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演变路径与历程

    欧洲文明发展最为迅速的还是在地中海周边，尤其是地中海西端的希腊人。希腊人的来源，则明显是巴尔干及小亚细亚南下的白种人，即高加索人种，自欧亚交接处向西向南扩散，最西端的极限达爱尔兰，他们即称为凯尔特的族群。希腊城邦是印欧语族群由北方进入希腊半岛后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居民分成两个阶层：殖民族群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奴隶住在城内；城外的原来的本地居民。只有那些雅利安殖民者是城市的公民。因此，如今国内一些崇洋媚外者盲目吹捧的西方民主、自由并非自古就有，更非普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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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第一次把欧洲统一的比较完整的是罗马帝国时代，作为当时之霸主，罗马军团兵锋四出，各处征伐。罗马早期政治是王政时代，国王掌握绝对的权力。他是大立法官、军队的首领、大法官和大祭祀长，其权力仅仅受到来自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遏制。元老院就是元老议会，由不同部族首脑组成。按照宪法和传统习俗，元老院有权通过或否决国王的任命以及判定国王的立法和诉讼。公民大会由罗马的全体男性公民构成，按照亲缘关系分成30组；它授予君主行使权力，而这一点由元老院最后正式批准。然而，“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只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即便在罗马公民内部，也只有奴隶主阶层才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罗马“共和国”需要“帝国主义”。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总是以“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吞并别国的借口并不总是“正义”的。2世纪以下，罗马内部逐渐改变，共和体制沦为军人控制的统治体，最终，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其西半部分变成天主教会与日耳曼军事领袖共有的“神圣罗马帝国”，而476年，日耳曼人罢黜最后一任西罗马皇帝，罗马实际灭亡；原来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分，则是东正教会与东欧土豪的天下，但后来匈人阿提拉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胁迫东罗马投降。其后，经过基督教会普世性权威涵盖的时代，欧洲逐渐演变为多中心的封建列国体制。

    欧洲的封建，其结构及功能酷似中国周代及日本武家政治曾建立的制度，究其实质，所谓“封建”，是由权力中心将权力分别委托于地方，让受托者就地攫取资源以维持其存在，而又以受托者的力量控制权力核心所不及的地方。封建制度不同于文官组织官僚制度，其权利是分散的，法度因人因地，各有不同。欧洲的封建因此与中国古代不同。周人封建亲戚，以以为藩屏，宗统与君统合而为一。血缘纽带是团结的因素。欧洲封建则出自部族的重新编组，语言风俗是结合的基本。

    文艺复兴后，欧洲找回了古典时代的知识，以致教会不能独占心智资源。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及对地中海东岸国家的战争，接触了东方的消息，更与海外活动带回来的世界知识彼此印证，打破了欧洲长期封闭的孤陋寡闻。城市中开设了许多大学，一群新的知识分子，不受教会约束，可以寻索新的思想课题。宗教改革的几个重要人物，英国的威克里夫（johnwycliffe）,捷克的胡斯（johnhuss），瑞士的兹文利（ulnchzwingli）,德国的马丁.路德等都是在大学执教的学者。

    各处地方势力早就不甘承受神圣罗马帝国的霸权。政教势力彼此利用，使地方势力难以挑战。宗教改革正是地方诸侯寻求自主的机会，不少挑战教会的学者，其实常受当地官方的庇护，例如马丁.路德即有撒克逊选侯的保护与支持，荷兰诸省的独立运动，是奥伦治公爵与新教教派的合作。英国脱离天主教会，更是英王亨利八世直接主导的因素。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欧洲历史的里程碑，从此以后，拥有主权的国族国家，各自独立自主，打破了“普世秩序”的帝国教会霸权。

    在启蒙运动中，对于国家性质的提问，引发了自由与人权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其实与希腊古典思想关系不大，却是有宗教改革后重新界定神恩引申而来。人类与个人都是蒙受神恩，神创造了人，而且神爱世人，因此，人权是神圣的，人的自由不应当由别人剥夺。于是，国家是由个别国民合订的契约所创设，以服务国民。这一转折，逐在“国家”的定义中，注入个别国民的权利，为民主政体确立了天赋人为其基本要件。

    英国可谓欧洲最早实质上兴起民主政治改革的国家，其政体转变可说是历时数百年的渐变。一般教科书，常以13世纪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作为英国民权革命的源头。可是，那次英国贵族逼迫约翰签署承诺之处，并不是人民的权利，而是贵族们要求专制王权的自我节制。《大宪章》六十三条，几乎没有触及民权。

    英国的民权革命，长期以来从未终止。当然，英国王室常由外国的皇帝入主大统，皇室缺乏发挥皇权的资源，逐使议会有机会不断巩固其权力基础，另一方面，洛克主张皇权与行政权互相制衡的理论，为英国这样渐进式的伸张民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美国是在这一模式下，再增加了宪法所列的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制衡的政府结构及宪法序列的人民权利与权力，承袭了英国纳税义务与参政代议权利之间的对等关系，是以，其革命的精神是维护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也就是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制”，据说是由汉密尔顿在1777年首次提出的，用以表示他们所构想的美国政体。代议制民主是经过古罗马共和制的长期熏陶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形成的。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社会塑造了近代代议制民主的基本框架。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种与古代雅典存在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或决策，而是通过选举代表来掌握国家权力，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选举代表的选举权上。雅典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为“直接民主”，后者为“间接民主”。所谓“间接民主”的实质就是防止“暴民”政治的精英政治，人民不适合直接管理国家，应有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即精英来管理国家。在古希腊人看来，所谓“代议的”或者“间接的”，非但不可能是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

    代议制民主的文明对话，主要体现在两个时期或场合，一是民众选举代表时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与选民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以“民意”为基础，候选人也需要高超的演说才能。选民通过手中的选票来与政治家或政客进行对话，“票决”成为对话的法律保障。二是被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主要是议员）在议会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立法或决策进行政治辩论时。这类辩论虽然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以及利益集团的诉求，但基本上是和平的理性的，同时也是兼顾民意的。当然在某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议会里，议员们也会爆发互相之间辱骂的“语言暴力”以及动手动脚的“肢体暴力”，文明对话变得“不文明”。为了保证代议制民主对话的畅通性、稳定性与有效性，西方在制度安排、法律保障以及技术设计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革与完善。比如通过全民公决来突破“间接民主”的限制；通过民意测验来及时与民众沟通，调整政策；议员在国会辩论时享有充分的“司法豁免权”，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不同政见而不被追究责任，等等。

    这种民主政治的隐患也是至深的，不仅在于如何保证人人有参政的权力，而且还有如何保持“选票”的质量。诚如美国立国之初，一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观察：这一新生的共和国，终将有政治庸俗化之虞。政治庸俗化时，哗然取宠的政客将会夺得权力，并以小恩小惠及动听的言语维持选民的支持，却使真正有远见的人士没有机会为国家寻求福泽，避免灾难。现在国家掌握了巨大资源，已不再是个别的国民所能够抵抗。如有野心家，借正常民主程序取得主证的权力，即可为所欲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人群，则常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却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如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因而出现了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民主命，为万世开太平。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

    今天，我们众多同胞一直高呼“民主”、效仿欧美、盛赞西方国民的高幸福指数生活。只是对于“民主”，我们多数人都没有搞懂这个“主”是我要做主的“主”，还是作我主的“主”？绝大多数国人潜意识下的处事决定显示的是要作我主的“主”，这就是文化属性，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说白了，大多数国人习惯了以“权利”和“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这样自然慢慢形成了趋炎附势、浮躁、思想极端的社会意识。

    在一个信仰缺失、道德价值观模糊的社会，人们都变得迷茫、焦灼，甚至躁狂，已经很难去看清事件背后的大是大非了，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相还是别有用心的炒作就跟着往前冲，也或许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为了暂时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一直以来，身边时常有人公然或私底下大肆批判社会，抨击现今官场腐败、贫富不均、法制不全、国人心态浮躁、经济发展畸形......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在问题出现的时候首先是反思自己、正视自己，人是永远无法掌控别人，但可以完善自己！有多少人从街边的乞讨老人面前走过时是有由衷的怜悯之心？有多少人会在被侵犯权利时想到的是用好法律武器？有多少人在清洁工刚打扫干净的路面随手丢烟头，甚至辱骂他们？人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之分，但人格尊严没有贵贱之别！其实，说到底不是政党腐败，而首先我们自己思想就已经腐败。盲目的崇洋媚外、只会抱怨他人的不是、只会投机或懒惰的等待精神上的救济......这些都是弱势文化属性群体。

    一个民族的道德信仰塌陷才是最难痊愈的致命伤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