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历史叙事研究

发布时间：2020-07-25 08:45

【摘要】：“史景迁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对象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叙事、史景迁的历史叙事,而这两个问题无论哪一个都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其争议更是格外大,原因在于历史叙事在当前中国史学写作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相关的研究也大都刚刚起步。叙事是西方史学自发源时期起便占据主流地位的体例风格,叙事史学在中国也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在进入十九世纪后,原来以叙事、讲故事为主流的西方史学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的表述方式逐渐由叙述走向了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社会史的反思,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历史叙事著作,重新强调叙事的重要性,出现了“叙事的复兴”,但是对叙事“求真”“求规律”能力的质疑一直持续不断,历史叙事也经常被指责与历史小说难以区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历史哲学对叙事的青睐,20世纪分析的历史哲学集中探讨了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随后,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将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引入历史哲学中,对历史文本进行分析,由于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海登·怀特对叙事的“形式的内容”的研究也对实证史学标榜的“客观性”造成了冲击,历史的“求真”压力减轻,甚至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建构的文本,都是叙事的。海登·怀特等人的理论也被称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并被视为西方史学界继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后的又一重要成果。但是,这种割裂文本和本体意义上的“过去”的做法很难得到史学家的真正认同。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了走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努力,除了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经验”范畴外,“在场”“见证”等理论对记忆的强调,都显示出超越文本,回归人类生存经验本体的努力。不过,正像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文本“是小镇上唯一的游戏”,人类的生存经验最终也只能通过语言、文本、叙事来加以表达,至于什么样的叙事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才能有望找到答案。在史学实践中,自“叙事的复兴”以来,出现了一批从事历史叙事写作的史学家,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各种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无穷的争议。其中史景迁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在过去的30多年中,史景迁写下了十余部有关中国明清和近现代的历史叙事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美国众多读者的喜爱,也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他还一度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体现了美国历史学界对他的肯定。近年来,随着其作品在海峡两岸陆续翻译成中文,史景迁也逐渐引起了两岸历史学界的关注。当然,一个无须讳言的事实是,对其作品的质疑一点儿也不比赞誉少。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峡两岸,这种质疑都是相当尖锐的,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批评者指责史景迁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还有些论者引用钱钟书的话,认为史景迁只是-个“失败的小说家”。史景迁的作品之所以引起很大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采用了“叙事”的形式。围绕这一写作形式,支持史景迁的意见认为这种历史作品文笔优美、细节感人、富有人文关怀、写作题材和形式均有创新、对中国历史有独到的理解、读者众多等等；批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史景迁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写历史?这个设问的潜在答案是：史景迁只会“讲故事”,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具体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史景迁的史学基本功不过关,在史料运用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如：汉语不过关,基本史料理解有误；史料的选择有问题；引用的多是二手史料；将文学作品当作史料使用。2、史景迁的叙事作品中掺杂着“想象”、“虚构”,这些因素不应在历史作品中出现。3、史景迁的作品以“讲故事”的叙事形式为主,这早己不是史学写作的主流,叙事作品作者的主观因素太强,难以写出客观的作品。4、史景迁的叙事作品没有深度,不能回答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深层思考,没有对历史进行深度阐释,作品缺乏学术创见。5、迎合普通读者,一味求奇,对历史的把握有失偏颇。当前,对史景迁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上述两种意见大都体现在书评和一般性的介绍中,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缺少正面交锋的机会,因而大都浮于表面的泛泛之谈。应该看到,简单的标签式的研究,对于理解史景迁并没有意义,因为不论是他的史学观点,还是他的叙事历史写作方式,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在史景迁30多年的学术生涯和历史写作中,在他身上体现了多种史学流派的影响：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历史、女性史学、后现代主义、叙事诗学等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影子；而他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中国学研究大环境的影响；由于他既曾师事中国学者房兆楹,又敬仰司马迁,中国传统的治史理念对他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他的叙事历史作品中,既有西方传统历史叙事作品的影响,也有司马迁纪传体史书的影响,更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影响,还有史景迁的独到创新。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才有可能真正认清史景迁的价值和缺陷所在,并进而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叙事作品的意义和局限,思考文史之间、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将来的历史写作有所裨益。围绕“史景迁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对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考察：首先,将史景迁放入具体的学术脉络中,分析他的学术历程,他与美国中国学、历史叙事复兴的关系,并提出其创新所在：即治学重心从确认事实转移到描述事实。其次,将对历史叙事的兴衰及理论论争做一下梳理,对历史叙事边缘化、复兴过程及原因,以及史学界围绕历史叙事的两个核心争论——历史叙事能否完成“求真”“求规律”任务,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如何加以区分——进行探析,在此基础上,讨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叙事价值的新挖掘,以及叙事与安克斯密特“经验”理论的关系。然后,在接下来的三章,对史景迁历史叙事的内容、形式、观念和思想三面进行细致分析。在内容部分,重点探讨其对人物、环境与故事的偏重和选题的独特性,同时论述他对环境、生存经验和史料的重视,充分展示他在传统史学家法和各种新史学思潮中的选择和坚守；在形式部分,借助文学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其作品在语言、视角和结构方面独具匠心的创新；在观念和思想方面,将重点讨论其独特的治史理念、学术观点,并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和经验范畴两个理论视野对史景迁进行观察,从而进一步厘清他的史学思想。在结语部分,将简要探讨史景迁历史叙事写作的意义,以及其治学态度给我们的启示。不论是从史学实践还是从史学理论来看,叙事都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史学理论家早有认识,章学诚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演讲中指出,各种历史学术研究论文,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加以综合和融会贯通,这些论文就只是历史研究而不是史学,“除了分析以外还要有综合工作,否则,历史的知识是死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就只能摆在图书馆里。”①历史叙事做的正是综合的工作,是熔铸着史学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与理想的一种写作形式,在这方面,史景迁的历史叙事作品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对象,对其创新点进行分析认识,并从理论高度进行把握,有助于增加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深度,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K09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