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在唐代诗坛的接受

第一章唐代庾信接受发生之基石——周隋、隋唐之际的庾信接受

以明帝以及滕赵诸王为中心,掀起了效法“庾信体”的热潮。对于“庾信体”的倾心效仿以及与庾信本人的切嗟 磨之便,尤其是庾信对滕、赵诸王新体之制的奖掖,迅速地提高了北周诗坛新体诗技巧与素养。在以庾信为核心,萧梁、北齐以及北周文士的唱和往还中,荒完已久的北周诗坛一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由此也牢固确立了其“牢笼一代”的文坛宗主地位。庾信对于周隋诗坛尤其是北地诗人的这种强有力影响甚至一直贯穿于整个初唐诗坛。

第一节周隋宫廷诗坛的效“庾信体”

由于历史、战乱以及重经史才干而轻文学章句等因素的影响,自晋室播迁,北朝文学之发展一直相对滞后。《周书王褒庚信传论》论北朝诗歌之衰微曰:“既而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割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促,牵于战争。竟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忧劣,时运然也。”在这种整体的滞后中,宇文泰篡西魏而立之北周又远逊高欢绍东魏而建之北齐。史臣云:“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掉、卢柔、唐瑾、元伟、李拥之徒,咸奋羽翼,自致青紫。然掉建言务存质朴,遂糠批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北周诗坛的萧条不仅仅表现在创作群体以及作品数量上的惨淡,更表现为诗体发展的滞后。当承鄉下风流而来的北齐诗坛在与南朝频繁的通使中已逐渐掌握了五言新体之时,北周诗坛仍延续着汉魏古诗之质直。至于七言歌行一体,虽原本发展成熟较晚,但至北齐卢思道、薛道衡等人亦已相当成熟。胡应麟赞曰: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豫章行》,音响格调,咸自停勾,体气丰神,尤为焕发”。也就是说,北齐后期七言歌行之造诣已达到甚至是超过了梁陈。相比之下,仍以民间歌谣为主的北周诗坛之七言一体可谓滞后良多。也因此,北周诗坛对于南朝文采风流的倾慕渴望较之北齐文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王褒、庾信等南人羁留北周后,便立即成为时人效仿的对象:

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笕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歧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萬必,川流之宗溪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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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周隋诗坛对庾信后期私人化创作的接受

由于南北地理、风俗、文化传承等的差异,北朝文学发展呈现出迥异于南朝的风貌。这种差异虽不必强言优劣,但就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而言,却仍不免逊色南朝。期间偶有缀文之士,也不免散佚殆尽的命运。如薛置“幼览篇籍,好属文。……时(孝闵帝)前中书监卢柔,学业优深,文藻华赡,而置与之方驾,故世号卢薛焉。所著文章二十余卷,行于世。”卢、薛二人的诗文今皆己不存。由于诗歌发展本身的滞后以及诗才的寂 零落,庾信入北后的北周诗坛的创作大抵以明帝、滕、赵诸王为中心,本土作家的私人化创作不仅数量极少且与宫廷诗坛有着莫大渊源,如李郝的《入重阳阁》等篇。待北周灭北齐,文士一时云集长安,不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宫廷创作氛围,也促进了私人创作的渐兴。随着受庾信体直接影响的北土文士新体诗艺的提高与诗坛地位的确立,庾信的影响逐渐得以由上层而及于宫廷之外的一般缀文之士。体制之外,由于身世遭际的契合,新体素养较高的由北齐、陈入北周复入隋的文士群体对于庾信入北后的羁旅、幽居、述怀之作加以借鉴并进一步发展,不乏动人之什。由于作品的大量散佚,已难以窥见其时私人化创作之情形。不过,从零星仅存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窥见其与宫廷诗坛庾信接受的某些不同特点。

更重要的是,正是基于上述娴熟的新体技巧,杨素之诗才能充分发挥北地“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之长。观其《赠薛播州十四章》其一中的“麟伤世已季,龙战道将穷。乱海飞群水,贯日引长虹”二句不惟对仗精工,句句用典,且能化事典为生动意象,状季世之乱象宛在目前,而有悲壮沉郁之气。这种技巧与庾信的“直虹朝映墨,长星夜落营”(《拟咏怀》其十八)、“成群海水飞,如雨星天落”(《和张侍中述怀》)等句写梁亡之异象如出一辙。沿着庾信融合南北诗风的诸多尝试和探索而来,身为北地作家的杨素形成了其“词气宏拔,风韵秀上”(《本传》)的诗歌创作风格。

不仅如此,作为隋代杰出的军事家,一生戎旅的杨素对庾信众多徒诗化色彩浓厚的边塞从军之作也有继承和发展。如前所述,齐梁是新体笼罩一切的时代,较之晋宋,齐梁乐府五言也呈现出了高度的徒诗化倾向。加之“赋题法”的运用,逐渐消泥着乐府五言“其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以至许学夷《诗源辩体》曰:“六朝乐府与诗,声体无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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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牢笼一代——初唐诗坛的庾信接受

中国传统诗歌的发生与发展与宫廷有着密切的渊源,广义上的宫廷诗在诗歌传统中从未完全中断过。经过南北朝的大动乱之后,大一统李唐帝国的建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一一长安对年轻士子的吸引都决定了整个初唐诗坛近100年来仍然是宫廷诗占据绝对主流的时代。杨慎《升庵诗话》卷八曰:“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同周隋诗坛以诸王为核心的庾信接受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太宗至中宗诗坛的庾信接受正是在这种宫廷创作氛围以及宫廷诗与生俱来的传统和局限中展开的。

就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承六朝尤其是齐梁、陈隋诗坛而来,初唐诗坛是近体声律、偶对以及体物技巧的进一步发展定型时期。但就创作者自身的诗学修养来说,初唐诗人尤其是武德、贞观诗坛的声律、偶对以及体物技巧都远不及齐梁、陈隋诗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向作为前辈齐梁诗人学习,尤其是被他们严厉批评的大同诗人的代表萧纲、徐陵、庚肩吾等人学习。诸人之中,为周、隋诗坛极力推崇效仿且影响巨大的庾信体”更是初唐诗坛绝对无法跳过和忽视的。

第一节《艺文类聚》与武德诗坛的庾信接受

自大业末至武德年间,烽烟犹在,戎旅不暇,文学未遑。直至武德四年,李世民获窦建德、降王世充,天下略定,始于门下省置修文馆。同年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其时诗坛稍长于文义的只有袁朗、虞世南、褚亮、杨师道、许敬宗、李百药等寥寥数人。加之作品的大量散佚等原因,能断定作于此期的作品数量就更少。《全唐诗》中所录褚亮、虞世南等人的众多相和歌辞很可能作于陈隋,而非武德年间,诗坛之调零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仅存的作品来看,此期诗坛一方面自然地延续了北朝较为朴素的诗歌传统,多质朴慷慨之作,如魏征《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谓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缕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吵高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色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情志慷慨、写景悲凉,迥别于齐梁之华靡,与杨素《北征》诸诗同调。《唐诗别裁》赞曰:“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此外,如杨师道武德四年九月灵州总管任所作的《陳头水》以及凌敬的《游隋故都》皆较为质朴慷慨。少数来自南朝的文士诗歌延续了齐梁诗体物清丽一脉,如陈子良武德九年所作的《入蜀秋夜宿江渚》:

我行逢日暮,耳棹独维舟。水雾一边起,风林两岸秋。山阴黑断績,月影素寒流。故乡千里外,何以慰鹤愁。

此诗散起散结,中四句对仗工整,融情于景,体制已是成熟的近体。其中,“黑”、“素二字虚词活用,体现了由陈隋入唐的南朝文士在炼字、对仗、谋篇上所达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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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批评与创作的俘论——贞观宫廷诗坛的庚信接受

贞观诗坛是唐代庾信接受的发勒期,以周隋诗坛的庾信接受为起点和基石,以史家为代表的文论家们对庾信冠以“辞赋之罪人”的骂名。这种严厉批评对整个唐代乃至其后的庾信诗歌接受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与之形成鲜明饽论的是,以唐太宗为中心的贞观宫廷诗坛又是奉庚信为圭臬的一个时期。受其时诗歌发展自身的局限,贞观宫廷诗坛对 信诗歌的借鉴与学习主要集中在声律以及写景体物技巧上。与之相应的,题材上主要集中于那些清新典雅的应制奉和之作。庚信入北后众多悲慨淋滴、风骨、声律、体物兼备的五古却被完全忽视。

经过武德九年的修养生息,随着唐太宗登上权力的最高峰,唐帝国终于揭开了礼乐文化建设的大幕。总结六朝历史的兴亡得失,制定与新朝气象相应的文化方针和政策成为贞观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己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鼓 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作为重振儒学、以古鉴今的一个重要举措,贞观十年,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修成。基于传统的文章关乎教化兴亡的儒学视角,史家门对此前的文学尤其是六朝文学作出了带有浓厚时代烙印的评价。

大致说来,唐初史家对于宋齐乃至梁初的文学仍颇多认同。魏征《隋书经籍志》曰:“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阵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炳薪,辞义可观。”其批判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梁大同以来的诗歌:

:梁自大同以来,雅道沧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论》)

梁简文之在东 ,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枉席之间;雕章漫藥,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君不已,迄于丧亡。(《隋书经籍志》)

诸家一致认为创作轻险、淫艳之辞是导致梁朝灭亡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更为严重的是,梁末之诗还对与隋唐有着密切渊源的北朝诗坛造成了极深、极坏的影响:“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隋书文学传论》)因此,唐代诗文革新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漆荡这种淫艳的亡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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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时代精神、诗学传统与个性的融合——盛唐诗坛的庚信接受.........99

第一节风流初不废齐——盛唐前期的庚信接受.........99

第二节笔涌江山气——盛唐诗人对庾信的再评价........112

第四章千古一知音——杜甫对庚信的再发现式接受.....142

第一节清新庾 府......142

第五章承中有变一一中唐诗坛的庾信接受.......175

第六章渭城己远波声小——晚唐诗坛的庾信接受

沿着中唐诗所 拓的种种新变与风气而来,晚唐诗又延续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李杜、元白、韩孟、姚贾等前代或当代诗歌前辈的文学地位逐步得以确立。庾信在五律上的直接影响已呈现出“渭城已远波声小”之势。另一方面,承中唐而来,加之试诗用“齐梁体”,齐梁诗在晚唐得以全面复兴,庾信在应制以及宫体创作上还保有一脉影响。承杜甫以及中唐诗人对于庾信生平遭际的深切同情而来,晚唐诗坛关于庚信赋的评论激增,乃至出现“庾信现象”。以《哀江南》诸赋为中介,晚唐诗人对庾信的悲哀愁苦以及隐逸形象加以重塑。就个体作家而言,晚唐诗坛惟李商隐在学杜的同时能兼学庾信,加之性情遭际的契合,其五言往往能得庾信之神髓。

第一节乱后江山悲庾信

兵乱不休之外,晚唐的政治也愈发混乱。《唐语林》载:“咸通末,曹相确、杨相收、徐相商、路相岩同为宰相。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但备员而己。长安谣曰:`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就入仕途径来说,晚唐尤重进士科,而每岁定额极有限。文宗开成三年,五月丁朔,敕礼部,贡院进士举人,岁限放三十人及第。咸通十年,因徐州军乱,暂停贡举一年,咸通十一年,懿宗特敕曰:“今既去戈,却宜仍旧。来年别许三十人进士及第,进士十人,明经二十人,以后不得援例。”以文宗之好文尚且如此。遍览晚唐士子困于场屋、一生羁旅療倒者不胜枚举。《唐语林》卷二载:“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其间有名声,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库、梁望、毛得、具麻、来鹤、贾随,以文章称;温庭箱、郑渎、何渭、周钤、宋耘、沈驾、周系,以词翰显;贾岛、平曾、李淘、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传;张维、皇甫川、郭鄠、刘庭辉,以古风著。虽然,皆不中科。”

面对这种历史与个人的双重惨淡,中唐以来的借古讽今至于晚唐诗坛更加凸显。其时有诗名者,多有咏史之作,如罗隐“诗名于天下,犹长于咏史”《旧五代史罗隐传》卷二四),又胡曾“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许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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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对唐诗近三百年间对庚信的接受变迁的细致梳理与勾勒,我们发现,从初唐诗坛“庾信体”的独领风骚到盛唐诗人对庾信的超越式再发现与深入开掘,再到中晚唐诗坛庾信体制之影响的日趋衰落,转而由文及人,唐诗各阶段对于庾信的接受动机、接受热点以及其所达到的层面从最根本上来说是由其自身的发展层次所决定的。透过唐诗对庾信的接受及其发展变迁这面镜子,我们更加宏观深刻、连续动态地把握了唐诗对于齐梁乃至整个六朝诗歌的继承、扬弃、超越与复归。与此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宏观、独特的诗歌史视野来反观唐诗自身的发展变迁。

诗学传统的延承、超越与复归之外,时代创作氛围也是影响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大抵说来,周隋至初唐诗坛的庾信接受基本以宫廷为主流,而宫廷创作氛围也决定了其对庾信清新典雅的应制之作的热衷与效仿,由此奠定了初唐诗高华典雅的一面。至于个性昂扬、崇尚建安风骨的盛唐诗人则对庾信诗文之气格、风骨的一面加以凸显。从张说的“笔涌江山气”到杜甫的“凌云健笔意纵横”,皆建立在此种背景之下。较之初盛唐文士,精神气质渐趋内敛的中晚唐士人受隐逸、冶游之风的影响,在延续了庾信诗歌中物色瘦削、萧飒奇诡一面的同时,对其绮艳流丽的宫体诗风也倾心效仿。

就接受者自身来说,一般诗人对于庾信的接受大抵局限于时代风气之下,只有最杰出的个体能超出流俗,以自身的诗学素养与眼界为根基,以外在身世遭际为契机,对庾信加以重新审视与再发现,从而引领时代之先。自初盛唐的四杰、沈宋、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至中晚唐的李贺、李商隐,对庾信的接受尤其是五言一体的接受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唐诗自身的内在发展线索。与此同时,由于个性才情、人生遭际以及诗歌审美趣味的不同,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