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应廓清的几个理论问题

赵英杰    南京政治学院

摘要：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扩大消费需求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加以廓清。首先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是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其次，研究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出发点应是社会总产品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最后，导致社会总产品内部比例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农民工的待遇及其带来的一般工资水平低下问题。

关键词：消费需求；社会总产品；国际分工

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学界带来的重要共识之一是，中国必须转变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目前看，理论界在如何认识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如何扩大消费需求等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一些误区，需要加以廓清。

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低收入者无力消费、高收入者不愿消费”

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严重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寻找症结和出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看作是制约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视角是，将消费需求不足出现的原因看成是生产出的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卖不出去一定是消费不足。凯恩斯接着分析了消费不足的根源，认为消费不足是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的。但收入的高低又是如何决定的？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是由投资需求进而是由生产能力和流通状况决定的，收入分配政策也会对收入的高低构成影响。到这里，凯恩斯终于还原了一部分现实的真相，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问题的产生联系了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所关注的分配是收入分配政策。但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不正在于资本主义自发形成的收入分配存在问题么？收入分配与生产条件的分配难道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么？也许凯恩斯意识到了沿着收入分配调整的思路研究下去的危险，于是将自己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对于投资需求的分析上。

上述问题与他的分析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将所有的消费者抽象为一个消费者，从这样一个单个消费者出发来研究消费问题，除了看到消费者作为单独的个体存在的属性外，其他的如研究社会整体消费问题时需要考察的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被全部抽象掉了。忽略这三方面社会联系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决定消费需求的价格水平问题不存在了（事实上凯恩斯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假设价格水平既定）。“把一切生产者化为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相互斗争，但现实不是这样。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如果价格水平问题无从谈起，按照西方经济学所信奉的“斯密教条”，脱离开交换价值，收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收入问题无从谈起，在凯恩斯的框架内，消费问题又从何谈起？

部类年商品产品中”

从中国的现实看，有大量的文献证明，自1978年以后，按照基尼系统统计的我国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但消费不足的问题在1997-1998年之后才逐步凸显，之前更为突出的矛盾是供给不足。如果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又当如何来看待1998年之前出现的与消费不足相背的供给不足呢？

二、研究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应处理好的几个比例关系

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消费问题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使用下表来帮助分析中国的需求不足问题：

工资劳动时间

社会剩余劳动时间

工作日

满足社会共同消费部分

满足个人消费部分

利润

税收；社会保险、

保障费用

可支配收入部分

国有企业上缴红利；

资本所有者个人消费

企业积累

新创造价值

必要劳动

剩余劳动

劳动力再生产

劳动力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定时期内社会新创造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消费基金，由国家税收中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社会保险保障费用、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部分、国有企业上缴红利中用于社会共同需要部分以及资本所有者个人消费部分组成，另一部分是企业积累基金。企业积累基金与社会消费基金之间显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应当是企业积累基金的规模和增速过大过快。其次才是国家整体的税收中、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中用于社会共同消费所占比重的问题以及个人的消费意愿问题。

）认为，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以及政府部门和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是最终消费下降的根源。

对于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除十分必要的帮助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补贴外，主要部分应用于社会的共同消费需要部分，如教育、医疗保健、无劳动能力或暂时失业者的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也是从整体上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十分关键的步骤，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于国家税收而言，整体税负水平的适当也是保证整体消费水平的重要一环，无论实际的纳税主体是谁，整体来看税负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工人在实际的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再生产过来，整体社会税负水平的过高，会直接影响工资中的可支配收入部分的规模和增速，进而会限制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从个人的消费意愿对于消费需求的影响看，方福前（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除了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有负向影响以外,我们没有发现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改革有明显减少国内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作用。

以上分析均是在既定的社会生产水平条件下进行的，通过不断地提高工业化程度、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提升消费的绝对规模，这是不言自明的。

三、应重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社会整体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德国有着根本差别，主要参与贸易品生产的也不是农村家庭。中国的特点是，在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大量“农民工” 被从农村和农业部门中吸收到贸易品的生产中。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低下、消费能力低下这是公认的事实，现有的研究将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是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和劳动力之间竞争的结果。但农民工工资的最低界限在哪里，农民工为什么能接受一个较低的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为什么被压低而依然流失较少等问题论述得并不充分。农民工最大的特点在于维持其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生活资料价格低廉，需要其赡养抚育的家庭人口留在生活费用低廉的农村，正是这样两个“低廉”的存在从根本上导致了贸易部门农民工劳动力价值被压低，贸易部门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导致了非贸易部门农民工工资被压低，而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又使得整个就业人口的一般工资水平被压低。一般工资水平的低廉，使得整个社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可能导致这一局面更恶化的情况是，周边相对落后国家流入的初级劳动力参与到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他们对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更低。

当然，最初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可能具有提高整个社会绝对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效应，这样一种效应甚至可能带来供给的不足，但最终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扩张的速度快于消费增长的速度，消费不足必然会出现。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以保证其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类生活资料，通过科技创新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利用农村自身的资源结合企业、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农村的小城镇化发展，控制非法劳工的流入等应是解决目前消费不足问题时应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Foley,Duncan K. :Understanding capital(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8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19、21、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及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J）,2002年第2期，69-76。

4.武小欣：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2007年第5期，13-19。

5.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中国社会科学（J），2009年第2期，68-82。

6.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J），2009年第5期，9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