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寻租综述_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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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摘 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 社会资本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

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

(一)政治信任的涵义

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 2008)。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 2006)。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 (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 (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ang, 2005)。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卢曼(2005: 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Tucker, 2004: 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 2004:

21)。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含义是公民不应该信任政府,并且要提防政府。因为政府官员会有不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而且任何拥有权力的人至少部分地怀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从认识论上讲,如果公民要明智地信任政府的话,他们应当能知道他们信任政府所必须知道的事情。但通常来看,对于普通人来说,现代社会分层太过复杂。据此,他强调,“原则上,公民对政府的立场可能有三种:信任,不信任,或者两者都不是”(沃伦, 2004: 22)。所以他指出了这样一种假定,即在理论和实际上,由于我们通常缺乏较常识更深入一步的知识,公民相应的反应常常是要么缺少信任,要么缺少不信任。

因此,按照哈丁的解释,“我们可能依赖政府。我们可能发现政府令人宽慰地可以预见。但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沃伦, 2004: 6)。由此,政治信任出现了除信任、不信任以外的第三个维度,怀疑主义,这点也由后来的实证研究得以证实(Mishler&Rose, 1997)。对这种归纳预期关系,学者塔克(Tucker, 2004)提出了一个“反思性信任”(Reflexive Trust)的概念。他从当前行政现代化理 论出发,并通过一项对英国公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反思性信任”不应该被看作是信任和不信任这个态度连续光谱上的一点,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可操作化的、可定义的假设,是行动者行为的一个描述,而不是作为行动者对其行为的态度。

二、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三种理论解释路径

政治信任研究起源于美国,他们发现美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大幅下滑,由此,以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探讨政治信任的来源、起源或解释因素,成为美国学者早期在这个领域中最为热烈的话题。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解释,即理性选择路径;一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也即社会文化路径;三是结合以上两种解释的发展型模型,也被称为终生学习路径。

(一)政治领域中的政治信任:理性选择路径

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看,政治信任可以被解释为公众对物质利益的计算,即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上。由此,政治信任的起源被限定于政治领域,这也是政治信任研究起步阶段中研究的重要特点。他们认为,政治信任取决于政府为人们提供好的政策和好的途径的能力,以及人们对政府官员是否是“好人”的感觉。因此,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它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公民信任的。政府绩效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绩效。其中,政治绩效包括很多方面,例如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自由、公平、政治透明度等等。

米勒(Miller, 1974)强调指出,政治事件、政治态度和期望是对政府不信任的首要来源。政治精英“生产出”政策;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对这些政策满意公民的信任,和对这些政策失望公民的怀疑。因此,也证实了如下的假设:人们感到和自己期望的差距越大,人们就会对政府越不信任,也即:我们一般来说倾向于信任和喜欢那些和我们意见一致的人。在西特林(Citrin, 1974)看来,政治官员和机构的绩效决定了他们的合法性。金(Kim,2005)也发现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

用哈丁的话,信任是遵循经济学和算术学的逻辑,即信任起始于对被信任者的承诺所做的评估。理性选择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指出,结构和制度因素在形成人们对权威的态度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在民主化的台湾,政治信任可能更多是和政府绩效相联系的(Sh,i 2001)。公民对在位者和政治机构的评价、不断增加的政治丑闻、媒体对政治腐败和丑闻曝光率的增加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等等都会导致不信任的增加(Nye, 1997)。

(二)跨入社会领域中的政治信任:社会文化路径

社会文化路径强调的是文化理论包括社会学的和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认为基本的政治价值观

和信念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的形式。由此,对政治信任的解释慢慢走出政治领域,而进入到宏大的社会领域,其因素包括社会化经历、文化与价值观、社会资本等等。这种路径的分析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和2000年以来,社社会资本是通过人口中发生的互相依赖和社会互动的模式产生出来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关系。高度的社会信任促进了政府的良好运作,政府良好的治理结果又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帕特南的理论奠定了人们对政治信任社会领域探源的基础,许多学者随之而开始了这种探讨。但是,从总体的国家水平来看,确实有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只是需要一些修改和限定条件(Newton, 2001)。社会文化路径的政治信任研究仍然在继续,可以判断的是,社会文化路径的确是政治信任的来源之一,但它的影响相对更为间接,因此造成的后果也似乎更不明显。然而我们仍需对社会文化路径的解释加以重视,以上种种因素都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背景,明确一个地区或国家民众的政治信任由来,确实不能忽视以上因素。例如,社会资本存量就是能否短期内重建政治资本的重要因素。

(三)纯理论解释的政治信任:终生学习路径

以上两种路径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则被明显夸大了。这两种视角都将政治信任看成是一种经验的产品,它们之间主要的不同在于时间范围。社会文化路径强调个人在早期生活或形成的体验,而理性选择的政治模型则更为强调最近和当前的经验:“社会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就信任的具体来源而论,这两种模型可以被整合为一个发展型的或是“终生学习路径”,信任从个人早期生活就开始形成,早期的态度和信念被接下来的经验所强化或挑战(Rose&McAllister, 1990)。因此,政治信任可能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最近的经验和绩效评价的不同,政治信任也可能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终生学习路径的政治信任研究当然较为全面,因为它综合了以上两种路径的理论优势,但它也只能昙花一现,毕竟我们对政治信任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全面解释,而是力图从中发现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创造一个更适宜施政的政治环境。由此,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在探源的同时,也在探索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

三、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产生的影响与后果

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发现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正在下降的政治信任到底会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什么影响?会否危及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还是只涉及该届领导人?它对民主体制是否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政府行使何种战略和政策有影响吗?它如何调节或潜移默化人们的政治行为?凡此种种问题,使学者们从研究不断下降的信任的原因,开始关注这种政治信任(或政治犬儒主义)的影响与后果。

(一)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来源

对政治信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洛克(1983)指出,社会将权力交给统治者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潜在信任,他们相信后者将为其利益服务,即公民与政府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信任关系,而非契约关系。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韦伯(1997)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信任是把双刃剑。民主要求信任,但是也希望积极、活力的公民对政府有健康的怀疑态度和愿望,因此一旦有需要,就会停止信任,并对政府实施控制———至少可以替换现时的政府。

政治信任也是政治改变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随着时间变化,不信任公民数量的升降是社会冲突和社会紧张的敏感的温度计。下降的政治信任影响了选票的选择,但是选举的受益人根据选举的环境不同而不同。在两个候选人竞赛中,政治上不信任的投票者会支持不是在位的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在三个候选人的竞赛中,第三方候选人由于政治不信任,会胜出。这种结果说明,信任程度比以前所相信的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严重的不满(Hetherington, 1999);台湾学者陈陆辉(2002, 2006)也在研究中发现,政治信任的确对台湾地区选民的投票行为有影响。

(二)政治信任对于政府政策和策略有重要影响

大多数学者同意政治信任对于民主的正常运转是根本的。民主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永远强调的是人们自愿的同意,并以之作为政治义务的基础和公民身份的核心特征。因此,可以认为,政治信任也对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种类和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赫瑟林顿(Hetherington, 1998)指出政治信任是同时和具体以及普遍支持①的测量相联系的,从而指出了政治信任的重要意义,那些不信任联邦政府的人也很可能不信任它的政策。赫瑟林顿和格罗贝蒂(Hetherington&Globett,i 2002)认为,当个人被要求支持一些对他们没有什么益处并很可能还会有害处的政策时,信任这时就会有很大影响。例如,当审视许多以种族为对象的政策偏好时,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影响白人的支持程度,但是对黑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影响。正如进一步的证据指出,当个人感到政策成本很高时,信任就会起作用,信任影响了白人父母对教育配额制的支持,但是对不是父母的白人则没有影响。钱磊等学者(Chanley eta.l, 2000)也发现,对政府不断下降的信任会导致对国会更不友善的评价,并且更不支持政府国内政策方面的行动。

(三)政治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

政治信任作为公民对政治系统态度的表示,它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对公民的政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从宏观的社会层次来说,政治信任实际上是公民对政治系统政治绩效、经济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即公民对政治治理质量的一种评价。政治信任度很高,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系统满意度较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清明都有很高评价,因此,公民的个人行为在这种治理良好的社会,一般来说会有较好的价值观,即具有较高程度的公民道德。

从微观的个人层次来说,政治信任同样也对政治参与有一定影响。孙昕等(2007)学者通过对中国村民选举参与的主、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其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而之所以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影响村民参与更低一级(村委会)选举的行为,是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压力型”地方治理机制所决定的。

四、我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对政治信任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重要的理论话题。笔者从当前我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出发,借鉴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丰硕成果,对我国政治信任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一)当前我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

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起步较晚,发展也不太成熟,对此议题关注的文章也不多见。从当前的研究内容来看,以中国为对象的政治信任研究,目前主要有四类:第一,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别政治信任研究。第二,研究中国乡村的政，治信任,它往往以群众上访、基层选举等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第三,以青年学生的政治信任为研究对象,考察学生的政治信任程度,或是其他因素例如媒体等对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程度。第四,以中国转型期的政治信任为研究对象,但以较抽象的理论探讨为主。

从不同角度对当前中国政治信任做了分析和探讨： (1)认为当前中国政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2)对农民的政治信任状况进行深描,认为当前农民对中央的政治信任感较强,而对地方的政治信任感较弱,具体来说,农民相信中央的政策意图,但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力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3)对学生的政治信任加以分析和推导，认为当前中国国民的政治信任处于U型结构:在抽象的国家和政府方面,青年学生表现出极高的政治信任,而在具体的制度运行、官员行为和政策制定方面,青年学生的信任度却并不太高,然而,在政策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方面,青年学生的信任度也表现出极高的峰值(王向民,2009)。

总体来看,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领域还不太成熟①,研究内容还较为有限,研究的成果也有待探讨和应用,为此,我们可以从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进路中借鉴,取其精华,并将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学实证调查和理论探讨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我国政治信任研究的展望

首先,政治信任研究的主体需更明确。目前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实证调查数据来源较广,并且时限较长,所以国外学者都能根据已有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而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实证调查数据还较为缺乏,已有数据一般也没有公开,长时期的追踪调查就更为少见。中国地大物博,很多问题都需要因地制宜,由此,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也必须加以细化,方能得出适当结论。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也将有较大发展。

地区为分类标志,将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城市或县级、乡镇作为研究的起点,再如,可以以阶层为分类标志,如从陆学艺的十大阶层出发,针对其中的重要阶层给予实证调研,进而发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居民政治信任的现状,其对政治领域的评价、社会领域的状况等因素,给出相应发展的建议。其次,政治信任的涵义及其测量问题。第三,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对当前我国政治信任的起源与后果做深入分析和探讨。

具体而言,政治信任可以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探源,并对政治体制合法性、政府采取的政策策略和民众的政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学者当前在此领域还少有建树,这既是限于实证数据的缺乏,同时也是研究方法的不规范应用造成的。据此,我国学者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居民的实证调研基础上,进一步应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拓展政治信任的研究,并将政治信任放在中国转型社会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态度与中国政治体制、社会发展的关系。

以此出发,了解了政治信任,才能更多地了解为什么为造成这种信任或不信任,据此改变政治系统或民众的行为;当然,对这种信任状态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只能做有限的判断。正如西特林所言,“公民政治信任的程度更多是对政府做了什么的反应,而对它能做什么的限制则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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