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联盟_宣传工作要会听“无弦音”

  本文关键词：西方文化传播战略及其应对，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以《西方文化传播战略及其应对》为题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1期，第48～58页。

[重点摘录]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授予他们多种奖项 。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从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 拿破伦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 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目录

一、文化传播是西方按其战略意图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二、国家政治关乎民族存亡，随意“突破”和“超越”是危险的

三、中国文化传播也要“讲政治”

四、应对西方文化战略的策略原则

五、利用矛盾，发展中国，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 1959年6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谈话。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蓉园和省委书记周惠谈话。转引自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美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比较圆熟的国家。他们治理世界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文化传播经验也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其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文化传播是西方按其战略意图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国家战略是实施国家政治路线的工具。历史上，国家——只要它还存在的话——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其政治目标相呼应。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即便不是所有，，至少其主要或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内容，输出什么知识，在相当一些国家那里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为‘笔部队’。‘笔部队’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性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 [日]池田德真著：《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的结果。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特意“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一些曾被英国、日本殖民过而又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中普遍存在，在其影视文艺中已是主流——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然而，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长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却了这些血写的经验。前几年，我们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些“艺人”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开始重视“笔部队”的建设。当时美国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到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页。]在各国“笔部队”中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 日本二战史学者池田德真在《宣传战史》一书中认为英国的宣传战中的风格属“谋略派”，德国属“论理派”，美国属“报道派”，法国属“平时派”，苏联是英国的“亚流”。参见[日]池田德真著：《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8～101页。]时好时坏的学生。比较而言，英国的文化传播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比如英国有意捧红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信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是否合拍，其最终目的是让对手国家乃至它的盟国按着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存在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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