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梁漱溟思想研究综述

  本文关键词：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容受，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学的文化哲学本质在他这里凸显得最为清晰，[6]因而历来对于梁漱溟的研究首重其文化思想。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其文化哲学和具体的东西文化观两个层面。

关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郭齐勇等在《梁漱溟哲学思想》中认为，其特出之处首在其“存在体验”式的研究方式，即以人生的主观态度与倾向，整体把握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

然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使其文化哲学闪耀着不可磨灭的理论光辉，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理论困境。就前者而言，如柴文华等人在《文化的形而上建构———梁漱溟和贺麟的文化哲学》中指出的，梁漱溟把人心作为文化的根本，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了文化的价值源头；又如郑大华在《梁漱溟传》中所指出的：其文化哲学凸显了文化发展中的特殊性、民族性问题，打破了文化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它穿透了文化表层现象与外部特征，而直达各家文化的根本。就后者而言，郑大华指出：以意欲作为人类文化的终极依据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践本质；以意欲的趋向将人类文化划分为西、中、印等三个类型则失之笼统、武断；文化路向说本身既是一历时性过程又是一共时性结构，因而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逻辑矛盾。

当然，对梁漱溟而言，建构一种独特的文化哲学非其本意，为中国文化把脉并寻求出路才是其真心所在，因而其文化思想的重点就落在具体的东西文化观上。而这也是学界争论较多的地方。

首先是对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具体阐释、比较的路径和模式的分析。曹跃明指出：梁漱溟的早期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从哲学的路径来阐释和比较东西文化的；但此后的《中国文化要义》则从社会历史的路径来阐释和比较中西文化；这种转变是梁漱溟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中的文化学者成为一个现实中的社会实践活动家的结果。

[7]（P233-319）

多方分析指出，梁漱溟的早期文化观可说是多元主义的。[9]（P3-40）当然也有学者强调梁漱溟与新文化运动事实上是有分有合的，因而对其文化取向应当辩证地看。如乔清举在《梁漱溟文化思想通论》中指出：梁漱溟的文化观是多元与一元的矛盾统一；多元论提供保留传统价值的前提，一元论则是学习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最终达到的是一个“中体西用”的结论。马勇则认为，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实际是综合了中西文化之长而对传统文化作出的重新整合，是以中国社会存在为本位的人类文化互补论。

[10]（P80）

而郭齐勇等则在《梁漱溟哲学思

想》中干脆称梁漱溟的“保守主义”为“反传统的保守主义”。

至于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评价则兼涉历史和现实。历史地看，如郑大华在《梁漱溟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中认为，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和梁启超等一道对于五四之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景海峰在《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容受》中指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是继“中体西用”模式后，中国人回应与容受西方文化之挑战所创造的最为圆融和形而上色彩最为浓厚的文化体系之一。

现实地看，如柴文华等人在《文化的形而上建构———梁漱溟和贺麟的文化哲学》中认为：梁漱溟在中国现实文化的选择和建构上坚持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双向互动的原则，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构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胡伟希则在《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说与中西印文化的互补》中指出，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说给后人的启示是：西、中、印三大文化只能彼此对话、沟通和互补，而永远不会消失其个性；因而未来文化应是多元发展和互补的。

三、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

至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因此，当他研究东西文化并指明人类的出路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时，他就自然而然对传统儒家之学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和发挥，从而建构起他的新儒学。由是就有以下重要问题：梁漱溟是如何建构起其新儒学的，其特色何在，有何意义。

郭齐勇等人的《梁漱溟哲学思想》和王宗昱的《梁漱溟》都对梁漱溟新儒学的建构专门作了精详的勾勒，并各有特色。

郭齐勇等指出，梁漱溟儒学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前后，此时他以泰州自然主义思想理解儒家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在三十年代后，他开始通过宋明儒学来领悟孔孟，并形成了自己儒家生命哲学的大致框架。其建构历程表现在核心概念的转换上就是由生命直觉（即本能的道德），到道德理性（即反乎本能的道德），到宇宙生命（即为道德奠定根基的宇宙本体）的层级递进。

可以看出，这是以道德的凸显为主线来勾勒梁漱溟新儒学的建构历程。然而在梁漱溟这里，生命与心同义，由是也可以说道德的根据在于心。因此，道德的凸显实即心的朗现。这样，以心的凸显为主线来勾勒梁漱溟新儒学的建构历程就是可能的了。实际上，王宗昱正是如此。而且与其他学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为梁漱溟新儒学建构的开端不同，他认为，

郭齐勇则在《梁漱溟的文化比较模式析论》中总结了梁漱溟中西文化比较的基本模式，即：西方文化：身的文化—人对物（自然）的关系—人心之妙用（用）—理智—有对—向外—人类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心的文化—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人心之美德（体）—理性—无对—向内—人类第二期文化。

梁漱溟阐释、比较东西文化旨在为中国文化谋求出路，因而其中实已渗透着特定的文化取向，故贞定其文化取向的性质并对其东西文化观作出相应的评价就成为梁漱溟文化思想研究中的又一要点。

奠定梁漱溟文化取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作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此新文化运动常常成为衡量其文化取向的参照，但梁漱溟的特立独行使其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关系变得复杂难辨，由此学界对其文化取向歧见纷出。如郑大华在《梁漱溟传》中强调梁漱溟与新文化运动的差异性，认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其文化取向是保守主义的。与此不同，另有一些学者强调梁漱溟与新文化运动的趋同性，如冯友兰认为，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第一是赞成，，第二是参加活动，因而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一帜”，但属于其右翼。

[8]（P80-82）

正由于此，

王宗昱在《梁漱溟》中指出，梁漱溟至少在其早期即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属于悲观的保守主义者，甚至还算一个乐观的革命家，尽管在后来其文化观趋向保守主义。而陈来则进一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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