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

发布时间：2016-12-12 22:04

本文关键词：“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社会学研究；行诉苦的,他们既非一经宣传便认同了阶级化认知社会；四、意愿降低与诉苦“失语”；作为行为主体，农民在诉苦中对自上而下的诉苦模式的；社会学研究；诉苦既然作为“强制性社会变迁”的有机构成，其自是；诉苦的过程的确同时是一个对农民的思想进行改造和规；其实，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诉苦动员绩效消减的情况；在韩丁所记述的山西张庄，曾经热火朝天的反奸清算运；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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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诉苦的,他们既非一经宣传便认同了阶级化认知社会的立场,也非权力话语模式支配的“提线木偶”，他们或多或少会对自上而下的阶级诉苦模式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解。而正是在这种改造和利用中，诉苦从形式到内容也就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从外在到内在的变化。从有形和外在的角度看，诉苦为农民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让底层和边缘者发声，让他们倾诉情感，但是农民的发声与倾诉仍然带有其固有而鲜明的底层立场、民粹色彩、乡村道德特性甚至个人及家族诉求，它们远达不到新政治的要求，并使其不得不反过来适应，甚至迎合农民，从而使理想型的阶级诉苦模式异化出诸如谋利、发泄、报复、权斗、说谎以及各种戏剧众生相，而革命的宏大目标也就在这一系列琐屑的异化中变形。从无形和内在的角度看，诉苦在改变传统农民“各安天命”的秩序观及以“和”与“仁”为核心的文化伦常的同时，也将撕裂村庄阶层、家际与人际秩序的暴力型文化与价值伦常输入，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超越村庄的革命型文化秩序。尽管其并未能真正摧毁和替代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核心结构，以至于在由革命向改革的进程开始后便迅速消解，但是它调动起了底层社会的暴烈之气，并以自上而下的强力重组与规范农民的言行。由此，农民被编排进精神文化大一统的“规划性变迁”中，这种“规划性变迁”在土改及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极大地影响着农民的思想和说话空间。

四、意愿降低与诉苦“失语”

作为行为主体，农民在诉苦中对自上而下的诉苦模式的确做了各种“创造性”的发挥和转换，正是这些发挥和转换让这一模式不得不反过来“适应”村庄“现实”，而传统的革命史诉苦叙事显然没有，也无法展现这一点。“政治规训”论和“动员工具”论虽然指出了政治权力的意图，但由于过于强调权力对于诉苦过程的支配性影响，自然也就看不到“下意”对“上意”的主体性选择与改造。就此而言，强调农民对于诉苦的选择性影响便是本文的一大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选择性影响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动性选择和被动性选择，如果说农民从自身的文化认知、情感表达和利益需求出发对诉苦的迎合与改造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话，那么，面对愈益强大的压力，他们“审时度势”地选择消极跟从甚或“沉默”不语，则可以视作被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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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既然作为 “强制性社会变迁”的有机构成，其自是有所期待与要求，所以，当理念与现实，包括农民的想法存在张力时，究竟是理念向现实妥协，还是现实被理念裹挟，乃至于农民在诉苦中到底有多大的“发挥”空间，就应该进一步追问。此时，探讨农民在诉苦中的被动性选择，即能更加全面地展示和分析农民的“说话”特性。

诉苦的过程的确同时是一个对农民的思想进行改造和规训的过程，在这种改造和规训中，既有着主导性话语的引导，也有着对诉苦本身的规范和限制，而一旦进入后者，就会极大地压缩农民的说话空间，即以标准化诉苦模版为表征的阶级化社会认知模式会构成对农民真实表达复杂生活经验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何适应，又如何应对，都会是一个问题。近年来重新发现的材料已经揭示，诉苦中农民也有不愿说话、不敢说话、不得不说话甚至是不得不说假话的情况。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这一类材料从总量上还不多，田野和口述发现也还处在零散和个案状态，但是它们仍然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反思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高强度的政治动员是否能够持续保持农民诉苦的积极性，以至于不会出现诉苦意愿的降低；二是当诉苦话语以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风暴进入农民的头脑时，农民有无选择不接受和不认同的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说明无论诉苦存在多少建构性，它仍然基本上能够反映说话者的意愿，或者多少符合说话者的利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说明诉苦无论具有多少合理的理由，它仍然可能包含了对说话者意志的强制，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还能否代表和反映说话者的意愿，话语是否还真实可信，即是否存在着基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失语”状态，就都是可以存疑的问题。

其实，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诉苦动员绩效消减的情况。在不少材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诉苦高潮过后农民说话意愿降低的情况。

在韩丁所记述的山西张庄，曾经热火朝天的反奸清算运动在1946年夏秋之际响应“五四指示”时就遇到了挫折，因为“农会在张庄已经找不到新的重要财源，查三代也再也找不出剥削户来，贫农积极分子普遍感到失望，渐渐停止了斗争”。而之前在控诉清算了汉奸郭德有、孙神父、地主郭春旺、申金河等人之后，即有“越来越多的中农，甚至还有不少贫农，对继续斗争都感到了厌倦”。有人就对开斗争会满腹牢骚：“他娘的X！又开会！还有完没完”！“这何苦来？东西已经挖光，油水也榨干了”。许多人觉得把精力花在生产比开群众大会、搞审问得到的好处更大（韩丁，1980：235、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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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诉苦不再能给农民带来生活境遇的改善时，诉苦不积极就很正常了。河北蒹庄在土改复查时期的诉苦动员中，群众就“感觉已斗争彻底了，没啥东西了，过去斗争那样多的东西，还没翻透身，再斗也

①翻不了身”，因此多不愿说话。湖南清安乡群众对土改工作队发起

的诉苦很厌恶，即使是“根子”（积极分子），有的在诉了七八次后也不想诉了，这些农民诉苦都是为了分田，在分田之后他们自然就失去

②了对诉苦的“兴趣”。湖南湘潭县土改复查期一些地方的农民对诉苦

也有厌倦情绪，曾经的“根子”胡茂林之妻在诉苦会上就说“现家伙冒得味（说来说去还是过去那些东西）”，表示再也不参加了；一干部也很困惑：“诉苦有什么益处，还不是老一套吗”；石门乡一贫农表示：“我参加会是要得，就是怕工作同志的盘问”；个别贫农厌烦诉苦，甚至对干部表示“挖苦根也是空的，越挖越垮台”（龙妙求，2008:24-25）。这些案例说明，农民已经对诉苦产生了应付的情绪。

农民甚至还有可能在行为上不配合。比如张庄复查时期，工作队尽管利用村民对干部的怨气再次成功发动群众起来倾诉了动荡3年中的不满，但是当群众发现被控诉的干部王雨来等人并没有受到严惩，便普遍感到失望，在村里再组织新一轮斗争动员时，“很多人没有到会，到会的人也很快就溜走了”，之后村干部调查才发现是村民认为“说话没有用”，“不如埋头干活，谁愿意开会谁去开”（韩丁，1980：408，496）。河北蒹庄土改复查动员难以打开局面,经调查发现,是因为群众对之前没收的一百多万元果实未分而不满,“过去果实得不到

③手,再诉苦斗争顶啥事，苦在嘴边搁着哩, 分了果实就能诉”。

诉苦的意愿降低其实十分正常，革命者力图通过诉苦让农民摆脱苦难，获得翻身。但社会苦难本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原因复杂，又怎是仅仅通过诉苦就可以完全去除的呢？况且，在以血缘和地缘为特征的乡村人际结构中，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可能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非有怨，谁又愿意拼死去撕破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呢？所以，即使诉苦的确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体验与行为驱动，强度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更何况翻身除了心理体验之外，更需要实在的物质支撑。而说到后者，其实非常微弱，因为平均主义的分田分地除了能将富者分贫，并不能将贫者分富，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①

② 冀南三地委，1947年7月，《复查中的诉苦问题》，河北档案，33-1-77-27（转引自李里峰，2007）。《清安乡土改工作总结》，1950，醴陵县档案馆档案：4-2-18（转引自陈益元，2006：146）。 ③ 冀南三地委，1947年7月，《复查中的诉苦问题》，河北档案，33-1-77-27（转引自李里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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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愈益突出的人多地少的结构性压力下，土改更不可能让农民摆脱苦境。因此，在经历了强烈却未必能持续的翻身感受后，农民仍然得回到现实，面对日常的生活窘困以及各种底层生活不可避免的苦境，而所有这些常态性的苦都会让诉苦的激情难以长期维系。面对作为生活与“苦难”一体两面的“日子”，绝大多数农民会更习惯于选择辛勤劳作，而非参加斗争。事实上，新生活所带来的政治激情也更多是激励了农民去从事生产，而不是去继续参与村庄的革命，所以，新老区在土改后期都普遍出现了农民和干部“只顾生产不问政事”的“松气”，这即是著名的“李四喜现象”。农民逐渐清楚“翻身”并不能让其摆脱贫困，只有辛勤劳作才能改变生活，这样，诉苦就显得再也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因此，即使农民真的接受了关于苦难的阶级化解释，也不等于说他们会把摆脱困苦的希望押到诉苦上，从激愤的斗争回复到平静的日子其实是迟早的事情。在这种回复中，从积极表达到不积极表达或不表达也即是农民的一种理性反应。

这显然与党的要求不一致，为了教育“目光短浅”的农民，共产党人会选择让他们不断重温阶级苦难。因而在土改各阶段的动员中，诉苦往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程序。当一种本来是需要主体体验与认同才能显示效度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刚性的仪式要求时，强制性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而一旦诉苦异化为强制性的运动，它便会反过来作用于说话者本人，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适应与跟从，由此，苦便不再是内心的心理和文化建构，而可能是外在的权力施加，是阶级化社会认知模式对复杂乡村生活的覆盖。由此，诉苦对于诉苦者的强制便会降临，而种种的不适应也都会是对强制的情境性反应。于是，作为规避风险的被动性选择，有些人可能选择不再说话，有些人则不敢说话，即以“沉默”显示态度；还有的人则不得不说话，被动跟从，为避祸而不自主的表达；当然，也有因压力或利益考虑而选择说假话者，而此时的表达已经成为权力的代言，与真实苦难无关。所有这些，都已经不再是意愿降低的问题，而是面对权力施加时的“失声”。由此，农民实际上被外力裹挟进这场不以其自身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而正是透过运动中的种种不自主，我们更能看到农民自由意志的归属。

不少农民成为了诉苦政治的“沉默者”和“失声者”。柯鲁克夫妇在对河北十里店的考察中发现，在一些超过限度、纯粹是发泄私怨的诉苦大会上，人们不作声，即使“知道有些控诉是假的，也很少人敢揭露那些泄私愤的报私怨的人。他们害怕挑起事端，惹祸上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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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利”(柯鲁克、柯鲁克，2007：181)。山西晋中寿阳县一份针对群众思想的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农民由于“不去不行”，就抱着“开会顶数”的态度，在斗争大会上不提意见，只举手喊口号，不敢看别人，一见吊打的场面就怕，发抖；村民李今喜、贾旺德说：“这年头

①可怕啦！千万不要说错话，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 。山西偏关县

关河口村的农民回忆，当时一些积极分子撒谎的事情“村里人都知道，但是在斗争的时候因为政府拿它说事，大家虽然明知道错了，也不敢纠正，不敢说话”（吕轶芳，2010：24）。

一般怯懦的农民对于过于激化的斗争不愿参与，更不用说激烈的控诉。在苏南土改档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江阴县一个区的区长拿着棍子，在万人大会上动员群众打斗争对象，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高淳县东埃乡一老太婆准备参与控诉，但到会场后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就跑回去了。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她被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面对过于极端的斗争，群众反而可能同情斗争对象。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就有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逼其跪在石头上，

②就流泪，有的还拔腿就跑。其实，这样的情况何尝又不是其他地区

土改激斗中农民的正常反应，毕竟绝大多数农民有着一般正常人所具有的伦理和情感标准，如果诉苦斗争过于偏离这些标准，哪怕它们为革命的光环所包装，也未必能为他们接受，他们固然不敢公开表达否定，但沉默和不语却成为了保持自身伦理与情感底线的选择。

于是，由主动参与到被动顺从便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面对政治高压，人们只能服从才能免受牵连，而这种服从又恰好可以减少农民的认知与革命车轮碾压之间的摩擦，让工作队制造出一个集体发声的模版。当事者即使多年以后，也清楚地记得这一模版是如何被制造的。

山东省临沭县黄屯村老人董世林、孙文耀回忆：“土改时候的诉①

②《寿阳县土地改革典型村考察总结》，1947，山西省档案馆藏（转引自李放春，2010）。以上材料都转引自莫宏伟（2006），具体如下：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土地改革检查队工作会议》，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短期，案卷号271；苏南土地改革检查队，，《关于发动群众斗争的材料摘录》，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短期，案卷号271；中共江宁县委，《江宁县土改运动情况报告（1951年1月25日）》，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1，目录号25，案卷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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