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发布时间：2016-10-02 21:25

本文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主题文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国际观察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宋国友；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提出；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经济政策；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合作的最重；?本文是教育部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中国与邻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

主题文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

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宋国友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提出的最具雄心的综合性地区经济合作战略。在规划、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构想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外交的理念、实践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本文将主要从经济外交的视角分析“一带一路”构想，重点阐述“一带一路”构想推进过程中中国经济外交所展现出来的新思维、新机制、新模式和新政策，并分析建设“一带一路”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对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外交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过程中认真应对。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4-0022-34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合作的最重要倡议，也是综合投入各种资源最多的经济外交战略。这一构想在我国外交中处于优先位置，对于推进我国外交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也是考验在新时期中国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两重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外交影响。在规划、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的理念、实践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本文将结合“一带一路”和经济外交，重点阐述“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经济外交所展现出来的新思维、新机制、新模式和新政策，并分析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挑战。

? 本文是教育部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中国与邻国关系中的经济战略应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一、新思维：经济和外交的相互包容

经济外交是经济和外交的结合，这是经济外交的最普遍定义。该定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经济和外交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对此基本上有两种取向。其一是指国家为实现外交目标所开展的经济活动，为外交而经济，经济为外交服务。经济为手段，外交为目的。其二是指国家为实现经济目标所开展的外交活动，为经济而外交，外交为经济服务。①外交为手段，经济为目标。手段与目标之争，反映的本质是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孰重孰轻。这既是一种理念差异，也是政策差异。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既有外交目标，也有经济目标。从政治目标看，一是要构建稳定的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按照现有的规划，除了东北亚国家外，“一带一路”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的所有陆上和海上邻国。对于中国短期内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合作扩大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学术界并未有共识，但是经济合作能够促进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和平、抑制冲突，这一点还是较为肯定的。②二是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主要经济抓手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③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迟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且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的情况下，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缓冲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潜在冲击。三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推动欧亚大陆体系渐进整合。东亚和北美位于欧亚大陆两端，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一带一路”的构建有利于更为有机地串起和打通东亚和欧洲，进一步提升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地位。④四是通过“一带一路”带动与部分周边新兴大国的政治合作。在中国周边，“一带一路”涉及俄罗斯、印尼、印度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全球及区域性新兴大国。“一带一路”总体上可以帮助提升中国与这些新兴大国的双边关系，为中国与这些新兴国家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五是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更好地维护和统筹中国的陆权和海权，使得两者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国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缘优势。

为了和经济目标更好比较，这里的外交取其狭义概念，指为政治、安全等高阶政治服务的国家对外行为。

② 这其实也是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的理论。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可参见：Katherine Barbieri,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③ Kurt Campbell, Ely Ratner, “Far Eastern Promises, Why Washington Should Focus on Asia”, Foreign Affairs , May/June 2011,pp.106-116.

④ 关于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意义，可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①

国际观察 2015年第4期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还有着丰富的经济目标。一是优势富余产能向外部转移，助力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水泥、钢材、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既是中国的优势行业，也是在中国国内发展接近上限的行业。特别是在节能减排的约束下，这些行业需要重新布局。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大部分沿带沿路国家要比中国更为需要这些产能。二是东、中、西部区域协同发展，创造新的开放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地理意义上，是按照“东—中—西”的梯度进行的。如果仍然维持这种发展梯度，区域差异将会继续存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帮助打破地区差序，使得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新的开放路径上成为开放前沿区域。即使是按照原有梯度，有了“一带一路”的推动，也会促使经济要素更好地在东、中、西部优化聚集。三是自贸区战略推进，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各主要经济体加速订立自由贸易协定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但总体而言，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与自身的经济实力不相符，和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不相符。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也是相对落后的。①“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加速现有自贸协定的谈判，而且有助于酝酿、孵化、催生新的双边或者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国和沿带沿路国家订立了更多的自贸协定时，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将相应深化。②四是帮助中国更好地使用国外资源和能源。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消费更多的资源和能源，随着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内容之一的互联互通推进，中国所需的能源和资源将更容易运输至国内。

上述政治和经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均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具有很强的政策和现实意义。从政策实践和预期目标看，“一带一路”具有鲜明的经济外交属性。但必须要指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外交具有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的整合性，而非两者之间的矛盾性，更非对抗性。换言之，“一带一路”不是为了实现单纯的经济目标或者政治目标的经济外交，它超越了经济为外交服务或者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狭隘视野，力图通过“一带一路”共同实现经济和外交目标。从最高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很难说“一带一路”所包含的上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中何者更为重要，他们并没有设定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更没有认为哪个目标应该为另外一个目标服务。他们其实更关心“一带一路”政策能否帮助实现国家整体性宋国友：“全球自贸协定竞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30-35页。

② 仅就中国而言，自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中国政府明显加快了在沿带沿路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进度。中国和韩国于2014年年底结束了中韩自贸协定的实质性谈判。中国与海合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的第二阶段自贸协定谈判以及与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的目标，包括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目标。其逻辑也很清楚，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则上述两个目标均会成功。而“一带一路”的成功，有赖于经济和外交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包容。在目标相容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刻意突出两者的对立性。具体而言，经贸合作有赖于两国外交关系提升，外交关系提升能够帮助更好地开展经贸合作。这是“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战略倡议给经济外交理论研究带来的新思维，有助于走出外交和经济对立的原有框架。

从根本上说，“一带一路”所展示的经济外交新思维反映了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两大重要趋势。其一，战略任务演进中的利益多元并存。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主权利益是国家的优先战略任务，因此经济主要为外交服务。改革开放后当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战略首要目标时，外交要为经济服务。如今当国家首要战略目标是更为宏大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经济和外交利益的融合性以及相应的复杂性比以往有明显变化，难以对两者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区分。其二，国家发展背景下的力量主动拓展。以往中国经济外交更带有防守型和融入型这两大特征。它们反映了中国的实力状态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真实关系。随着国家实力提升，经济外交逐渐转化为进取型和塑造型。“一带一路”倡议整合了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依靠的是中国和平崛起后的强大力量。在“一带一路”中，政府力图同时塑造经济和外交目标。

二、新机制：部委统筹和央地协调下的机制创新

就涉及的中央政府部门而言，“一带一路”天然地与两大部委相关。一类是经济主管部委，包括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和央行等部门。另一类是以外交部为代表的外交工作部门。①“一带一路”是否能够开展顺利、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大类部委的协调。客观而言，这两类部委有着不同的职能设置、专业偏好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部委内部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如完全由经济部委或者是外交部门主导“一带一路”恐怕难以真正实现经济外交的目标。从学术角度，如果没有机制创新，仍然采用原先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来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那么仍然会出现个别部门过度主导或者最后权责不清的情况，不能实现中国的最大战略效益。

大倡议需要大协调。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中，采取了更为彻底的部委① 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41-42页。

国际观察 2015年第4期统筹机制。在最开始的“一带一路”规划设计层面，中央有意识地安排政治局常委牵头，让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参与和决策。 “一带一路”有了三个部委的共同主导，基本上能够反映、包含和平衡经济部委和外交部门的不同看法和工作重点，因而自其“出生”之时就带有经济和外交的双重目标，同时避免了部委的工作盲区。可以想象，如果由经济部委主导制定“一带一路”规划，将更多反映经济部委的经济诉求，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这一战略规划所拥有的外交效用。同样，如果由外交部门来主导制定，将主要反映外交诉求而缺乏应有的经济意涵，甚至难以在经济层面加以推进。经济和外交部委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规划，有利于弥补不同部委的功能短板，避免某一部门过于强势的利益，有利于真正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一带一路”是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独特优势的最新典范，通过党管外交，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制定经济外交，超越部门利益，强化对中央各部委的统筹。

“一带一路”的机制创新不仅体现在中央部委层面，而且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从中央和地方互动的角度，“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涉及央地关系的重要问题上也有新的突破。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央吸引地方参与最为成功的一个对外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央提出的战略倡议，但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从地方参与的角度，“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经济外交倡议（包括其他类型的外交倡议）相比，具有三大鲜明特点。一是地方参与的规模。超过20个省份直接涉及到“一带一路”构建，此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外交倡议能吸引如此多的省份参与其中。二是地方参与的范围。以往地方参与的经济外交倡议带有典型的局部性和区域性，涉及个别区域的少数几个省份。“一带一路”实现了两个全覆盖：地理方位上东南西北的全覆盖，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全覆盖。三是地方参与的热情。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地方给予了高度关注，纷纷结合各自的经济特点和区位特点主动与“一带一路”进行对接。①

第二，中央对外经济倡议与国内各地方和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系统性结合和对接。从国家的角度，“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的经济合作倡议。但从国内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串起了不同经济地理区域，充分呼应了对外经济合作倡议的内部化需求，并提升了各省份的对外和对内开放水平。甚至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都高度关注大陆“一带一路”规划，，希望积极参与其中，提升各自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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