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零余者”形象研究

第一章    漂泊中的“波希米亚人”—知识分子“零余者”形象

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很多写到了知识分子的“无根漂泊感”和不被认同的“零余”心理。他们或者有所欲求，有所追寻，却总是意与愿违，精神无所寄托；他们或者特立独行，奉行自己的人生信条，却被世人所不解；他们或者沉欲社会，跟随时代步伐，却被世人称之为“堕落”……这就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零余者”的尴尬处境，他们无论怎样做，都与普通社会民众的价值趋向相背反，他们是新时期的“孤独者”。

文学的研究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自新时期文学创作之初，至 21 世纪的文学小说创作，其中有不少文学作品都将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为知识分子形象，而属于“零余者”形象的也不在少数。本文试图将知识分子“零余者”划分为以下四个形象序列，并分别按章节进行阐释，即：精神价值迷失的“无主题变奏者”、生活于文化夹缝中的痛苦“畸零人”、挣扎在河与岸之间的孤独“零余者”、欲望中深陷的“沉沦者”。“当代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人格残缺者形象是现代作家笔下的‘零余者’、‘孤独者’形象的当代延伸，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仍然布满了现代作家笔下那些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碎片中焦灼徘徊、痛苦挣扎的身影。”

第一节    精神价值迷失的“无主题变奏者”

萨义德曾将知识分子概括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形象中，特别是在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等作品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多余人”、反叛者，他们蔑视现有的一切社会秩序，呈现出一种虚无的颓废感觉，其人生和生活没有主题感。就像很多概念并不好界定一样，我们只能说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生活在一种充满了冷漠、游戏和情绪化的人生意态之中。这个时期的多余人，“就是一种在生活中自我感觉找不到位置的人”。他们也充满了孤独感和苦闷感，这种感觉同之前“零余者”的感觉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的孤独感呈现为一种“嬉皮士的孤独”，对世界、社会充满了鄙视、冷嘲、荒谬感和滑稽感。作家就是通过这些对人生带有“存在哲思”的主人公身上，通过这些边缘化的人物形象表达对于“人”这个精神主体的文化思索。

“我们不应该忘记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生存的孤独’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这种生存的体验非常契合刘索拉和徐星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经历“生存的孤独”并咀嚼人生冷暖的过程中，在自我的人生理想不能圆满实现之时，就极其会造成精神主体的焦虑并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的侵染和影响下，在社会走向现代化并趋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旧有的价值认知和新建的价值体系相冲突。每当传统价值遭遇崩溃，一种文化遇到危机时，就会出现一种对价值、文化以至人生本身的怀疑、嘲弄和重新评估的态度。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人的生活无意义感便会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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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活于文化夹缝中的痛苦“畸零人”

萨特曾经说过，“人类的存在，实质上是他当下的现状与他企图超越这种现状的欲望之间的一场冲突”。在王蒙 1987 年发表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中，主人公倪吾诚的生存状态就处于这样类似的欲望冲突中，他时刻提倡现代文明的西方理想、羡慕现代人的生活自由却又处处碰壁、无法实现。这是新时期一部对知识分子历史记忆书写的长篇小说，它开辟了王蒙创作新的精神空间，深刻洞察着一位知识分子“零余者”的一生命运起伏。

尽管“零余者”形象在新时期小说中发生了变异和变化，但是就“零余者”的原本形象内核来讲，倪吾诚与现代文学上的“零余者”最具有承接性和相似性。倪吾诚是新时期小说“零余者”形象的典型代表，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信条都处于一种非中非西的历史夹缝中，挣扎着、痛苦着，他是中西两种文化夹击之下的“畸零人”。在社会的种种转型期间，他的头（心灵、欲望和愿望、幻想、理想、追求、希望等）、他的身（知识、本领、资本、成就、行为、行动、做人做事等）、他的腿（环境、地位）三者不能彼此协调、彼此相容，以致于爱情不得、事业不得、家庭不得、理想不得……

一个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从来就不应该是单一的，在复归历史感觉的同时，王蒙笔下的倪吾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悬空感。有时觉得他可怜无比，整天生活在三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争论之中，贯穿每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每一个黑夜和白天，他摆脱不了这个家，却也没有能力去得到另外的一个家，追求了一阵子的密斯刘也将他关在门外，要钱没钱，要势没势，要爱情没爱情；在大学当讲师的他并没有争取到薪水更多的教授职衔，在经历了图章事件、泼米事件而彻底大醉导致生病之后，学校也将其辞退，他一无所有、一无所依、一无所往，只剩自己疲惫的躯体。而有时又对之鄙恨愤怒，他空谈理想和西方文明，一刀切地鄙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务实际，属于典型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过分地讲求文明和卫生，在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他想的不是如何填饱肚子，接济日常生活，而是用典当了的一点钱去买玩具、鱼肝油和寒暑表；在婚姻生活上，他对静宜已经没有了爱情，甚至有时连责任都推至一旁。王蒙对倪吾诚的审视是站在多重立场上的，他“不是以一种政治法官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大爱者的身份（甚至本身就是在这地域中生活的一员）。因此，他既憎恶着，又同情着；既审判着，又辩护着；既拷打着，又抚慰着，他无情揭露着笔下人物内心一切的丑恶，又穿过丑恶，硬展示出这种丑恶底下的善良的残迹，于是他不仅拷问着一切罪人，而且自己也是受拷问和受审判者，他与这些人物共苦乐，在精神上承担着他们的一切痛苦和罪恶，甚至比深受痛苦的人物还要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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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民工“零余者”形象

第一节    城与乡

一、城与乡的现实呈现与文学表达

城市，从其产生之初，就作为一个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空间存在与乡村相对立。其实，在中国古代，城与乡的差别是不大的；而自近代社会以来至今，工商业的发展及现代化的涌进促进了近现代城市的极大发展，它打破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统一格局，城市具有的现代特质使得它与乡村在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同时，也指代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乡村，宁静、传统、自然，却具有落后的文化底根；城市，喧嚣、现代、工业化，也是先进文化的摇篮。“城市与乡村在现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除了程度之别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他们两者形成一个既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两者的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但又决不是平等分配的。”沃思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也认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基于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性的不同，城市具有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乡村文化的静谧、愚昧，都市文化的繁华、光怪陆离，都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过。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从乡下涌往城市去的人们。作为从乡村涌向城市寻找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身上承接着乡村与城市两个世界的文化印记，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从他们身上作家能够发掘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生命感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就曾经书写过农民进城的社会现实状况，农民的离乡倾向早就出现，只不过没有形成像 80 年代后期至今这样的“民工大潮”。在王统照、老舍、丁玲、茅盾等知名作家笔下都曾出现过农民进城的影子，他们从不同的文学视角洞察着这一底层人民的生活之难，如王统照的《山雨》《沉船》、丁玲的《奔》、吴组缃的《栀子花》等。其中《骆驼祥子》是老舍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一部小说，主人公祥子“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想凭借着自己的足壮与诚实在城市谋生活，然而，无情的社会现实将他的梦击打地粉碎，祥子最终堕落成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业游民。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格局和城乡分治，一度限制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甚至还出现了“上山下乡”这样的反城市化运动，“农民进城”失去了现实政策上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个时候的城市与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农村的生活城里人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农村人更是望之莫及。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民工进城”的文学文本，但是与之前的作品已经有很大不同，数量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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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民工“零余者”的生存困境探析

一、民工“零余者”的生存适应

作家王十月在他的散文《关卡》中说：“我的身体跨过了这道关口，我的灵魂呢？我的灵魂依然徘徊在关外。就像我的身体进入了城市，而我的灵魂却无家可归，只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飘荡。”当然，这里的“关卡”指的是城市的门槛，用这句话来描述当代文学中民工“零余者”的生存困境再贴切不过了。他们踏入城市的门槛后，面对着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适应”。乡村文化以及与之相黏着的乡村生活经验和城市文化以及与之相黏着的城市生活经验处于一种矛盾性状态之中，而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其说其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深刻丰富，不如说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带给生命本身的矛盾和精神裂变更有冲击性。文学是彰显生命的哲学，而文学形象的魅力也在于其具有的独特生命张力。

民工“零余者”从进城开始，就不得不开始体验城市的生存困境。他们的生存本身就充满了悖论性，一方面，他们来到城市之后，仍然持有农村人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用不适应的眼光打量着城市，也想用这样的道德习惯来衡量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着城里人的生活，甚至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努力成为城里人，包括牺牲婚姻、爱情。他们是在城市中艰难地戴着镣铐跳舞的一群人。

朱力在《中国民工潮》中曾经将进城民工在城市的适应分为三个层面，即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其中，经济适应是指民工的职业、收入和衣食住行；社会层面的适应是指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心理适应则带有精神性的因素，主要是指他们的观念、心态和意愿等。在作家们塑造的文学社会里，进城务工农民的赚钱机会确实比在乡村中要多，他们大部分都从事又脏又累的活，居住在又脏又酸的工棚里或廉价的租房里，而能够在城乡接合部的“城中村”居住已经算是比较好了；他们的社交圈子也大多是同阶层的人，从事着类似的职业。《高兴》中的刘高兴、五富等人在城市以捡垃圾为生，这是在西安市最苦、报酬最低、最为被人看不起的活，他们住在最为脏乱的地方，吃着最差的饭菜。《异乡》中的许子慧租住在“只有六七平方米，除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带穿衣镜的立式橱柜，再也摆不下别的物件”的极小的昏暗的房间里，独自远离故乡漂泊在城市，节衣缩食。《北京候鸟》中的来泰瘸着一条腿在北京蹬三轮，连一个像样的租处也没有。《到城里去》中的杨成方在妻子宋家银的威逼之下去北京打工，住在垃圾场旁边一间“烂砖和油毡搭建的小棚子”里，也是干着拾破烂的活儿。农村人一般都吃苦耐劳、生活节俭，他们更能在经济层面较快地适应，而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则需要更长时间，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因此，民工“零余者”的生存困境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上，也即是民工“零余者”的身份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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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自我认同危机................38

第一节    文化冲突与自我认同危机............38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38

二、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39

三、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41

第二节   “他者”目光与自我认同危机......................42

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自我认同危机

第一节    文化冲突与自我认同危机

纵观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不管是知识分子“零余者”还是民工“零余者”，他们个体精神世界的郁闷、彷徨、无家可归感，与中国特殊时期文化的冲突性有关。在现代性的文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性存在造成了“零余者”的自我认同危机。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那么，什么是“认同”？什么是“认同危机”？查尔斯·泰勒曾经说过，“（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与作为一般现象的自我相反，自我的认同假定了反思性觉知的存在。或者说，就是在‘自我意识’这个术语的意义上，个体具有意识。”这是个体的自我认同问题，当然，也存在社会的认同问题、文化的认同问题，本论文主要研究自我认同危机问题。当个人在环境之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定位，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从而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恐惧的、痛苦的感觉时，就会产生认同危机感。“当一个人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他（她）就必然陷入认同危机。这样，在异质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往往易于产生认同危机，或一个群体内部的认同的分裂。”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危机根本上源于现代化所造成的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冲击。现代性大略地相当于“工业化的世界”，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汇进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特别是在五四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就面临着民族化还是现代化的双重悖论，当然，现代化必然是涉及到多个领域的，但是仅从精神文化这一层次来讲，就涉及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问题。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既不可以完全地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利于全盘接收西方的所谓先进文明。因此，中国的文化建构就一直处于悖论性的存在状态之中，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一直徘徊着、自卑自恋着、内心冲突着……因此，现代性冲击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从而造成的知识分子认同危机是致使知识者们郁闷、彷徨的最终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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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不同的文学时代产生着不同的文学“零余者”形象，文学作为人之情感、生命、信仰、文化的精神载体，在“零余者”的形象国度里，作为读者的我们，从边缘的生命呐喊中倾听到了最为震撼的心灵强音。我们关注的不是主流的世态丰富与繁杂，而是边缘的生命感觉和个体灵魂的“零余”体验。知识分子“零余者”的不幸、两难、抑郁或是沉沦，不仅映射了中国文化的焦虑性和冲突性存在，在一个商品消费、权利和专家为主体潮流的时代，也引发我们对知识分子人格和精神旗帜重建的反思性定位；而民工“零余者”形象的出现，是新时期作家们紧跟社会的步伐对现实的倾向性表达，这些由底层生命个体组成的生命群体体现了作家们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根”漂泊也提示着广大社会民众加大对他们的现实关怀和精神抚慰。

在新时期不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零余者”那里，人们看到的不是高大、满腹学识、积极向上的人格形象，而恰恰相反，一个个不同文化境遇中的或反叛、或卑微、或穷酸迂腐、或趣味地下、或自私猥琐、或沉沦商海与欲海的异化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顽固反叛、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颓废气息、《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式的文化夹击、《河岸》中特殊时期的异类驱逐、《废都》《桃李》《风雅颂》中的欲望沉沦……他们都在经受着不应当属于自己的精神苦难，他们都曾努力过、追寻过，但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合适的播种土壤，孤独的个人抵抗不过强大的社会浪潮，处于种种文化冲突的剧烈漩涡之中，他们别无选择。当我们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观照他们的时候，他们呈现为一个个矛盾的个体，甚至其可悲与可怜多于可恨与可耻。我们宁愿将他们从知识分子的阶层属性中隔离出来，将其放置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圈子中，丢掉所有的道德压力与责任，只做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灵魂的生命个体，到那时，或许人们就会站在宽容的视角去体谅、去感知。当然，现实不容许这样，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带给大众不少失望，但也点醒大众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应该让那些处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保持独立精神的同时，冲破世俗、引领社会良知、做时代的“精神范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