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河南 乡土小说的苦难书写

1 河南乡土小说发展概述

河南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紧跟整个国家的乡土文学的发展步调，与其一道并驾齐驱。不过，从五四乡土文学产生的初期到八十年代河南作家在文学史上多是以个人的方式出场，如稀少的流星划过文学史的长空，五四时期的徐玉诺、三十年代的姚雪垠、师陀，八十年代初的张一弓、李准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发出耀眼光辉，但这些河南作家始终没有塑造成一幅完整的群体形象，而不像陕军、湘军、川军等以集体形象示人。直到文学豫军作为集体出现并凸显出来，张宇、李佩甫、田中禾、乔典运、刘庆邦、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墨白、李洱等豫籍作家先后带着成熟的作品走向文坛，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在不同历史分期被串联起来。

1.1 河南乡土小说的历史演进

中原大地上，农耕社会是生产方式的主流布景，乡土文学是文学创作的主流。自 1978 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历史迷雾中觉醒的河南作家姚雪垠、师陀、李准、张一弓等积极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涌现出的阎连科、刘震云、李洱、柳建伟等杰出作家凭借自己对家乡的苦难历史和现实的描写将河南地区的现实危机展现在世人面前。河南作家虽然远离故土，但是却心系家园，他们笔下的世界是自己的故乡，文学世界中所塑造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个故乡的熟悉面孔。生产力的落后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相对滞后，相比而言，河南作家的数量和素质整体上就和江浙一带无法同日而语。纵览河南文学的发展历程，乡土文学可以说是一股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潮流。新时期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在农村大刀阔斧地展开，作为生产力一方的农民进入创造历史的舞台中心，书写农村改革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历史成为文学的必然选择。乡土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重获生机并引起文坛轰动，而河南作家凭借其得在乡土文学方面得天独厚的实力渐渐涌入文坛，获得一席之地。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既继承了五四时期的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同时也有对农民自身劣根性存在的合理性理解。由于民族矛盾的解决，作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从而使得作品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呈现新的特征。

1.1.1 八十年代之前河南乡土小说的萌芽生长

河南乡土小说的发展在八十年代之前大致有两个分期，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二十年代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热潮。河南作家作家徐玉诺以《一只破鞋》登上文学舞台，他与同时期的王鲁彦、王任叔、许地山、台静农等乡土作家相比虽然没有被更多读者所熟知但却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三十年代以来河南邓州作家姚雪垠创作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河南杞县作家芦焚（师陀）凭借《寒食节》、《无望村的馆主》、《里门拾记》、《果园城记》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打开了河南作家进入文坛的大门。虽然此时河南作家笔下的豫地风情尚未引起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但是河南作家本身惯有的河南人淳朴、务实、贴近现实的文学创作的情怀却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凸显出来。从四十年代开始，河南洛阳作家李准通过《不能走那条路》登上文坛，之后的《耕耘记》、《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都将镜头对准自己故乡的人们。比起五四时期唯一能够被人记起势单力薄的河南作家徐玉诺，三四十年代姚雪垠、师陀、李准这三位重量级作家的出现可谓是河南乡土文学迎来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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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研究及其缺失

虽然对乡土文学的研究已经是个比较陈旧的话题，而对豫籍作家乡土小说创作的研究却未实现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评论界和学术界对河南乡土作家的集体分析存在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就整体创作队伍而言是由于河南作家数量相对较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集体性，同时作品中的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描写的不到位而造成河南乡土小说的地域性不明显；另一方面就作家典型性而言则是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作家没有很强的时代典型性。从而，研究者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了类似沈从文的湘土世界这样的标志性的地域性乡土文学上，无暇顾及到处在边缘的河南作家。当前对豫地乡土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这块新大陆的发现，更是对其未来更好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建议。

河南文学在 1995 年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缺席。八十年代以来，河南作家在全国范围内的涌现与评论界、学术界对河南作家集体研究的冷清不协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河南乡土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数量的不对称，也与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不统一、主题思想的分散等密切相关。

截至 2013 年 6 月，以“河南文学”为关键词在论文期刊网上的查询结果仅有 67 条，而以“文学豫军”为关键词则只有 42 条，这说明将河南文学作为一个集体来研究的学者很少，而从地域性的角度来对河南乡土文学的整体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总体来讲，目前对于河南文学的归类和定性多是乡土文学的性质。其中1997 年最早提出“文学豫军”的河南大学的教授孙荪迈出了关注河南文学集体发展的第一步，在兴起发展后的十年间，豫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学界的研究还多是停留在单个河南作家的分析上，对文学豫军进行整体研究的多是河南本土的学者，未能引起学界其他学者的关注。其中，出生于河南渑池的现任浙江大学教授姚晓雷对河南乡土文学的研究较为深刻，在其作品《乡土与声音：民间审视下的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小说的类型》、《灵魂的守护》中深入分析了河南乡土小说的发展。他对刘震云、张宇、阎连科、李佩甫等人的作品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其本人的“乡土情结”也是河南作家与文学研究者所普遍共有的心理情结。虽然他的研究方向在向河南作家倾斜，但是细致看来又比较分散，集体性的研究成果还不成熟。一方面是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史上的积极复出，一方面却是被文学史边缘化的现实，尤其是研究论述的苍白和自圆其说让河南乡土小说在乡土文学史上处于弱势的尴尬地位。一方面是优秀的河南作家例如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等人在新时期可人的文学创作成果取得了研究者的亲睐，一方面是文坛对河南乡土文学整体分析研究的冷落，这样两极化的现实状况既令人费解又令人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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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十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与苦难书写的关系

河南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有种悲怆的苦难基调，无论是服务于各种主题，苦难作为故事背景的现实都未曾改变。如果说八十年代之前河南的乡土文学创作偏重于写历史苦难，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乡土文学的创作则是从苦难本身的内涵出发来写苦难的深层含义。河南作家之所以选择苦难主题有深刻的书写根源，既与中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作家自身的成长经历与创作追求密不可分。

2.1乡土文学的苦难根源

河南作家选择文学创作的苦难基调，既是文学创作的主题倾向的规律使然，也是作家主体主客观因素的推动。像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叙事人所说，“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作家的这种地域性的身份认同是其创作的基点，他们在自我情感释放或是原始故乡记忆之上的文学创作是其个人化的乡土文学创作的精彩部分。故乡大地的灾难记忆是作家不可磨灭的记忆，这种土地根性决定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根源，尤其是对磨难痛彻心扉的体验是作家最宝贵、最真诚的文学创作不可绕开的内容。

2.1.1 苦难：文学创作的创伤性心理体验

悲苦的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灵上所形成的创伤性的心理体验往往会成为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作家希望通过文学作品的艺术加工来求得心理的安慰与平衡，并且将人生的穷苦体验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也极具艺术感染力，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心理学上认为，痛苦的情感是向内集聚的，所以对生活苦难的心理感受更容易郁结在作者的创作构思中。河南这块边缘化的“穷乡僻壤”，生存环境的简陋，乡土生活的苦难很容易造成河南作家心灵上的痛苦与不平衡，而这种缺失性的心理体验便有宣泄痛苦的需要，从而“以文为哭”的文学创作便成为河南作家进行创作的心理机制。

苦难书写是河南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划定的感情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安排人物命运时的心理倾向，也决定了作家对故事情节的设置。苦难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它承载着人生的终极价值定位，具有饱满的内涵意蕴等待挖掘。苦难的类型在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所描摹的情感态度却是有着普遍的人生意义。苦难书写在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上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而在乡土文学中，苦难更是凸显成为重要音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原则要求作品必须反映真实的思想内涵，苦难则是文学创作所需的典型的环境。从文学发生的意义追求来说，它也偏爱选择苦难作为视角。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所说，“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在这样一些较高的社会学层面上或是在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苦难是文学家在进行深层次的创作构思必须奠定的创作基调，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生有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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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土小说苦难书写的中原文化背景

河南的开封、郑州、洛阳、安阳是我国的八个古都之中的四个，作为一个有着灿烂古代文明的省份，她经历了充分的历史文化和农乡文明的洗礼，滋养的一代代文人志士吐露出豫地的乡土芬芳。辉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当今日益边缘化的经济地位之间的落差、以皇天后土作依赖的中原人与当今被地域歧视所瞄准的河南人地位的交换是河南人民经历的精神折磨。作为中原文化背景的不仅仅是精神财富的丰盛，还有历史空间的阴森，而两者之间的比照更是在两极冲击中让苦难书写成为作家的精神表达的蒸腾状态。

一向创作相对和缓的作家周大新在作品中写到南阳玉雕《玉器行》、南阳汉画像《左朱雀右白虎》、丹江水库《湖光山色》，这些珍贵的人文、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的宝贝，而在作品中则是以被破坏的对象而存在的。小说中诉说的只是一位没落贵族露宿街头的苦痛，像是在凭空展览过往的阔绰与凋零后的落寞。以苦难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来自于苦难的历史过往与现实情势，正如艺术创作的生活起源论。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都会有自己生活环境的影子，所在地的文化背景往往是其写作的外部氛围。

2.2.1 人文地理的外部环境

按照《辞海》解释，“广义的中原，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或者是整个黄河流域。”而“狭义的中原，主要指的是河南一带的范围。”河南地处内陆，出于经济发展的边缘位置，中原地区历经战乱和黄河水患、多发旱涝灾害的历史造就的中原人民生活上的环境动荡、物质贫乏，道德操守鱼龙混杂的现实。物质生活的贫困尚可渐渐改善，而河南乡土民间所载重的精神枷锁却是难以卸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均，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下，人们的生活质量与价值观念也不同。

近现代统治阶级的政治话语所携带的沉重挤压和武断决策，经常是将原本生活困苦的乡土民间雪上加霜。河南作家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太多不可思议的苦难现实。新时期伊始，张一弓就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写那个时代整个村子断粮七天的时代历史，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写 1942 年发生在河南的那场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灾荒，自然灾害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催粮加税摧残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取材真实历史，以图书馆档案、个人回忆、民间传闻、作家的想象加工等合力加工的结果，它为我们还原了那场真实发生在 1942 年的饥荒岁月。河南多灾多难的历史成为作家书写苦难的一笔珍贵材料，这是河南作家的文学创作所独有的财富，但绝不是作家想要以此来博得同情或者是对灾难充满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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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十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苦难书写的主题生成............... 19

3.1 乡土苦难的内容：贫与愚 ............... 19

3.1.1  物质层面：贫穷之苦....... 20

4 八十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苦难书写的主题释义.......... 34

4.1 地域文化的批判 ............. 34

5 河南乡土小说苦难书写的价值与局限............. 44

5 河南乡土小说苦难书写的价值与局限

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参与乡土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学豫军的整体的创作实力也有目共睹的，他们的文学创作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为新的一股乡土文学创作的强兵劲旅，河南乡土文学的创作以其对现实主义以及对于乡土文学本色的传承为文学的传承创新做出榜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苦难书写，选择乡土视野的路子是正确的，而在贫富差距逐渐加剧地情形下重温苦难很有意味。对于人口众多似“穷乡僻壤”的河南来说，苦难书写是作家创作的主要格调，对于借此了解国内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处于边缘的河南乡土作家在乡土文学逐渐引起重视的背景下，对于河南乡土文学的整体地域性的品格做出科学有序的分析既能对当前的河南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思路和可能的修改意见，重要的是能够完善对文化重省河南的文学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契机，部分地填补河南乡土文学的研究上的空白，以期赢得更多的学界对于河南乡土文学的发展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从过分拥挤的其他地区的乡土文学的研究中分身出来，完善对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研究的薄弱环节。

5.1 文学价值

文学作品的价值，要从内外两个层面来考虑。一是从文本的产生来讲它们的文学价值，而是从文本接受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社会价值。这样形成的循环才是文学生产的完整过程。乡土文学的创作题材可谓是河南作家文学创作的准确定位，而对乡土苦难的描写又是对文学母题的回潮。就文学价值来讲，河南作家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文学豫军对中原崛起的推动，繁荣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视野，而河南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顽强坚守也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名，尤其是在当下各种思潮攒动的文学读物市场，这种对现实的真切表达是文学发展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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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文学创作的乡土视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对乡土原始生命力的书写对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都很有参照价值，生活在乡土世界的人民身上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实质。乡土社会所代表的农耕社会的时代在不同的地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在消退，压在农民身上的物质负担在相应地减轻，而深入神经的精神枷锁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会是一股肆意蔓延的病菌在农民甚至是其他社会阶层体内流窜。

河南作为中原地区核心的文化重省所面临的文明程度倍受质疑的现实是它贫弱形象的写照，而河南作家的乡土文学则是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苦难生存境遇的艺术化表达。在漫漫文学历史的长河中，河南作家在现代文学史的寥寥几笔以及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概念化创作都是零碎的，被历史记忆或是遗漏的数量都很少。八十年代以来，文学豫军的出现是文坛对河南文学发展的一种平视审视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河南作家迎来的文学创作的繁荣面貌的概括。文学豫军的文学创作整体的苦难格调是对河南历史与现实的叹息，走出河南的乡土作家在回望故乡时，满眼含泪地打掉牙往肚子吞的痛楚与惊醒是对苦难的民众以及苦难的历史的真实情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南作家而言，乡土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与历史是他们童年甚至是生命力最深刻的记忆。和乡土相关的风俗民情、地域特色、人物个性在河南作家的笔下都只是作为苦难书写的背景和原因而存在，而引发苦难的则是深厚的权力至上的陈旧思想要挟下的麻木、愚昧的民众与当权者共同协作的结果。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河南作家的乡土文学践行了对渐行渐远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执着，这对于文学的社会价值的开掘有着长远的价值；河南作家对乡土小说苦难书写的热情对愈演愈烈的文学创作的娱乐化、商业化势头是重头一击；从区域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河南作家或者是豫籍作家的集体繁荣有利于河南这个文学贫瘠的省份的文学创作热情的提高，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河南各个地区的风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取得了抛头露面的机遇，为增进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就河南乡土作家的苦难书写的价值而言，作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虽然参差不齐，但是他们作品共同的现实指向性却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