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中的坏蛋_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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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课题组

刘伟冬  居其宏  沈义贞  方仪

既往艺术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

从古到今数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和艺术家在运用舞台艺术、造型艺术等艺术形式塑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团结的古代中国形象以及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和平发展、团结和谐的现代国家形象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天才，涌现大量艺术精品，其成就堪称辉煌。

一、舞台艺术中的国家形象

本文所说的“舞台艺术”，包括音乐、戏曲、话剧、舞剧等以舞台作为主要展示平台和传播空间的艺术样式。

由古代先民创造并传承至今的传统舞台艺术经典，例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古琴艺术、昆曲和新疆十二木卡姆，以各自的久远传承历史和辉煌艺术成就而在在世界文化多样性格局中展示了中国“多元一体”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艺术哲学、表现体系和艺术构造上的鲜明独特性。此外，作为我国国剧的京剧以及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川剧、粤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皮影戏、提线木偶等地方剧种，作为我国“国乐”的传统民族器乐，特别是其中的琵琶艺术、二胡艺术、古筝艺术以及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等民间器乐合奏艺术，在其本体形态中无不透见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国际交往中已被当作中国形象的艺术符号。

即便是一首短小的民歌，也会由于它本身的音乐魅力或某种传承的机遇而被赋予了某种国家形象的寓意。例如《茉莉花》，不仅在国内各地广泛流传并有各种不同的变体，而且也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用为歌剧《图兰朵》音乐的主要主题而在全世界广为人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同样地，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之所以被称为“东方小夜曲”，乃是因为其动人的悠长旋律结构中浸透了“痴情的等待，凄美的思念”这一人类最美好最纯净的情愫而感动了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人们，并将它与遥远的东方古国联系起来。

在现代艺术中现代国家通过立法确定的指代国家的诗词和音乐，这便是国歌。国歌凝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地理诸多特征，是一国之国家理念、民族性格和人文精神的集中表现。与国旗、国徽一样，在国际社会中，国歌是国家识别和国家形象的主要标志；在国内生活中，是民族认同和国家形象的主要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通过立法形式确定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从那时起，它那战鼓般的节奏、号角般的音调和铿锵激越的诗情，不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每每回荡于国际交往的各种重大礼仪场合，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

现代中国音乐家创作的某些经典作品，因其对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以及令人神往的音乐艺术魅力，而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例如歌曲《歌唱祖国》（王莘词曲）的词情曲意充满对新中国、对五星红旗的由衷赞美和无比自豪，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常在国内各种隆重场合被万众咏唱，因此自诞生以来便有“第二国歌”的美誉。

此外，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郑律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李焕之编配的合唱《东方红》，吕其明的管弦乐《红旗颂》等，由于它们深刻表现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抒发出全民族内心最深切的情感，因此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家形象的寓意。

更为大量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因其积极的主题内容与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当时我国同类艺术体裁的最高境界，不仅受到国内受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在文学艺术国际交往中代表着中国文学艺术整体发展的国家水准，由此而具有某种国家形象的寓意。

这类舞台艺术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何占豪和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钢琴协奏曲《黄河》、陆在易的音乐抒情诗《祖国，我可爱的母亲》、朱践耳的《第十交响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舞蹈《红绸舞》、《荷花舞》、《孔雀舞》，话剧《日出》、《雷雨》、《茶馆》等，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以及越剧《梁祝》、豫剧《穆桂英挂帅》、黄梅戏《女驸马》，民族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和《江姐》以及歌舞剧《刘三姐》和严肃歌剧《原野》等等，都从不同侧面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化为精湛的代表各个历史时期国家水准的舞台艺术精品，国内外观众在欣赏它们的同时，产生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美好联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近几年来文化部、财政部施行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实际上也是舞台艺术之国家形象的塑造工程，是通过生动感人的舞台艺术形象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成果、在全国和世界人民面前树立并强化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在近四年的评选中诞生了大批优秀的舞台艺术精品，其中川剧《金子》，话剧《商鞅》、《黄土谣》、《立秋》，越剧《陆游与唐琬》，豫剧《程婴救孤》，桂剧《大儒还乡》，京剧《贞观盛事》，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舞剧《红梅赞》、《妈勒访天边》、《红河谷》，歌剧《苍原》，以及杂技歌舞《依依山水情》，悬丝傀儡《钦差大臣》等，堪称现阶段各种舞台艺术形式的国家最高水准的杰出代表。相信经过艺术家的精心打磨和市场检验，一定会从中产生能够引起国家形象联想的真正艺术精品。

二、造型艺术中的国家形象

本文所说的“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工艺美术及设计等不同艺术品种。

五千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创造了许多视觉艺术的经典，它们充分地体现古代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承传至今，在国际范围内，它们最能引起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联想和崇敬，同时，也最能起到强化对现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和认同的作用。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和国家形象的象征。在这方面，中国龙、长城、远古的青铜器、秦代雕塑的兵马俑、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北京故宫、传统建筑中飞檐穹顶和红墙碧瓦、我国的象形文字及历代书家的书法、传统工艺产品的瓷器和漆器等最具代表性。

以中国龙为例，它在“朕即国家”的中国封建社会既是皇权的象征，也是国家形象的象征，它以雄壮威严、腾云驾雾的气势凸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强大昌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龙的象征意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当下的我国民主社会和国家体制而言，中国龙原有的政治内涵和政体意义已经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它在文化、历史等领域中对现代国家形象的诠释。必须强调的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以西方中心论为判断标准。不能因为龙在基督教文化中具有恶的属性，就来否定中国龙形象和内涵中的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会用自己的语言来了解别人的思想，我们更应该借助别人的语言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再以天安门为例，天安门无疑是传统建筑艺术中的光辉典范，更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场所，进而也富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时代精神，将它作为图案运用在国徽设计中更是在法律上对这一意义和精神的确立。现在，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已经深入人心，大凡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无论老少，无论中外，当他们面对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时，都会对它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产生崇敬之情。

在专门为确立国家形象而创作的造型艺术作品中，国旗和国徽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它们也是国家形象最为集中的表现，其形式与内容都蕴含着一个国家的国家理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性格、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中，国旗和国徽是国家识别、国家形象以及民族认同的最主要标志。

人民币也是国家形象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体现，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货币本身所传递的数字和图像信息，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政策调控的风向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人民币的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知名度以及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

此外，中国旅游标志中的长城和天坛等图案，同样也具有国家形象的寓意。

在现当代许多的视觉艺术作品中，有一些作品的创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专门为树立国家形象而创作，最典型的代表即为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这幅作品以恢宏的气势描绘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宏大场面，将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庄严的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并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了开国领袖们的神采和广场上的群众游行队伍。整个作品的红色基调也具有象征意义，预示着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和繁荣昌盛。在这幅作品中，新中国的国家形象不仅在领袖人物身上得以体现，同时在飘扬的彩旗、整齐的游行队伍以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等方面也得以充分的体现。

同类的作品还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碑体上的浮雕——焚烧鸦片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胜利渡长江和解放全中国，以纪念在创建新中国的漫长历程中牺牲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的方式来显现国家的形象。

现当代的美术家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切的热爱，将他们对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自觉艺术地化为绚丽的色彩、昂扬的线条和气势恢弘的画面，其中，徐悲鸿的《奔马》总是蕴含着一种激越向上的精神，而齐白石的《祖国万岁》则用万年青来祝福祖国的生日。傅抱石和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刘海粟《黄山云雾》、李可染《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陈之佛《松林鹤寿》、钱松喦《锦绣江南鱼米乡》等人的作品用饱含深情的画笔来描绘祖国的壮丽河山；王盛烈《八女投江》塑造了八位视死如归的抗联女战士，赵延年《鲁迅像》、汤小铭《永不休战》则刻画了民族魂——鲁迅的形象，而罗中立的《父亲》精心描绘了一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而又富有乐观精神的陕北老农民形象。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艺术价值，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反映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蕴含了国家形象的寓意。

三、影视艺术中的国家形象

本文所说的“影视艺术”有别于一般的“影视产品”概念，其实际所指是以电影银幕和电视银屏为媒介演绎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的艺术作品，即电影中的故事片和电视剧。

严格地说，处于一阶段的我国电影艺术实践，国家形象塑造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虽然没有在中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问题上有所建树，但从国家形象的呈现角度看，其在中国当时所拥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层面上仍或多或少地有所探索。归纳起来，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经过历史唯物主义观念重新审视的古典中国形象。代表作有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历史片《林则徐》、《甲午风云》、《李时珍》等；反映封建社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戏曲片”《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野猪林》、《杨门女将》、《十五贯》等。这些影片展示的古代中国，不再是消极、颓废、落后挨打的形象，而是勤劳、善良、智慧、敢于反抗强暴、抨击黑暗势力、抵御一切外侮的不屈形象。

用阶级斗争理念重新审视的“旧中国”形象。代表作主要有反映旧社会人民生活的、根据名著改编的“改编片”：《祝福》、《林家铺子》、《家》、《早春二月》、《我这一辈子》、《白毛女》等。这些影片大多通过那一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与悲剧揭示旧中国的黑暗，从而从相反的角度向观众揭示着新中国形象的光明。

表现中华民族的脊梁形象。代表作主要有反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争片《红色娘子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东进序曲》、《回民支队》、《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旗谱》、《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鸡毛信》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片《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反映建国初期我公安干警同潜伏的美蒋特务斗争的“反特片”：《秘密图纸》、《羊城暗哨》、《霓虹灯下的哨兵》、《铁道卫士》等。这些电影塑造了一大批或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或为了保卫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群像如洪常青、江姐、杨子荣、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王成等，这些人就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展示洋溢着乐观主义、集体主义的新中国形象。代表作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片”《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刘巧儿》等；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风尚的歌颂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满意不满意》等；反映少数民族边疆风情的“风情片”《阿诗玛》、《刘三姐》、《五朵金花》等。从这些影片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真正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正以一种饱满的激情、崭新的、公而忘私的精神风貌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各条战线的建设之中，从而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质朴、健康、积极、昂扬、向上的国家形象。

理性透视下文革中充满动荡的中国形象。代表作有《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影片一方面呈现了十年动乱时期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无理性的疯狂盲动之中，社会遭到巨大破坏，人民生活也遭逢了各式各样的悲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劫后余生之后的中华民族理性的复苏，可以说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国家形象之上的“伤痕”以及伤痕痊愈的过程。

重回五四起跑线，以五四精神重新拼贴的近、现代中国形象。主要作品有《老少爷们上法场》，《城南旧事》，《包氏父子》，《子夜》，《骆驼祥子》，《边城》等。这些作品大多能跳脱出阶级斗争的框架，从人性的、美学的角度展现出相对客观的近现代中国形象。

通过当代农民和农村生活所展现的国家形象。如《老井》、《人生》、《野山》，、被告山杠爷》、《乡音》、《凤凰琴》等。这些影片在展示乡村田园风光之美丽、乡土人情之优美温馨的同时，也揭示了当代农村生活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轨迹。

通过当代都市生活所展现的国家形象。如《庐山恋》，《人到中年》，《本命年》，《都市里的村庄》，《顽主》，《红衣少女》，《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一声叹息》，《手机》，《爱情麻辣烫》，《没事偷着乐》等。这些影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所言说的问题不同，但都共同揭示了当代城市生活、观念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内外观众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窗口。

主旋律影片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如《开国大典》、《开天辟地》、《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南昌起义》、《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张思德》等。这些影片一方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另一方面则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下的丰功伟绩，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重要的形象特征。

第五代导演视野中的“文化中国”形象。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霸王别姬》、《无极》等，不管题材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能够以一种文化眼光展示“文化中国”的形象。当然，这些作品所呈示的“文化中国”，其中不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包含某些消极因素。

“新生代”导演所着力构建的民间中国形象。代表作品主要有贾樟柯等人导演的《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苏州河》、《十七岁的单车》等。这些作品大多反映边缘生活与边缘人物，从另一个侧面展示着当今中国形象之中的某些不完美、不完善的部分。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国家形象。主要代表作品有《新星》、《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省委书记》等。这些作品多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题材，在反映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再现了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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