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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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 摘 要 需要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概念。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不仅指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还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它在国际关系方面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在国际社会化、制度化与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在外交方面往往与国际主义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主义曾经为20世纪中国的大国成长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今后的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仍然是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外交战略 新国际主义 软实力 大国成长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4352
一、软实力的特性及其与国际主义的联系
软实力与国际社会化有一定的联系。把国家力量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从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在工具理性层面上的体现，这种体现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显性化的。在社会交往并不发达的时代，两种理念在国家力量体现方面是不平衡的，软实力往往从属于硬实力。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政治斗争中基本上是硬实力决定斗争结果。西方学术界有时把这种时代称之为霍布斯时代。到了欧洲国际社会日趋形成并不断发展之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有了一定的规范与制度，也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事务领域。这样，一种叫做主权原则的国际政治文化出现了。当不同的国家仍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外交行为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即以彰显国际共同利益的为口号或目标的国际行为，西方学界又把这个时代称为洛克时代。我们当前仍处于洛克时代或洛克时代向更高层面时代转换的时代。在洛克时代，那些能够依靠自身非物质力量的优势获得其他国家认同与尊重的国家被认为是软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
1.软实力与国际社会化的发展
软实力研究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政治社会化大发展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研究之所以形成软实力研究的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因为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赖的拓展要求各主权民族国家既要国家物质利益出发推进本国的成长，又要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对付一些国际公共领域的共同危机，体现出一些国际责任与合作精神，而后者所展示的主要不是物质力量，而是精神力量、文化力量与制度力量。
二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又一轮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依赖性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国家行为的规范约束，也就增强了国家形象、国际认同以及制度创新等新指标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
三是核武器的扩散困境、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环境污染与可持久发展的冲突以及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发瓶颈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物质性增长（主要指经济增长）规模与空间是有限度的，而软实力自然就成为国际竞争的突出领域。
四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国际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进一步刺激各国政治家与国际政治学者反思以往的外交理论与模式的缺陷，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领袖国家”的对外交往模式进行检讨，单边主义、军国主义、强权政治、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不得人心，有损于大国实力，而增强软实力自然映入战略视野。
五是美国一些政治学者从美国的霸权利益出发，希望找到维护美国新霸权的力量源泉，遂把眼光从经济军事科技转向了制度与文化，一方面希望另辟蹊径，扩大美国的软实力领域；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软实力领域展开一轮“软实力竞赛”，依靠美国在软实力方面上的某些优势把其他对己威胁的国家拖垮、斗倒。
六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也为国际关系学界研究软实力提供了直接近便的理论支持。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为本位，而社会建构主义又把文化奉为圭臬，制度与文化的力量自然成就了软实力的研究空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是当前语境下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15年前，他就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出版了《美国一定能领导世界：美国力量属性的变迁》。时隔15年，他又进一步丰富了以前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写出了《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全面地界定了软实力的内涵，即“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身意欲达致的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说，软实力是一种“塑造与影响他者偏好的能力”，其力量来源是“对他者的文化吸引力、国内奉行的政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其实现的方式是吸引他者以及互相选择。[2]
2.软实力较硬实力更多地与国际主义相联系
在国际政治中，实力虽然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获得实在内容，但是，实力生成的向度是不同的：硬实力主要依靠绝对添加与自我满足为标准，而软实力主要依靠社会认同与他人尊重为标准；硬实力属于物质文明，软实力属于政治文明或精神文明；硬实力主要源于内在建设，而软实力源于国际互动；硬实力思维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软实力思维追求国际共同利益，或在追求这种共同利益中实现相对的国家利益；硬实力的增长路线是现实主义，而软实力的增长路线是建构主义或自由主义；硬实力发展的隐含的前提是绝对的安全观，软实力发展隐含的是前提是共同安全观；硬实力更多的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软实力更多地与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

一定的学术研究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表1中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并不是将两者截然区别开来，只是把它们之间的侧重点加以突出而已。其实，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的交叉特质。我们在研究软实力的时候，既要强调软实力日益显要的地位又要注意硬实力对于软实力的基础性作用，既要认识到软实力的国际主义色彩又不能忘记它的民族建设的根基，既要抓住它的国际社会建构的特点又不能抛开它对硬实力的依附性。综合起来讲，软实力有以下10个方面的特性。
3.软实力的10个特性
第一，软实力不仅指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还应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我们认为，推动国家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发动合法性战争的能力、将世界文明内化的能力以及大国塑造自身国际形象的能力都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关于软实力的界定就与约瑟夫·奈有了较大的不同。
第二，软实力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依附性，它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并往往借助硬实力发挥作用，但它又能独立直接地发挥力量，并且对硬实力产生巨大的推进或者阻碍作用。
第三，软实力既具有普世性也具有特殊性，但最终要体现为普世性。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与方式与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行对接，因此那种认为软实力一定要具有普世性的观点是有理由的，但我们也要重视这种软实力在展现普世性之前，特别是国际制度化与国际社会化之前的民族独特性的一面。
第四，软实力是任何国际关系行动体都具备的力量源泉。不仅大国存在一个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问题，小国也有这个问题。一个小国虽然硬实力可能很小，其软实力可能很大。比如，梵蒂冈虽然没有多少GDP与军事力量，却对全世界的亿万人口和众多社会产生了较大的精神影响。
第五，由于硬实力的客观物质性较强，软实力的社会建构性较强，因此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在硬实力上体现出较强的因果性，而在软实力上体现出较强的构成性，从而也表现出硬实力易于量化的特点以及软实力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非量化性的特点。第六，软实力的增长模式是可持续性的，一个国家即使在形象工程方面有良好的绩效，一旦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产生了恶劣的国际影响，其软实力会陡然下降，且很难在短时期恢复过来，这与硬实力的下落与提高有较大的差距。
第七，软实力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内生性是基础，但外生性往往具有决定作用，因为从本质上讲，软实力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由国际社会建构而成的。
第八，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在大国国际地位中的影响随着世界政治文明与国际政治文化的进步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越来越强的缘故。
第九，软实力与硬实力要同时建设，不能以硬实力为先而软实力为后，也不能以软实力为先而硬实力为后，更不能理解为软实力是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共时性的特点。
第十，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不可分割性，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力量往往被认为是硬实力，但是运用军事力量的战略意志与合法技巧方面却是软实力。“神六”上天体现了中国的硬实力，但是发展“神六”的意志以及“神六”精神却是软实力。软实力通过某种机制可以转化为硬实力，比如，理论形成了新的工艺、出现了新的新产品、新的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先进的军事思想通过培训体制提高了战斗力等。
综合上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8项对比与软实力本身的10项特性，我们认为，软实力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个：第一，软实力是在国际交往与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日益表现出来且份量不断增加的一种国际政治力量；第二，它多数情况下是依托于特定民族的精神文明而彰显出来的世界性的制度或者文化力量；第三，在现阶段，它还不能彻底摆脱硬实力的物质依附以及民族国家利益的目的性限制，但是它在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中不断削弱或淡化这种依附和限制，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理念主义与国际主义取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软实力与国际主义是有内在的联系的。一个国家具有强劲的民族文化力量或者制度创新力量原本为本土的，然而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往往要上升为国际政治文化或者世界文明现实的或潜在的组成部分，才能使之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3]中国的国际主义外交需要以增强软实力为重点，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需要推进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
二、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中不能抛弃的强大软实力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现时代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缺一不可的精神财富。关于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大国成长的重要作用，作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讨论。中国目前的崛起既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过程又是一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既是一个国家认同重建的过程又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国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两重历史进程之中，不免需要借重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资源，但是，从其根本性而言，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要将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置于关键的地位。况且，借重民族主义也需要在国际主义的大的框架内实现。
1.国际主义的概念界定
任何一个与周边国家有着持久互动关系的大国，都摆脱不掉国际主义的诱惑。由于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获得承认的政治倾向，又天生是社会动物，因此，一旦国家强大起来，它也会滋生出国际主义甚至世界主义、天下主义的冲动来。即使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小伙伴，它为了维持对己有利的一份国际利益，也需要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做出贡献。特别当这个国家处于一种负担一定护持责任的国际秩序中时，这种国际主义的“负担”更是挥之不去的。而正是那些在几百年的硬实力拼撞中“磨练”出来的国家，目前成为世界政治中提倡国际主义最积极的先锋。
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概念。国际主义的一个哲学前提是，自我意志的全面或彻底实现，必须以非我意志的实现为条件；当自我是个人时，这种逻辑就是人权平等、反对奴隶制度的逻辑；当自我是民族时，这种逻辑就是民族自决、反对民族压迫的逻辑；当自我是民族国家时，这种逻辑就是国家主权平等而且解放全人类的逻辑。国际主义的最初来源就是第三种逻辑。一个国家要实现自身的最终利益，必须建立在支援其他国家实现其合理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中，国际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支援其他国家实现合理的国家利益进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以至全世界的人类利益的过程。而对于已经或者正在冲破国家行为体实践框架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来说，他们的国际主义过程往往体现为直接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公益事业，或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在本文中，我们把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把国际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而有限度地让渡国家利益，以维护国际利益或周边利益甚至天下利益的借口而实现国家利益而体现出的一种对外积极合作的政策思想与政策；另一类是将自身的利益与世界利益以及人类的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观念与政策。第一类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国际主义观念，第二类主要体现为价值理性的国际主义观念。这两种观念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存在的，而且也可能存在于不同国家的某些政策的一些侧面。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在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也有着国际主义的政策与观念，但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仍然把世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于国际共同利益的世界主义观念称之为国际主义。这样，中国古代为了维持朝贡体系而进行的类似含义的许多对外行动以及希腊、罗马以及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些宗教取向的国际行动都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因为从根本上讲，国际公共利益的形成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界生产力的扩张的产物，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反映。
2.20世纪中国的大国成长曾经凝结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的成果
自中国爆发民主革命、采取现代的政治体制并加入到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为了国际社会的福祉而做出的国际贡献均带有国际主义的成份。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的谴责，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或筹建国际联盟、联合国，中国政府倡议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向缅甸等地派出远征军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国际主义行为。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本身的政治腐败，当时的中国又处于十分软弱的地步，中国外交的最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不是直接、积极地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因此，新中国建国之前的中国国际主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尽管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富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几年里（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国崛起的步伐陡然加快，这一方面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土地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初具规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空前强大等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中国的硬实力增强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主义贡献方面的成绩。这一个时期，由于中国积极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参加亚非会议，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以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最为代表），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赢得了较为具有战略意志、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国际形象。这既是中国硬国力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国际主义较为适当发展的时期。关于这一段历史，就联系到一个理论争鸣，即中国的国际主义究竟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还是迟缓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首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高度结合的产物；第二，在40—5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独立与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题，中国政府从这个时代主题出发，支援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三，中国的国际主义也获得世界人民与友好国家的经济援助与精神鼓舞，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国民士气与民族自信心，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
新中国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再三强调国际主义并不是一种策略的需要，而是中国巩固政治独立与提高国际地位的逻辑使然。关于国际主义，刘少奇同志曾经多次著书立说，申明国际主义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的国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从完全的意义上巩固自身地位进而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必须贯彻一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当然，这种国际主义是一种与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从本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也是从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群众——即全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产物，无产阶级不剥削任何人，而且为追求一个不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它就必须反对一个民族去压迫另一个民族。无产阶级不能在人类社会上保存任何人类压迫人的制度，否则，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无产阶级坚决反对任何的民族压迫。它既反对任何异民族压迫自己的民族，同时，又坚决地反对自己的民族去压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张一切民族在国际和国内的完全平等与自由联合及自由分立。并经过这种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和束缚）与自由联合（即在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由各民族实行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的联合）的不同具体道路，逐步走到世界的大同。”[4]如果说刘少奇的国际主义充满了使命感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国际主义就是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了。他在1952年就指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有七条指导思想：第一条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5]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到5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国际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较为适宜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战略目标，巩固了中国的政治独立，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国际承认，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也为新中国树立公正、和平、正义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60年代至70年代的国际主义对软实力有挫折也有成绩
国际主义必须与民族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如果超出时代的要求、超出民族利益的承受能力去推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曲折。50年代以后，特别60—70年代，国际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政治的主题也在发生变化，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由此，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不应当在中国外交路线中占据过去时代的地位。但是，出于中苏冲突、国内政治斗争以及中国硬实力片面发展的种种困难和不平衡状况等因素的考虑，新中国把国际主义置于了不恰当的位置，奉行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援第三世界地区人民的外交路线，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波折。中苏论战中，中共把国际主义置于爱国主义之上，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基本路线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6]这条路线显然结合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成份是十分突出的。
这种国际主义路线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负面作用是使中国未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失去了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国民福利的大好时光，反而增强了国内阶级斗争的烈度，使中国濒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在国际上与主流国际社会处于某种对立或者疏远状态，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历史上最恶劣的境地。这条路线所直接或者间接的积极作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指导下，控制了“革命外交”的影响范围，维持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与较为强大的战略意志，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多数亚非拉国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尊重与支持；[7]实现了中法、中美关系正常化，倡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原则，促成了中国重返联合国。中法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都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强大的软实力。
?三、新的时代要求新型的国际主义
1.国际主义的三次嬗变
我们在上文提到，国际主义分两类：一类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推行的国际主义，一类是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而推行的国际主义。这两类是不可分的。任何为了工具理性而奉行的国际主义，其实也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马克思时代，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一些行动有着第二类国际主义的较多色彩；而在列宁时代之后，特别是斯大林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第一类的国际主义的色彩就更多了。实际上，第一类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国际主义，也就是刘少奇所谓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迄今为止，国际主义发生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到列宁的国际主义。列宁认为，国际主义要高于民族主义，任何沙文主义都不利于国际主义，但是国际主义不是不要考虑民族的因素，世界革命不可能在全世界或者欧洲主要发达国家一下子实现，一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从列宁的国际主义到斯大林毛泽东的国际主义，这是国际主义的第二次转变。由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现实，加上国际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威胁，民族主义放到了高于国际主义的地位。到了8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至上的观念。中共第十二报告关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这样的说法：“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常常懂得中国民族的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8]第二次转变后国际主义的原则未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恢复昔日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赖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国际主义正在发生第三次嬗变。这与民族主义的相对失落有一定的关系。[9]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对此起彼伏的矛盾统一体。由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与社会相互依赖的形成与深化，国际合作领域的大幅度增长，民族主义处于守势，国际主义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地区性大国维护国际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保证世界和谐、解决全球性危机、培育全球社会、贡献公共物品、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时代要求。这种时代要求预示着新一轮的国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准备着世界政治文明的价值基础，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为新兴大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国际责任分担、世界文明内化、国际共识建构、国际制度创新等等软实力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新时期国际主义的含义
关于国际主义的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有学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提出观点认为，国际主义必须是与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实现了本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也就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本国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之后才更有可能去援助别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发展，离开了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势必是狭隘的。”[10]这种观点基本上继承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段时期我党对于国际主义的基本界定。一种新观点认为，新时期的国际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是指新的时代主题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不再是以过去时代主题下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宗旨，而是以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为基本的理念。[11]第二种观点更贴近新世纪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与趋势，也更贴近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合作的一般理念。可以看出，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并不是马恩时代或者列宁时代的国际主义了，而必须结合新的时代要求。
国际主义在与新时代的结合上，至少有两点是清晰的。一是要密切结合爱国主义，进一步将爱国主义置于国际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衡量国际主义的尺度，这是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思想进一步向爱国主义方向的过渡与转变。二是将国际社会的共同需求作为国际主义的另外一个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正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全面深入的转变，中国也由“革命国家”向“现状国家”的转变，即向国际体系的全面深入的转变，后一种转变的标尺就是中国到底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融入了国际体系的国家，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了的主要大国。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和平发展进而和平崛起的过程，也是大国奉行新国际主义的过程。从上述两种这种意义上讲，新型的国际主义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入，新型的国际主义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有力的动量；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的国际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不断调整与充实的新时期。
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看，国际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支持有关国家的反对核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文化殖民主义的活动。中国筹划组织“六方会谈”、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对于俄罗斯的危害，都是新时期国际主义的体现。第二，经济上，对国际社会的弱势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与债务减免。据统计，截至2006年，中国已向160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各种经济援助，项目达2000多个，减免了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对华债务，其总额逾160亿元人民币。[12]中国政府还决定向与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的零关税待遇，并在3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货款。第三，在全球治理上，积极参与国际危机与灾害管理。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危机爆发点增多，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在恶化，全球性危机不断增多。中国的国际主义体现在两类危机管理上，第一类是国际社会的危机管理，包括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战争危机、核危机，中国政府在平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大国的责任。第二类，是自然灾害与传染性疾病的应对。例如，2005年，中国组织了3次大规模的国际灾害经济援助活动，包括初春期间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提供的5亿元人民币及2000万美元多边捐助，仲夏期间向美国提供的500万美元救灾援款，以及深秋向巴基斯坦地震灾区提供了2000吨救灾物资。第四，在军事外交上，踊跃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政府在过去的16年里，向世界各地派出了13项、3362人次的维持和平部队，赢得了“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国际形象。第五，在文化教育上，向世界特别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实施免费或者低费的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计划。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近2万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并计划在未来3年里再培训3万名各类技术人员。第六，在世界道义上，对于一些坚持国际主义取向的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要给予适当的同情与支持。
历史表明，新时期的国际主义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推动了国际稳定与世界和平，为世界秩序与国际体系的护持也做出了贡献。这有利于各大国的关系正常发展，也同时有助于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化解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的战略企图，对于帮助中国政府反对“台独”与创新良好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结束语：积极探索“新国际主义”，加强中国软实力
软实力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只有国际主义化了的、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软实力才能真正地发挥国际影响力，确保中国的大国成长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才能尽可能化解成长进程中的国际恐惧与国际敌意，才能借助多边国际合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根据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结合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规律，[13]我们认为，发展软实力，需要在加大中国的合秩序性发展、世界文明内化与大国形象塑造方面再下功夫。
——继续推动以融入现有基本国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社会化行动。新国际主义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结合起来，而结合起来的制度化保证就是推动国际制度的融入与创新。中国只有进一步加入一些国际制度才能被国际社会认可为国际社会化的国家，才能产生一些国际集体认同，从而为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奠定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加既是一种硬实力的体现，更是一种多边框架下的国际主义行动，对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讲，国际主义就是多边主义。
——加大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速度与力度。百年以来，中国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过程，经历了被迫接受、主动接受以至于自觉内化等三个阶段。中国被迫接受了主权原则、现代外交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也主动接受了集体安全原则、非战原则、反法西斯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法治原则等。中国对于和平主义、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等原则已经达到了内化的程度。中国接受世界政治文明的水平，也体现了中国新国际主义的水平，反映了中国软实力的层次。中国下一步的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重点将是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某些公约。
——重点塑造大国形象。塑造和平发展时代的中国大国形象，已经成为新国际主义以及软实力建设的紧迫课题了。大国形象不仅包括政府外交形象还包括民间外交形象；不仅涉及政治合作领域（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而且涉及经济交往（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社会沟通与文化交流（志愿者的国际教育活动、政府教育援助、免费或低费的孔子学院）等诸多领域；不仅包括世界贡献、特殊国际责任、现代身份建设还包括区域治理，重点是全球特别是区域内的危机管理（经济危机、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应对、艾滋病防治等）。
——加强有利于软实力建设的全国性外交应急等级协调机制与非等级协调机制。由于外交工作已经不再是外交部一家的工作了，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灾害外交、民间外交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与政治外交共同前进的地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已经是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的过程了，国际交往中的软实力建设必须纳入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之中，才能取得较大的成果。目前，国内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即全国精神文明办来加以指导，那么，鉴于软实力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至关重要作用，似乎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统筹进行软实力与中国国际形象建设的全国性等级协调机制或者职能部门。等级协调机制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一盘棋，形成中央对于地方的领导与监督；非等级协调机构主要是指在中央各个部门，如外交部、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各部门的对外援助工作中要切实协调起来，更加有效和细致地完成援助与合作工作。和平发展时代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需要政府与民间社会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发挥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资源，既要注重国际主义又要重视爱国主义，做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真正的结合。我们希望，我国政府通过弘扬适度的国际主义、增强国际责任感和国际治理能力、美化国际形象、化解可能因国力迅速增长和狭隘民族主义再兴引起的国际误解与恐惧来提高国家成长的国际合法性，从而达到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增长的和谐统一。
注释：
［1］ 这篇文章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大国社会性成长规律与中国软实力战略》（2006BGJ003）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受到外交学院秦亚青、朱立群教授《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一文的启发，并有幸作为讨论论文参加了胡鞍钢教授、门洪华教授主持的“软实力”战略内部座谈会。在此，对上述教授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程表示感谢。
［2］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31, pp.511， 转引自陈向阳：“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2005年第11月，第343页至344页。
［3］ 并不是所有的软实力都是国际取向的，有的完全是民族精神或民族素质的一部分，这种精神也难以国际化。比如以色列民族的忧患意识，德意志民族的纪律观念等等。这一类软实力往往属于长期历史演化而成的单一民族的种族特质。更多现代国家的软实力，如人权意识、宪政精神、外交水平、政府质量、宽容社会等都具有国际社会化的特点，其已或正在成为世界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了。
［4］ 刘少奇：《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东北书店，1948年印行，第5、6页。
［5］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卷，第324页。
［6］ 黄安森、严宜生、杜康传主编：《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第595页。
［7］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中国对外援助最为积极的年代。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在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的指导下，先是重点加强了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后在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迅速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范围，从原先的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总额与规模、内容也有大的变化。总之，“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四：对外经济与合作成绩喜人》，1999年。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9］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在出现新的发展，甚至在一些社会或经济转型国家出现了新的抬头。从辩证法的角度讲，这都是正常的发展，而且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国际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来看，民族主义的这次兴起并不能表现出一种兴盛的态势，更不可能与全球化的大势相提并论，因此，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相对衰落”。
［10］ 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
［11］ 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12］
［13］ 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上海，200030） 新中国外交纪事 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2日。一大早，司徒雷登带着秘书傅泾波及其他随从人员赶到南京近郊的明故宫机场，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警戒下，登上美国空军的运输机。
送行的人寥寥无几。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可谓老谋深算。他想着，新生政权建立后，一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和支持。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跟中共讨价还价。在中国出生的他一厢情愿地想着能用“友好人士”的身份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因此，解放军一进城，司徒雷登就千方百计想同新政权建立联系。
司徒雷登不知，从解放战争全面反攻开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早在酝酿中。这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主席先后明确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方针，为建国后开创新型外交指明了方向。
早在1月19日，毛泽东就起草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指出：
“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4月25日，中共中央又专门致电，对南京解放后将面临的诸多涉外问题给予明确指示，并派黄华担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读书时就与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相识，又有着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无疑是去南京主持外事工作的最佳人选。
5月13日，经批准，黄华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会晤。黄华首先告知司徒，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其安全自会得到保护。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内战。黄华表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这次会见后，司徒雷登又派秘书傅泾波两次面见黄华。6月6日，黄华再次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会晤。两天后，司徒雷登给国务卿艾奇逊写报告称：“从这次讨论中我得到两个明确的印象：一、中国共产党急于想让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二、对中国在外交领域独立自主权的高度敏感。”几番交锋，司徒雷登始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人民政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想将中国拉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企图随之成为泡影。因此艾奇逊7月1日急电司徒雷登，命其回国。
司徒雷登走后，美国国务院为了推卸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司徒雷登的离去表明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和帝国主义干涉政策在华的彻底失败。正如毛泽东在之后不久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从东交民巷到外交部街：外交部的组建
尽管有着丰富的外事活动经历，但王炳南清楚，跟以往的工作比起来，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意义非凡——1949年10月1日，从这一天起，一举一动，对外就代表着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新中国、代表着浴火而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开国大典结束后，中共中央外事组的人员匆匆赶回东交民巷的御河桥——这是外交部成立以前外事人员办公的主要地点，另外一处办公地则在松树胡同。跟着王炳南忙碌的这些人便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事工作人员。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10月1日这天将新中国的第一份公函送出，函中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伍还没有散尽，街上交通不畅，而时间又如此紧迫，大家不免有些焦虑。
“周部长来了!”终于有人惊喜地说。随即，王炳南带上未签字的公函随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的临时办公室。周恩来认真审阅了打印好的公告和公函，然后挥笔在每份公函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当王炳南带着签署好的文件赶回东交民巷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于是把柯柏年、韩叙等外事组懂外文的同志召集在一起，让大家马上分头发送公告和公函。
柯柏年、韩叙等立即分头骑自行车出发，一个小时之内，留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七个国家的旧领事馆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表的建国公告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公函。骑自行车送出第一份公函，这后来成为外交界的趣闻。
另一些同志则带着公告和公函从北京分别去往南京和上海。与此同时，南京、上海两市外事处主任黄华和章汉夫召集各国驻各自城市的原外交代表们谈话，向他们口头宣布了建国公告和公函的内容。各国旧外交人员接到正式文本后，纷纷向本国政府发报，有的为了节省时间，甚至索性用明码电报发出。
建国前夕的外交筹备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外事组完成。据时任外事组研究处一科科长的凌青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王炳南召集了解散中央外事组的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还由王炳南宣布了即将组建的外交部科长以上的干部名单。“柯柏年是美澳司司长，伍修权是苏欧司司长，沈端先(夏衍)是亚洲司司长。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副部长是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任办公厅主任。”
1949年11月，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基本建立起来，共和国外交部第一批司局级领导名单也正式确定：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沈端先；欧非司司长宦乡，副司长温朋久；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龚澎；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副主任委员乔冠华，秘书主任杨刚。
新中国的外交干部有几个重要来源。首先是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如袁仲贤、王幼平等，主要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等领导职务；第二就是原中央外事组的干部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干部，如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等，主要是在部内工作；三是从大学里挑选的一批优秀毕业生，作为外交队伍的后备力量；四是从地方上抽调的干部。除此之外，还聘请并留用了一批对外交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和从国民党外交部门转过来的外交官，如梅汝墩、何思敬、林其翰等，担任外交部的顾问。
11月8日傍晚，大家聚齐到外交部的第一个部址—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33号，参加外交部的成立大会。脱下军装换正装：将军当大使
袁仲贤(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姬鹏飞(三野七兵团副政委)、黄镇(总政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韩念龙(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外交部建部之初，11位军队干部被调来北京，准备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等领导职务，这一批由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组成的外交官，被人们称为“将军大使”。
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第五天，湖南邵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王幼平正在听取下属汇报行军情况。秘书送来一份电报：“着调王幼平星夜来京。”令王幼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长沙刘、邓的驻地，他得知中央竟然是要他去当大使。王幼平当场拒绝。但是邓小平政委很坚决：“中央从我们部队调了三个大使。阎红彦(二野三兵团政委)提出不去，中央同意了。调三个去两个(另一位是刘志坚)还可以。调三个去一个，不好交代。”一旁的宋任穷(二野三兵团政委)也插话了：“你当大使可以，就是邋遢一点。”就这样，王幼平“满腹委屈”地当上了新中国首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其实，一开始“不情愿”离开部队当大使的不止王幼平一个。韩念龙接到调令的时候正在浙江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他立刻去找陈毅司令员表示不愿意当大使。陈老总直接回绝：“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被任命为新中国驻朝鲜大使的倪志亮曾经如此感慨：“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黄牛当马骑，难啊!”的确，要这些勇将们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脱下戎装换上正装，文质彬彬地行事，心里难免有落差。不过，中央的命令不可违背：别的都可继承，惟独外交不能继承，要另起炉灶，另建队伍。于是，一批将军大使走马上任了。
由于这些将军大使缺乏外交方面的知识，不熟悉外交礼仪，赴任前必须进行培训。培训班请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王铁崖，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张志让等人，分别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本、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还请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柯、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等讲述他们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介绍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
“我们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王幼平大使曾回忆。在北京饭店西餐厅，阎宝航抖着餐巾示范时说：“平时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
大使们的夫人也跟着接受培训。这天，大使们穿上新的中山装，夫人们则穿旗袍或者连衣裙。大家自以为很漂亮，阎宝航、胡济邦等老外交官们却不满意地说，这个人的内裤太长，露在旗袍外面不雅观，那个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礼貌。还说，解放区女同志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化妆。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出国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商量与大使出国相关的一些问题。“任何外交政策的提议必须要向我请示，必要时我再向毛主席请示或交中央讨论。”周恩来说。对于去资本主义国家当大使的，周恩来还特别说：“我们同他们要用和平斗争方式进行外交战，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利用这些矛盾。”周恩来还解答了大使们提出的关于着装、使馆编制等问题。
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外交是个新东西。60年前，交通条件远远不如今天，大使们这一次在战场外体验到了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王稼祥出使苏联乘坐的是苏联提供的专列，整整花了九天时间抵达莫斯科。
耿飚大使一行取道苏联前往瑞典，坐了七天八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而抵达瑞典却是两个月之后。这是因为，七八月正值瑞典的法定休假期，王室成员和外交部官员都去度假了，耿飚一行在懊悔的同时也只好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
驻蒙古大使吉雅泰是乘吉普车赴任的。他先是乘车到中蒙边界，而后换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车去乌兰巴托，颠簸了几百公里。
而真正“走马上任”的要数罗贵波了。首任驻越南大使罗贵波接受任务后迅速启程南下，乘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武汉。由于衡阳到桂林的铁路没有修好，当地部队只好派了一辆火车头送罗贵波一行。由于沿途铁路被破坏得厉害，只能边修边走，花了两天时间才到桂林，四天后又乘卡车抵达南宁。到了靖西，发现通往边境小镇岳圩的道路无法通车，罗贵波只好将行李架在骡马上，徒步行进。进入越南境内后，茂密的雨林更是无法通车，他们只好继续以步代车，一面在森林里穿梭，一面躲避法军飞机的骚扰，最终成功到达目的地。
到达目的国后，大使们来不及休整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工作，递交国书，建立馆舍，拜会他人，熟悉业务，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像耿飚担任驻瑞典大使又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事务极为繁杂。出使不久，就碰上丹麦内阁改组、外长易人，卸任的外长和新上任的外长都给大使馆来信。一时间，从未处理过类似事件的耿飚不知是否需要答复以及如何答复。于是，耿大使询问已在丹麦五年的波兰公使，对方说无需回复。保险起见，他又去询问罗马尼亚代办，结果答复说必须都回信。耿飚只好又去问苏联公使，最后才放下心来按照后两者的建议对来信一一作答。耿飚曾说，这些经历后来回想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初创阶段的艰难却由此可见一斑。
将军大使也将他们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他们坚韧、认真的做事风格带到了外交工作中，韩念龙放弃了两年一次的休假，在巴基斯坦一千就是三年多。他说：“第一批大使大部分不懂外文，没有国际知识。外交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太生、太难!当时国内一派新气象，使馆一派新气象，大家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工作兢兢业业。”嘤其鸣矣求友声：与苏联建交
1949年10月2日，北京时间九点多钟，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的电报送到了周恩来面前。电文宣布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并断绝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关系，这无疑是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有力支持。
按照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一边倒”战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立即建立同苏联的外交关系。10月3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苏联政府的复电。中苏宣布建交的当天，苏联政府便任命其老资格的外交官罗申为驻华大使，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位外国使节。中国政府亦随即宣布，任命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国首任驻苏大使。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常驻莫斯科的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命令他即刻开始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建馆工作。苏联方面则任命其原驻北平总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
10月7日，戈宝权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葛罗米柯副外长，随后，在苏联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戈宝权前往位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13号的原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幢苏联当年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式建筑。戈宝权到达“使馆”后，表示从即刻起，宣布遵照周恩来外长的命令接收“大使馆”。
10月10日，罗申的到来享受了超高规格的礼遇。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亲自到站台迎接，在他身边有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以及董必武、沈钧儒、廖承志等新中国党政领导和民主人士。
罗申之所以这么快到北京，是因为苏联方面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那里听到英国政府有可能迅速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前英国大使馆一直有人留在北京，苏联人担心，如果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他们“近水楼台”，可以很快委任大使。为了能成为第一个向新中国呈递国书的人，罗申在中苏建交第二天就启程来华了。
由于罗申已经到任，中央决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要尽快到任。王稼祥此行非常仓促，以至于来不及办理护照。经同苏方协商，最后决定由我外交部出具一个证明书，证明王稼祥一行的外交身份，由苏方通知其各个相关口岸和检查站给予通行便利，这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10月31日清晨，列车驶入莫斯科。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驻苏使节，还有中国大使馆代办戈宝权在站台上迎接。苏方的礼宾规格相比中国欢迎罗申的规格，多少还是低一些，但苏方安排欢迎的隆重程度还是令不少到场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十分羡慕。
车站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王稼祥在苏联外交部礼宾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王大使下车后顾不上休息，立即主持了升国旗仪式。这旗帜向世界表明，新中国已经走上国际舞台。11月3日，王稼祥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长副署的国书呈递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从这一刻’起，新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开始正式履行他的职责。
站稳脚跟：第一次建交高潮
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在与之建交问题上我们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经过谈判就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一成立，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都采取了鲜明的热情支持的态度，因此，中国同它们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不需要经过谈判的过程。
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于10月7日，在新中国诞生之后，周恩来外长于10月25日致电民主德国外长，通知中国决定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衔团长。
新中国建国后，南斯拉夫也立即表示承认。但由于当时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情况缺乏了解，并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的影响，中南两国到1955年1月才正式建交。
面对新中国，资本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的反应都比较谨慎。在最初给我外交部发来的回函中，大多数国家只是做出比较含混的姿态，表示愿与新政权保持非正式的接触，静观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而有的则想借此机会求得新政权对其原外交人员地位的承认。
根据《共同纲领》确立的外交思想，我们同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国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满足我方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先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缅甸是第一个明确表示承认新中国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缅建交谈判就成了上述原则的首次应用。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长伊·蒙电告周恩来外长，缅甸联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与使节之互换”。12月18日和21日周恩来致伊·蒙的复电表示：“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1950年1月18日，缅甸新任外长藻昆卓电告周恩来外长：“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着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证实外交关系的完全断绝。”并告：缅甸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秘吴辟将以临时代办身份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
4月29日，吴辟同章汉夫副部长在北京开始谈判。在谈判中，中方提出缅甸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于中国的一切财产采取何种态度，请缅方明确告知。缅方答复：第一，除前中国大使馆外，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缅甸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随即撤销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馆员被认为是普通侨民。第二，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中方对缅方答复表示满意。接着就交换使节进行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为中国首任驻缅大使，缅方提名原驻南京大使吴敏登为首任驻华大使，双方同意。双方商定于6月8日建交，谈判顺利结束。
在缅甸之后，新中国与巴基斯坦、瑞典、丹麦、瑞士等国的建交谈判也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相关程序。经历这一波建交高潮后，新中国在国际上彻底站稳了脚跟。 新中国民间外交思想的发展及其渊源 【摘要】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思想主要包括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人民外交和“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的“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新时期的“人文外交”与“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等。新中国民间外交的思想主要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新中国 民间外交 以民促官 经济 和谐 思想渊源
在我国，外交活动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政府外交，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民间外交也是我国的一种重要外交形式与途径。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民外交和“以民促官”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世界格局的影响，我国想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活动空间非常小，民间外交配合政府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立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人民外交”这种全新的外交形式，主要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人民外交战略思想的精髓就是“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团结世界人民的力量，建立统一的反帝国主义侵略阵线，为真正和平、平等的国际环境创建而努力。依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时，不仅要考虑到政府的立场，更要争取人民的支持。
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所作的《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讲话中阐述到：“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①在多次实际的外交活动中，周恩来不止一次指出，我国的外交活动并不局限于政府，广大人民群众也有进行外交活动的权利与地位。“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地来进行。”②
正是因为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同一个对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可能不同，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同时认为，国际中两国的外交活动并不一定先要由政府开始，而可以由两国的人民群众建立外交关系来推动两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发展。在这种外交思想下，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展了全方位的“以民促官”外交活动。中日邦交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就是以民间外交为主导，通过两国有识之士长时期的友好交往和不懈努力，“以民促官”，最终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典型案例。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在促成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并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指导下，我国积极地与众多西欧国家、阿拉伯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在民间往来的基础上逐步同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有人认为民间外交已完成使命，可有可无了，今后外交工作的重点应是大力发展国家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为此，周恩来及时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方针，并指出开展官方外交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同样，民间外交活动的力度不减，可以继续发挥其在国家友谊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加深政府外加合作深度。要和老朋友继续保持亲密的关系，同时采取新的措施与途径，去结交新的朋友。对于已建交的国家，要“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③，他鼓励那些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为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努力。周恩来曾指出，民间的外交活动内容与形式要多种多样，应涵盖整个人民群众体系。④他常说：“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同行同业有共同语言，交换意见是很有益处的，所以工农青妇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员都要重视对外工作。这实际上提出了开展“大外交”、“总体外交”的思想。
毛泽东、周恩来经常会见来自亚非拉各国的民间友人，还多次出席我国民间对外友好团体举办的盛大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在亚非拉人民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声明，如《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等，对增进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的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多次指出，中国的首要任务和最大的政治是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当然包括外交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此，中国外交开始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
邓小平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他在1984年曾经提出，如果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仅以政府作为主体，而忽略人民群众在外交活动中的权力地位与作用，那么彼此的情感与友谊是不可能深厚、牢固的。⑤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民间渠道对外开放，有助于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多次会见外国工商业人士，并促成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正是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开始朝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前进，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之前，受阶级斗争和国际统一战线思维的制约，我国民间外交受到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敌友的制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与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民间往来，甚至在外交实践中“以苏划线”，大大影响了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带动与影响下，整个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都出现了巨大改变，民间外交得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大范围进步，成为新时期的新特点。在对外交活动的基本要求与标准上，邓小平认为不应参加任何国际利益集团，而要与各国都建立外交往来关系。在考虑国家关系时，“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邓小平还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但凡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象、形式和内容，都是中国外交活动的指向。正是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障碍得以消除，使民间外交的作用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民间外交在世界各地拓展了交友的新渠道，形成了交往对象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全方位格局。邓小平十分重视外国友人在发展我国对外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分别接见了包括日美等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民间友好人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邓小平对来访的在各国在野政治家和实业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等人士时，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中国必须保持稳定的道理和中国政治风波的真相，严正声明中国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这对于冲破西方制裁和稳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收到了明显效果。
新时期开展公众外交与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思想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任务都发生了新变化，先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提出“以人为本”、开展“公众外交”、“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等思想，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又体现了新中国民间外交思想不可分割的连续性。
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成为各政府部门的核心理念。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中国外长李肇星提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要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宗旨。这反映出中国外交理念的进步，并“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维护整体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转变”⑥。2004年3月19日，外交部在新闻司成立公众外交处，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外交部门与公众之间互动来引导并争取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公众外交的宗旨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公众外交强调“主体参与性”，即在一个日益民主化和开放的世界中，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的常态机制，要求外交政策过程逐渐透明，使普通民众了解外交的基本运作和政策重点，真正成为外交工作的基础和后盾。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杨洁篪外长提出了要加强与各个国家的人文外交，从本质上增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⑦从此，人文外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人文外交是民间外交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文外交的基本思路与理念，是突出人的作用价值，它结合了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这两者的思想精髓。从外交主体来看，“人文外交”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从具体方式来分析，人文外交所关注的内容涵盖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各领域，使当代中国外交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从外交目的来看，开展“人文外交”意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并促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从外交理念来看，它既有中华文化的个性化内涵，又包含“以人为本”的普世性价值。⑧
“人文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向全世界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理念与主张。和谐世界理论在本质上是重视民间外交的，正所谓“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核心是世界人民之间的和谐。人类认同的最高层次是人类一家，这需要相互间认同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官方外交，民间交流更容易为各国达成国际秩序与利益的共识提供平台。
新中国民间外交思想产生的渊源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提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的论断。他反复强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⑨其中包含人民群众在外交、国际战线和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把“人”和“人民”置于内外政策的核心地位，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落脚点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和深化了无产阶级人民观。在新世纪，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新理念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新的时代内涵。在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的指导下，我国外交活动的思想理念始终扎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重视发展民间外交，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外交的主人”、“外交为人民，外交依靠人民”的“以人为本”外交思想。
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积累起自己最初的外交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中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理论对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群众路线在外交领域的具体运用，就是坚持外交要依靠群众，人民群众作为外交实践的主体，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只有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持久。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基本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我国民间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广交朋友，争取联合与团结一切可以联合与团结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对手；把各国的统治阶级同他们的人民相区别，通过民间外交努力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重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等。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重视和发展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对开展民间外交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民间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本思想。古代思想家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思想，均反映了“民本、民贵、爱民、重民、利民、顺民”等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至今仍有借鉴之效。例如，新中国的“以人为本”外交思想就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和超越；二是“和合”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礼尚往来”、“求同存异”、“协和万邦”。民间外交体现了“和合”文化的精髓。“和合”的精神，是承认、尊重、圆融；“和合”的途径，是沟通理解、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和合”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现“和谐世界”。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②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43页。
④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⑤李小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拥抱世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间外交”，《求是》，2009年第4期，第55页。
⑥金灿荣、刘世强：“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30页。
⑦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⑧金正昆，唐妮娜：“当代中国外交的新路径：‘人文外交’初探”，《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第35页。
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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