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对象征体系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05 23:54
图像学是阐释艺术中象征符号的学问,美术史家贡布里希对图像学的目的与方法作出新的界定,其将重建意图意义作为图像学研究的目的,并拟定了重建的方法与准则,为图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图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译性,其在上下文的背景及多项选择的网络之中发挥作用,这增加了图像译解的难度。贡布里希创新性地认识到,形式因素也存于象征符号的范畴之中,也有其指向意义,这种认识打破了以往的传统见解,使图像符号研究的域界得以展开。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0,2(06)
【文章页数】：3 页
【部分图文】：
斯特凡·洛赫纳：玫瑰花篱中的圣母，约1440年，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
贡布里希强调一切推测或假设得基于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情境逻辑”的基础之上，即在了解当时的情境或假设当时的情境的基础上做出反应与推测，在恰当的情境中对艺术家的意图做出判断(2)。在具体的方法论上，贡氏提出了“类型第一”和“得体原则”。“类型第一”即指图像学家要首先确定作品的类型，而后在大致类型的框架中加以重建，绝不能在类型框架以外天马行空地妄加评判。例如一幅作品是宗教题材类型，若将其归之于普通人物画来进行阐释，结果便失之千里。“得体原则”即指图像学家要考虑作品意义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匹配度，必须得在得体的范围内推敲意义。例如圣母之死的题材是最适合墓地这种场所的，这即符合得体原则，在阐释图像时便应遵循得体原则进行推敲与解释。这样看来，图像学家的工作要务并非研究象征而是研究传统惯例，西方的诸多绘画作品都基于古典程式惯例，图像学家只有熟悉传统惯例，才能运用“类型第一”和“得体原则”，才能在情境逻辑的基础上推测，才能敏锐地捕捉意图意义。第二，贡布里希发现了符号的不可译性。图像学寻求意义的解释，它旨在翻译造型形式中母式的象征意义。贡布里希将图像中的象征符号认知为一种类似于标签的识别标志，但是它们很少是可译的，因为它们不一定会清楚地对等某物，说不上具有内在的意义，然而象征符号在母式和潜在的多样化选择组建的复杂网络中发挥功能，它们能够通过（意义的）多项性产生相互作用，并且在适当有限的上下文内产生意义。符号的意义模糊，具有不可译性，只有极少的象征符号具有与其匹配的清晰译解，多数象征符号都无法直接翻译成推论性的意义，一种象征符号或许能与几种不同的意义相匹配，它或许是几种意义的回声，它是多义的，而非指向唯一意义。因此对于它们的解释不是准确的翻译，而是较为模糊的意见。
>图2斯特凡·洛赫纳：玫瑰花篱中的圣母，约1440年，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总而言之，象征符号的意义是在母式与众多可选意义的网络中持续作用而产生的，在意义多项性的相互反应、相互作用的情况中产生。并且它的意义只能在上下文与传统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与推测来确定，图像学家必须在对上下文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读解象征符号，在“类型第一”与“得体原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绝不能抛弃它所处的语境去孤立地看待征象，在一种上下文中的意义可能在另一种上下文中是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意义必须在“得体”的范围内确认。贡氏同意柏拉图（Plato）的看法，对于柏拉图来说，理念世界的知识才是真正客观的知识，这种真理本身无法为人所完全掌握，对于感官世界的知识只是主观的意见，因此，任何对于意义的推测都是我们的意见，我们随时能够通过沉思来超越它。
本文编号：3571290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0,2(06)
【文章页数】：3 页
【部分图文】：
斯特凡·洛赫纳：玫瑰花篱中的圣母，约1440年，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
贡布里希强调一切推测或假设得基于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情境逻辑”的基础之上，即在了解当时的情境或假设当时的情境的基础上做出反应与推测，在恰当的情境中对艺术家的意图做出判断(2)。在具体的方法论上，贡氏提出了“类型第一”和“得体原则”。“类型第一”即指图像学家要首先确定作品的类型，而后在大致类型的框架中加以重建，绝不能在类型框架以外天马行空地妄加评判。例如一幅作品是宗教题材类型，若将其归之于普通人物画来进行阐释，结果便失之千里。“得体原则”即指图像学家要考虑作品意义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匹配度，必须得在得体的范围内推敲意义。例如圣母之死的题材是最适合墓地这种场所的，这即符合得体原则，在阐释图像时便应遵循得体原则进行推敲与解释。这样看来，图像学家的工作要务并非研究象征而是研究传统惯例，西方的诸多绘画作品都基于古典程式惯例，图像学家只有熟悉传统惯例，才能运用“类型第一”和“得体原则”，才能在情境逻辑的基础上推测，才能敏锐地捕捉意图意义。第二，贡布里希发现了符号的不可译性。图像学寻求意义的解释，它旨在翻译造型形式中母式的象征意义。贡布里希将图像中的象征符号认知为一种类似于标签的识别标志，但是它们很少是可译的，因为它们不一定会清楚地对等某物，说不上具有内在的意义，然而象征符号在母式和潜在的多样化选择组建的复杂网络中发挥功能，它们能够通过（意义的）多项性产生相互作用，并且在适当有限的上下文内产生意义。符号的意义模糊，具有不可译性，只有极少的象征符号具有与其匹配的清晰译解，多数象征符号都无法直接翻译成推论性的意义，一种象征符号或许能与几种不同的意义相匹配，它或许是几种意义的回声，它是多义的，而非指向唯一意义。因此对于它们的解释不是准确的翻译，而是较为模糊的意见。
>图2斯特凡·洛赫纳：玫瑰花篱中的圣母，约1440年，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总而言之，象征符号的意义是在母式与众多可选意义的网络中持续作用而产生的，在意义多项性的相互反应、相互作用的情况中产生。并且它的意义只能在上下文与传统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与推测来确定，图像学家必须在对上下文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读解象征符号，在“类型第一”与“得体原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绝不能抛弃它所处的语境去孤立地看待征象，在一种上下文中的意义可能在另一种上下文中是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意义必须在“得体”的范围内确认。贡氏同意柏拉图（Plato）的看法，对于柏拉图来说，理念世界的知识才是真正客观的知识，这种真理本身无法为人所完全掌握，对于感官世界的知识只是主观的意见，因此，任何对于意义的推测都是我们的意见，我们随时能够通过沉思来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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