋多样化，其中法国（49%）、英国（46%）、俄罗斯（42%）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占优势，而德国（47%）、波兰（33%）则负面看法占上风。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占主流，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有7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影响。[51] 即使在美国，尽管47%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依旧有39%的人选择中国发挥正面影响的看法。在泰国，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中国是泰国最密切的朋友，只有9%的人选择美国，尽管美泰是传统军事盟友。[52]
当然，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认识总有不和谐之处。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环境恶化、社会不公正、腐败等是损害中国形象的主要因素，也是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软肋。
四、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
随着中国进一步迅速发展，中国未来的国内国际定位也开始逐步清晰。中国的国内定位是，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力争在201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最大的市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长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东亚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确立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2020年，进一步成长为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准世界大国；2050年，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通过全面参与、全面创新为世界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使中国倡导的各国平等相处、各种多样性自由繁荣的和谐世界体现出积极效应。这样的定位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全面融入世界、全面参与国际制度、全面参与东亚一体化的时代。
中国软实力必然在实现以上战略定位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乃至主导性的作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软实力得到了全面而迅速的提升，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积极发展，随着中国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中国软实力也迈出国门，对国内外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正在成长为软实力的多元中心。对照中国的战略定位及其软实力资源的现状，中国软实力依旧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在中国发展开始产生进程性效应的同时，结构性效应的解决需要软实力支撑，更需要软实力的冲击。概言之，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需要重点关注软实力。当前，如何形成中国真正的软实力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战略家着力思考的重大议题。笔者认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软实力，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强调硬实力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着力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学会运用硬实力，加大硬实力的投入，加强硬实力的投射能力。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中国软实力尤其是其文化、思想、发展模式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强调软实力建设是对综合国力、国家实力概念的创新而不是否定，就像我们呼吁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并非意味着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布局一样。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增强硬实力的首要价值。中国只有崛起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健康推动力量。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10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53] 同时，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除非我们改变运用硬实力的传统思维，加大对重要国际活动及国内文化建设的物质支持力度，通过实物投入提升软实力的辐射能力，为中国软实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成为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的直接推动力，以文化优势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中国文化正在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基础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实质上可以转化为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将弘扬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乃至基本国策的高度，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同时通过文化开放、大力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其次，要勇于并善于占领道德高地。中国客观上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强大压力，需要以自身的文明价值观化解西方的战略图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始终面临着软硬围堵的威胁，需要营造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文明圈；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协调内部关系，道德高地对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勿需强调。中国提出的和谐理念初步体现了占领道德高地的战略意图。在民主政治等问题上，我们应该像应对人权问题一样勇于展开国际对话，进一步加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国内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再次，要意识到文化产业化的重要性，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其率先完成现代化、实现与现代科技和市场结合、全力在世界推广密切相关。产业化程度不够、水平不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力的核心因素。最后，要在观念变革上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要素，将观念变革建立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
第三，优化和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其启示意义正在引发全球性辩论，并毋庸置疑地转化为中国的重要软实力。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中国软实力能否持续提升并最终获得普世意义。但如前所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严重代价，中国决策者也正在制定和实施应对其负面效应的经济社会战略。当然，中国模式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创新的历程之中，迄今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笔者认为，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所存在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并对此加以重点研究，优化和完善中国模式，事关中国软实力的未来。
第四，强化国际制度的参与能力，争取发挥主导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提高，而后者尤为迫切。首先，必须加强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议程设置能力，以更加活跃的姿态参与国际制度的重大活动，不仅着眼于本国战略利益的维护，更强调本国利益和全球性利益的结合，以体现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其次，中国要真正地发挥全球与地区性大国的作用，就必须在国际制度中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加大物质支持力度，尤其是要提高在主要经济性国际制度和政治性国际制度的资金份额，以此作为缓解他国疑虑、提高中国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其三，加强东亚国际制度创新的力度。中国的地理位置、地区性大国的定位及其未来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东亚国际制度建设的积极促动者乃至主导者和推进者。尽管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渐紧密，但中国缺乏观念创新与制度建设的结合能力，未能将中国的影响力转化为制度化建设，推进地区国际制度建设的手段显然不够。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地区性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更大的勇气和前瞻眼光推进制度化合作，将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繁荣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构筑起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
第五，以国内形象建设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进一步改善。国际形象建构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一般而言，软实力更强调国内因素的促动作用。在国内层面，中国要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提升，确保政治稳定、文化繁荣、落实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从而构成中国向心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近年来，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如干部任用制度、任期制度、问责制度、听证制度等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国家制度建设议程越多，制度创新步伐越快，越体现出国家制度建设的不足，未来的国家制度建设成效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外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实际上，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国家和公民负责任，在国内树立亲民、民主、廉洁、高效的正面形象，积极保护中国的公民权益及在海外的利益。在国际层面，要积极倡导各国不分大小，公正处理国家间事务，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实现国家间的正义，同时主动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物品，从而使得和谐理念与西方推进的民主、自由、人权一样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 杰西卡•马秀斯指出，导致国家行为体实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升的最重要的引擎是计算机和通信革命，技术打破了政府对大规模信息收集和管理的垄断，信息技术也改变了人们对社群的概念，打破了等级制度，使得更多民众、群体共享实力扩散。参见：Jessica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1, January / February, 1997, pp.50-66。
[3]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2001, pp.191-212;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one.
[4]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6]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强调就已经蕴含了重视软实力的含义。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明确将软实力概念用于国家战略层面。胡锦涛主席在多次讲话中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最近的讲话请参见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10日）”，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1日第一版。
[7] Joshua Krulantzick,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Policy Brie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47, June 2006, pp.1-7.
[8]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48, No.2, Summer 2006, pp.17-36.
[9]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Issue 80, Fall 1990, pp.153-171;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29-35, p.188, p.297;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12;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1-33.
[10] 张晓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0-36页。
[11]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5, No.2, 1990, pp.177-192.
[12] 参见黄朔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3]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第12页。
[14] 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持续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对西方民主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中国的硬实力，而是中国的软实力，即其发展经验。”参见李和：“中国大陆的改革路径与意涵”，载《中国大陆研究》2004年第47卷第4期，第1-24页。
[15] 严强：“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力量”，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73-77页。
[16]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
[17] 王希：“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1期，第5-8页。
[18]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堪称这一研究方法的经典。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5-803页。
[19] 目前日本、法国精英均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先进性正在得到积极肯定。
[20] Lam Pin Foo, “Only the Tang Dynasty Came Close to Having Influence”, The Straits Times, Oct., 26, 1996.
[21]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96页、第75页。
[2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第15页。
[23] 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61-68页。
[24] 赵汀阳指出，中国的基本精神在于“化”，并且关键是要以己化他而达到化他为己，这当然意味着要接受多样化，但这个“多”却是由“一”所容纳的。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546页。
[26]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2页。
[27] 省略/edoas/website18/info13754.htm, 2006年12月22日。
[28] 郭丽琨等：“外国人留学求职青睐中国”，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6月11日。参见：省略/GB/1053/4460196.html.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3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803页。
[30]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31] 吴敬琏：“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载《洪范评论》2005年第2卷第2期，第140-207页。
[32]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7-85.
[33] 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地区合作”，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9-21页。
[34] 关于中国两代发展观的比较，参见胡鞍钢、门洪华：“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讨”，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19-30页。
[35]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第11页。
[36]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37] 蔡拓：“探索中的‘中国模式’”，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327页。
[38] Howard W. French, “China Moves Toward Another West: Central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04.
[39] “Manmohan Singh Sees China as Model for Economic Growth”, India Daily, January 23, 2005.
[40] Mark Leonard, “The Road Obscured: New Left or ‘Neo-Comm’”, Financial Times, July 9, 2005.
[41]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2.
[42] 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998.
[4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16.
[44]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75.
[45] 江忆恩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贯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迄今为止支持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明确行动。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
[46] 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47-54页。
[47] 在联合国会费的承担上，中国的低投入早已引起怨言。目前联合国会费的承担比例是：美国22%，日本19.45%，德国8.66%，英国6.13%，法国6.03%，意大利4.49%，加拿大2.81%，中国2.05%，墨西哥1.89%，韩国1.80%，俄罗斯1.10%。
[48] 吴金平、罗会知：“国家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第36-41页。
[49] Robert Sutter, “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7, No.1, Winter 2003-2004, p.87.
[50]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Akira Kojima）指出，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初动力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日本经济增长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发动机：消费和投资。2006年11月29日下午3：00－4：00访谈。
[51] 省略/onlnereports/BBCworldpoll/030505/html/bbcpoll3/html; 省略/pipa/articles/views_on_countriesregions_bt/116.php?nid=&id=&pnt=116&lb=btvoc
[52]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pp.17-36.
[53] 胡鞍钢主编：《全球和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现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北京，100009）
收稿日期：2007年1月
本文编号：188455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shekelunwen/waijiao/1884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