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妇产科病人术后疼痛护理的思考(2)

发布时间：2017-01-18 21:29

  本文关键词：妇产科患者术后疼痛评估与护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3.2 强化护理人员对疼痛控制的认识
        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在术后72h仍出现疼痛不止的状况。所以，疼痛主动评估应当成为护理工作的常规，避免只有病人反应疼痛之后才进行被动处理的情况。当前，护士往往会低估病人的疼痛状况，在疼痛强度的评估上，大多数护士与患者的主诉不一致，很多护士会低估患者的疼痛强度。鉴于医学界对疼痛基础理论研究之深入，在临床护理当中，疼痛已成为体温、脉搏、呼吸与血压等四大生命体征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解除患者的术后疼痛已成为护士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3 合理运用镇痛药物
        医学主张进行预防性用药，而不是等到患者疼痛难忍之后再给药。预防性给药所需要的剂量要比疼痛剧烈时的用药剂量更少，而且病人的痛苦更小、镇痛效果更好。比如，对于妇产科小手术所引起的疼痛，运用散利痛类药物就能达到比较理想的镇痛效果；对于妇产科中、大手术所引起的疼痛，则应使用中枢作用止痛药与患者自控止痛法。这一方法主要是为适应患者个体需要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可塑性止痛法。当病人按动按钮即可启动这一系统，从而产生主动参与感，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康复。
        3.4  准确判断患者的疼痛类型
        护理人员应当严密观察患者切口的局部情况与生命体征出现的变化，并准确地判断出疼痛类型。如果是伤口痛，就要严密观察切口是否有肿胀，切口敷料是否出现渗血与渗液，从而防止出现局部血肿；如果患者出现宫缩疼痛，子宫收缩较好且恶露多，护士可采取按摩子宫与应用宫缩剂、热敷下腹部等方法来止痛；如果因为使用留置导尿管而造成患者膀胱痛，则应及时进行抗感染治疗，并嘱咐患者多喝水；如果患者因为术后禁食、心理压力大或者原有胃病史而出现了胃疼痛，则应叮嘱患者注重清淡饮食，不要食用凉食。要鼓励患者多下床活动，从而有利于排气和恢复胃肠的功能，并指导患者多次深呼吸等从而分散注意力。同时，还可使用热敷与解痉止痛药等方式来调解患者的胃肠功能。
        4  讨论
        术后疼痛是患者对于手术刺激的一种应激反应，它所造成的病理与生理改变，将会影响到患者术后恢复。因此，要想加快患者的术后恢复，就必须解决患者的术后疼痛问题。在临床护理实践之中，部分医院未能将疼痛评估列入护理常规，唯有在病人在提出疼痛或者要求镇痛之时才会被动地进行处理，这就阻碍了实施有效的疼痛控制。在妇产科病人的术后护理当中，应当注重消除病人的紧张情绪，进行合理的疼痛评估，运用药物等方法将病人的疼痛控制于最小限度上，让其能够安度手术恢复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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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在一些地方且呈愈演愈烈之趋势，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国内医患信任关系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摘要：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着。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医患信任;医患关系;医方信任;患方信任;信任修复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在一些地方且呈愈演愈烈之趋势，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我们在总结梳理当下医患信任关系特征的基础上，概括归纳我国医患信任关系现状以及已有研究的要点，并指出未来探索的可行方面，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好铺垫。

　　一、国内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

　　医患信任是每个国家都会关注、因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由于医疗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医患信任关系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中国人的行为具有相当高的关系取向(relationship-oriented),有无关系或关系好坏成为信任能否建立的关键。因此，中国人即使处于制度中，也喜欢通过关系建立信任，不管医院的专家系统信息设计得如何完备，专家简历介绍得如何详细，患者仍然希望通过关系找到好的或信得过的医生，通过其可以延伸到的或重新搭建的关系网络，把医患双方纳入其中，将医患双方由陌生人关系转变成熟人关系，以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黄晓晔，2013)。屈英和、田毅鹏和周同梅(2010)的调查显示，高达70.6%的患者希望通过关系就医，86.6%的医生接受“关系就医”,更重要的是，40.7%的患者认为，“关系介绍的更可信、心里更踏实”.关系信任取向体现了医患双方试图凭借“第三方推荐”来建立快速信任，这种快速信任能够控制临时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就医风险。关系信任取向与关系就医不仅仅是患者规避医疗风险、建立医患信任的体现，同时也是患者对抗生物医学模式制度化下医生冷漠的一种方式。

　　2.医患信任关系中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在中国社会，医生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尊重的，医生被称为“大夫”,这个称谓在传统社会中是指一定的、甚至是很显赫的官阶(比如隋唐以后，大夫为高级官阶，清代高级文职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医生还和教师一样被称为“先生”,应当意味着医生与天、地、君、亲、师次序中“师”的地位是相等同的。

　　医生的职责是“与人祛病”,而在传统医学中，“病”的含义是直接建立在对身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身体并非只是生理器官的静态组合，它是开放性的动态的场域，兼具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多重功能。身体还与环境、自然相呼应，例如“五行配脏”的学说。传统医学将五行(木火土金水)与五脏(肝心脾肺肾)的功能属性做了规范和确定，以五行的功能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这就从理论上把人体的组织器官与自然界的时间、空间、色彩、气味等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天人相应、内外相同的功能网络。这样，五脏以形质解剖为基础，在功能上与自然相通应，与六腑相表里，与肢节九窍相联系，通过精、气、血、经脉的贯通而构建了一个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图景。何为疾病呢?所谓疾病就是由身心合一的人体系统或由人体系统和环境、自然构成的天人合一系统的平衡状态遭到了破坏。任何具体病症的出现一定与整体和系统功能的失调息息相关。所以医生的“与人祛病”也就自然成了“究天人之际”的过程，“医道即天道”,要传播道理，讲授知识、解除疑惑，至此，医生和教师扮演的角色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了---传道、授业、解惑。

　　在文字记载和口口相传中，具有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诸如扁鹊、华佗、董奉、张仲景等医生们，其妙手回春的本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治病”,更是一种广义的“济世”.故中国社会的医生要解决的就不单单是生理的问题，还要包括心理的问题、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问题，甚至人生与世界观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及患者群体对于医生有很高的角色期望。

　　在现实的医患关系中，由于对医疗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对称，前来求助的患者处在弱势和被动的位置，再加之对医生的高角色期待，遂形成了医生的高权威和高支配的地位。显然，这种高权威和对医生角色的高期待有利于医患之间初始信任及快速信任的建立。同时也令患者对医生产生出一种内隐的敬畏态度，这种内隐态度潜在地影响患者对医生群体的认知、情感倾向和行为反应。

　　3.医院不同部别和科别的医患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国内的研究发现，与门诊部相比，住院部的医患信任关系更好，住院患者在与医护人员的多次积极互动中，建立起对医护人员的人格信任(谢铮，邱泽奇，张拓红，2009)。

　　同时，国内对不同科别的医疗投诉与医疗纠纷的数据分析显示，外科、骨科及妇产科的医患信任水平较低，例如，在医疗投诉方面，王将军等人(2015)收集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从2009至2013年间医疗投诉案例2579件，发现外科和妇产科位居被投诉的前两位。在医疗纠纷方面，林雪玉和李雯(2015)检索国内全文期刊数据库中近3年的1552例医疗纠纷案例，发现其分布是，外科占30.86%、内科占18.43%、骨科占14.69%、妇产科占11.34%.

　　4.不同级别医院的医患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国内的医院按不同的标准被分为不同的级别，若将高级别的医院与低级别的医院在医患信任关系方面做个比较，哪一类会更好些呢?

　　有研究认为，低级别医院的医患信任状况优于高级别医院。在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被调查的医务人员认为患者信任自己的比例为，城市大医院(44.4%)、乡镇卫生院(52.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3.7);被调查的医务人员认为患者不信任自己的比例为，城市大医院(12.7%)、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乡镇卫生院(5.1%)。城市大医院医务人员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相比，更感到不被患者信任(王帅，张耀光，徐玲，2014)。

　　但也有学者将医患信任划分为技术性信任和非技术性信任，并由此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黄春锋、黄奕祥和胡正路(2011)发现：尽管三级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较高，但是大量的疑难病患者涌向三级医院，造成医务人员的负荷重、风险大，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医患冲突极可能一触即发。反之，一级医院的运转负荷较轻，有条件为医患沟通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在技术方面却处于弱势。然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二级医院则有可能综合一级医院和三级医院的长处，从而能够更好地在技术性信任和非技术性信任之间进行平衡。

　　此外，还有研究聚焦于乡村地区，探讨我国村民群体与村医群体之间的互信程度。例如，房莉杰、梁小云和金承刚(2013)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某两个村庄的参与观察发现，村民普遍认为乡镇医院医生的医术不如老村医，以致对乡镇卫生院医生表示不信任。村民对村医的信任主要源于“熟人社会”情境产生的非技术性信任，以及村民群体与本乡本土村医群体间频繁的群际接触。群际接触可以减少群际偏见，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越多地接触目标群体，越有可能产生相互的熟悉感及这种熟悉感基础上对自己人的认同与信任(贺雪峰，2011)。

　　二、国内医患信任关系的现状与趋势

　　一些大型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医患信任关系正在持续地恶化，具体表现在医患纠纷与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频次、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的比例、以及医患彼此关系及信任度的评价等多个维度上。

　　1.医患纠纷的发生频次快速上升。冯俊敏等人(2013)回顾了2003年至2012年的418篇相关文献，发现医疗纠纷在我国呈不断加剧的态势。在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243起，比2005年增加近7000起(赵晓明，2012)。杨连忠、王晓敏和张蔚星(2011)对华北某三甲医院自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出现的107例医疗纠纷案进行分析，发现医疗纠纷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却极少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2.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显着增加。中国医院协会于2012年开展了“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涉及全国316家医院，8388名医务人员和8204名患者，结果显示：医务人员遭到谩骂、威胁的情况较为普遍，发生上述事件的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90%上升至2012年的96%;医务人员躯体受到攻击、造成明显损伤事件的次数逐年增加，所涉及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至2012年的63.7%;每年发生次数在6次及以上的医院的比例逐年上升，2012年(8.3%)是2008年(4.5%)的近两倍，平均来看，每年都会发生1至3起此类事件，2012年达到顶峰(贾晓莉，周洪柱，赵越，郑莉丽，魏琪，郑雪倩，2014)。

　　3.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逐年减少。根据2013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医务人员报告患者对其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显示：85.2%的医务人员报告患者对自己的服务表示满意，12.2%表示一般，2.6%表示服务不满意。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满意的比例减少了5.8个百分点，不满意的比例增加了0.9个百分点。患者不满意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程度有所增加(王帅，张耀光，徐玲，2014)。

　　4.医患对彼此关系的评价持续下滑。徐英(2013)通过对某市1057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对国内近年来的典型案例进行汇总分析，发现有40.6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差，有61.6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目前的医患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有39.26%的医务人员认为在现今医疗环境下应以避免一切医疗纠纷为治疗原则。

　　5.医患对彼此信任度的评价不断降低。2008年，针对患者信任的变化状况，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小组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发布了《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的结果。当问及“与前几年相比，您感觉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程度有何变化”时，有48.8%的医务人员认为“下降了”,有28%的人选择没有变化，其中，城市三级医院医务人员中认为“患者的信任降低了”的比例最高，为59.5%,而在乡镇卫生院，该比例为28.5%.2013年，在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研究者调查了医务人员自感患者对其提供服务的信任程度，有47.9%的医务人员表示患者信任自己，有42.4%的人表示一般，而有9.7%的人则表示不信任自己。与2008年相比，医务人员认为患者信任自己的比例减少了22.1个百分点，不信任的比例增加了6.8个百分点，说明医务人员自感不被患者信任的程度有所增加(王帅，张耀光，徐玲，2014)。

　　以上大型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数据，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医患之间的互不信任状态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三、当下医患信任研究概观

　　梳理研究者们对医患信任问题的探讨，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医患信任的测量工具。国外关于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和开发较多，其测量对象主要包括医生、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卫生系统和医学专业人员，但多集中于患者对医生及医疗机构的信任方面。国内一些医患信任量表是在引进和修订国外相关量表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董恩宏和鲍勇(2012)开发了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WakeForestPhysicianTrustScale,WFPTS)的中文修订版，包含仁爱和技术能力2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5个条目，用以测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张艳(2012)开发了医疗服务关系信任量表(HealthcareRelationshipTrustScale)的中文修订版，抽取长沙和衡阳地区的204名艾滋病患者进行测试，形成了包含人际沟通、专业合作及经济因素3个维度，共15个条目。同时，也有研究者尝试建立本土化的医患信任测量工具，例如，董恩宏(2011)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编制了我国首个基于医疗质量管理的患者信任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反应性、技术能力、仁爱、诊疗质量、沟通能力和整体信任6个维度，24个条目。李耀炜(2013)基于消费者的视角编制了我国医疗服务对患者信任影响的测评体系，包含医疗机构、医疗人员和就医情境3个维度。

　　总体来说，国内医患信任测量领域尚缺乏被人们所一致认可的具有权威性的量表，数据获取还是小样本的，甚至一些测量工具尚未进行测量学特征的考评。

　　2.影响医患信任的个体因素。此方面的讨论分别是从患方和医方两个角度展开的。第一，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患者所在的社会阶层、医疗过程中患者的参与状况、患者对医患心理契约履行状况的感知等因素对于医患信任有重要影响。研究显示，患者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态、家庭背景等会左右医患关系的状态(陈燕凌，穆云庆，陈黎明，李书章，2012)。较高社会阶层的患者在与医护人员交往中表现的更活跃，更愿意向医护人员提出疑问、寻求解释，(谢铮，邱泽奇，张拓红，2009),积极的互动与沟通能够增进医患间的互信程度。还有证据显示，很多医患纠纷与医疗费用的花销相关，与医生或医院产生矛盾和冲突的人群大多是中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相对很少(郑大喜，2010)。此外，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参与程度也是影响患者能否对医方产生信任的重要原因。医疗服务本身具有高接触性(high-levelcontact),若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能参与了解其中全部或大部分活动，那么就可以降低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风险感知(刘文波，王国斌，张亮，陈荣秋，2009),提升收益感知，增强医患间的信任程度。另有研究发现，患者对医患心理契约履行状况的感知会引发医患信任关系的变化。心理契约是互动双方关于彼此的、不成文的内隐期望(Levinson,1962),有别于正式的契约。就患者而言，其内隐期望是建立在对医生或医方的社会角色、职业责任、医疗服务标准的认知之上的，是由一整套涉及双方责任义务的主观假设构成的。患者一旦感受到医生或医方有所背离，就会立即产生不满的情绪并重新评估信任关系，甚至导致医患信任关系的削弱或瓦解(李德玲，卢景国，2011)。

　　第二，关于影响医患信任的医生的个体特征，Ozawa和Sripad(2013)归结为下述几个方面：诚实(honesty)、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技术能力(competence)、信心(confidence)、尽责(fidelity)、公平(fairness)、保护患者隐私(confidentiality)。国内的马志强、孙颖和朱永跃(2012)基于信任的整合模型，从医生的正直(integrity)、善意(benevolence)、能力(ability)三个方面对医患信任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当下我国医患信任缺失与医生的能力不足有密切关系，一些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源于医生误诊和医院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生的善意与正直会使患者感觉到放松和受尊重，从而信任医生，而医生的善意和正直与否则主要是通过其诊疗行为体现出来的。

　　3.医患信任的功能分析。第一，国外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良好医患信任对患方态度、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积极影响：能够增强患者的遵医嘱行为，甚至承受治疗方案所引发的不适和痛苦(Thom,Bloch&Segal,1999);能够使患者保持与医生的长期合作关系，更少地寻求替代的诊疗方案(Safranetal.,1998);能够提升患者对自身健康状态的感知、促进疾病症状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Mohseni&Lindstrom,2007)。国内研究方面，谢琴红、赖佳、何静和宋兴勇(2015)利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中文修订版(包含仁爱和技术能力2个维度)以及患者后续行为意向量表中文修订版(包含患者的推荐意向和再诊意向2个维度),考察医患信任对患者后续就医行为意向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患者所感知到医生的仁爱表现对其后续的推荐意向和再诊意向均无显着影响。但是，患者所感知到医生的技术能力对其后续推荐意向和再诊意向均有显着影响。也就是说，患者对医生技术能力的信任比对医生仁爱程度的信任更能影响患者个体的后续就医行为。因此，即使不是所有正向的医患信任都能直接提升临床疗效，但出于提升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和患者生活质量的考虑，建构良好的医患信任关系仍是医疗机构和社会的必然选择。

　　第二，医患信任的破坏或缺失会对医方态度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小组通过研究发现，医患信任能显着影响医务工作者的态度、行为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具体来讲，良性的医患信任能够提升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情绪，提高工作满意度。反之，医患信任的破坏会引起医方的消极情绪，降低工作满意度，减少工作投入，导致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的出现，甚至产生抑郁倾向和离职倾向(卫生部统计中心，2010)。

　　此外，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医务工作者为了避免医患冲突而倾向于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例如，进行大撒网式的化验和检查，进行不必要的会诊和转诊，避免做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高风险的诊断和避免采用具有高风险的治疗方法等。更有甚者，一些医生不收治危重患者和不做高危手术，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可能对医患信任造成破坏(于栋梁，2010)。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尽管关于医患信任的研究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仍存在较大的需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1.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方面。首先，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的构建还需进一步推进。大范围的关于医患信任状况的调查尚未见到。虽然许多研究指出中国医患信任陷入危机，但其主要论证依据是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案例，医患信任总体现状及其整体波动特征还欠缺固定化的指标加以体现。近期来兴起的大数据技术，有望在数据分集和资料处理上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

　　其次，医患信任量表的全面性和本土化建设上还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医患信任的主要测量方式传统而单一，主要的数据获取方式还是小样本的;医患信任测量领域还处于混杂的状态中，没有认可度高的权威量表，甚至一些测量工具还未进行测量学特征的考评;许多量表的测量内容集中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上，患者对医疗组织和医护群体以及医生对患者信任的量表还较少见到;适合国情的本土化的通用量表还很难见到，许多量表都是对国外量表的引进和修订，由于国外医疗体制和医学文化的不同，有些条目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特点。因此，建立本土化的医患信任量表和相关指标仍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

　　再次，针对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研究同样少见。虽然在信任研究领域已有大量实验研究，但其所涉及的均是普通的人际关系或组织关系。医患关系具有与普通人际关系或组织关系很不相同的特点和结构，其相互间的信任面临着比一般人际关系更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更大的风险程度，因此，有必要开展医患信任关系在信息、认知和决策层面的心理和行为机制的实验研究。现有的许多实验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而较少使用近年来为社会科学研究所重视的现场实验法，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展开医患信任研究，其相关的实验设计亟待加强。

　　2.研究内容方面。首先，对医患信任及其危机(亦包括社会信任及其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相关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探索、个案研究、总体状况调查和宏观层面的分析，模型化的精细实证研究并不多，尚欠缺微观视角的理论诠释和动态化、生态化的过程分析。同时，现有研究虽对医学文化、医疗制度、伦理道德、人际关系、个人特质等因素在医患信任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但这些因素究竟存在哪些交互作用的路径?医患信任如何从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群际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又如何反过来从社会层面到群际层面，再到人际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其发生作用和影响的过程是怎样的?这种交替往复的过程涉及的社会心理机制仍需深入地进行思考。

　　其次，关于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过程之机制的探索需要进一步推进。目前，虽有少量研究关注信任关系的动态发展模式，但基本上是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基本设定，多是以常规企业或组织中的信任关系为背景，注重点在同事和上下级之间，而非医患之间。以医患关系为对象的研究仅停留在对静态的影响因素分析的水平上，关于动态模式的讨论还很少有成果发表。

　　最后，在医患信任修复模式的探索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医患关系信任修复的主体是什么，信任修复是否可以在个体人际层面的医患关系中得以实现，如果不能，其是否可以跳出人际层面的信任修复，转向社会层面的信任修复?目前提出的医患信任解决方案都是宏观层面的，如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医学模式和医学理念、建设社会信任体系。但是，体制改革本身还处在摸索期，医学模式的转换和医学理念的培养尚需时日，建设社会信任体系更是一项浩大费时的工程。如何在医患信任这一层面上找出更加具体的修复策略和途径，尚待理念框架和实践环节上的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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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信任危机和医疗体制改革是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医患信任危机社会心理背景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我国医患信任危机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社会信任危机是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医疗体制改革则加剧了医患信任危机的发展。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背景一方面使医患双方形成消极的群际刻板印象内容，另一方面则导致医患双方形成群体认同的错位，从而使医患信任互动过程发生偏离。基于群际关系视角，探析医患信任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弥合当前研究中宏观视角和微观过程的裂隙，厘清医患信任危机产生、发展和演化的社会心理过程。

　　关键词：社会信任危机;医疗体制改革;刻板印象;群体认同错位

　　医患信任危机是伴随我国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产生的重要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这些学者对我国医患信任危机的现状、成因、表现、影响因素以及应对和干预策略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李正关，冷明祥，2009)。然而，当前的医患信任研究大多从广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探讨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制度成因，提出的解决策略也集中于政府法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层面，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发展和维持过程缺乏关注。基于宏观视角的医患信任研究无法关照医患群体双方中观和微观的社会互动过程，对医患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缺乏解释力，造成宏观的医患信任研究与中微观的医患信任过程之间的断层和错位。因此，从医患群体间的群际关系视角出发，探讨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背景，以及社会心理背景如何影响医患群体间的群际关系发展，可以有效弥合当前医患信任研究中宏观视角与中观和微观过程之间的断层。

　　一、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背景

　　医患信任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这些社会心理背景一方面是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则通过向医患群际关系发展过程的渗透影响着医患信任危机发展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1.社会信任欠缺加剧医患信任危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期”,社会转型进入攻坚阶段，转型期阵痛已经充分显现。社会转型使我国原有的社会内在结构和规范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心理结构、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随之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孙立平，2005)。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新的社会文化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往往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行为模式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社会信任危机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社会信任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中契约精神的缺乏。由于信任是在明知无法控制他人的行为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他人，以获取所期望的目标的行为意愿(Mayer,Davis&Schoorman,1995),因此信任具有高风险性和不可控性。那么，如何约束他人失信的风险呢?卢梭认为，最为主要的约束力量就是契约。契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社会契约、制度契约、法律契约，以及心理契约等。然而，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情境中，社会转型使传统的以人际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尚不完善，维持社会信任的社会契约、制度契约、法律契约和心理契约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使得社会信任缺乏有效保障，信任成本急剧增加，社会信任危机随之产生。

　　社会信任危机对医患信任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是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其一，社会信任危机降低了全社会范围内的信任水平，大大增加了在该社会环境中建立任何信任关系所需的成本，使医患关系初始信任的建立更加困难;其二，社会信任危机通过大众舆论和媒体传播的作用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大众对社会环境的集体性表征，在社会关系中，一旦个体感知到信任关系的消极影响因素的存在，信任关系就会迅速瓦解，在医患关系中，由于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地位的不平衡性，使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更难以维持，患者对社会信任危机的表征无疑大大加剧了医患信任关系的脆弱性;最后，在社会信任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一旦发生医患信任违背情况，医患信任关系的修复几无可能，这在当前我国众多的医患纠纷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医疗体制改革导致医患信任关系的异化。为了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其中最广为人知，同时影响也最为深刻的是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的医疗机构大量商业化，医疗机构不得不以逐利手段维持自身的运行和发展，医疗服务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商业化活动。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医患信任危机局面的制度根源。医院为了维持效益，不得不增加医疗服务费用，从而使患者的医疗成本上升，成为医患矛盾的重要导火索之一(樊民胜，张琳，2004);先付费后治疗，以药养医、收入与病人挂钩、科室包干等政策使得医务工作者逐利心态膨胀，医务工作者成为事实上的商人，而同时患者功利性地把治病当作是出钱购买医生服务的普通消费，要求更平等地参与医疗活动，医患关系发生消费主义转变，医患信任关系随之发生转变。

　　医疗体制改革不成功对医患信任具有深刻的消极影响，是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医疗体制根源。首先，医疗体制改革破坏了我国传统的医患关系类型，使得在传统社会中基于人际信任建立起来的相对和谐的医患信任关系遭到破坏，而同时由于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成功，以制度保障为核心的新型医患信任关系远未形成，导致医患信任既缺乏人际间的心理契约保障，又缺乏制度和社会契约的保障，医患信任关系难以建立;其次，医疗体制改革加剧了医患之间的隔阂，使得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患者更加不信任医务工作者，为了保障自身权益，患者不得不在医疗过程的各个阶段质询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导致医患信任关系发展缓慢。

　　二、群际关系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群际关系(intergrouprelation)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指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尤其是本群体(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过程和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群际关系视角的研究并不关注纯粹个体间的社会互动过程，而是将个体视为特定群体的典型成员，在群体规范和价值观的规制下与外群体以及外群体的成员进行接触和互动。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往往具有不对等的社会地位，因此社会群体间的群际关系往往是冲突性的，与之相对应，群际关系的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群际冲突、群际偏见、群际威胁、群际情绪等，探讨消极群际关系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影响因素，并致力提出于解决群际冲突的应对和干预策略(孙连荣，杨治良，2013;艾娟，2014)。

　　在当前研究中，研究者们对医患关系的本质尚存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医患之间并不具备对等的地位，由于有求于医方，患方在医患关系中总是处于弱者地位，，不得不依附于医方(Parsons,1951;Davidetal.,2004),因此医患关系往往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临时的、个人之间的特殊人际关系，医患在医疗过程结束之后医患之间的社会互动也随之结束，因此医患关系应当被视为一种偶然的个体互动过程(黄晓晔，2013;Stevenetal.,2000)。

　　然而，伴随我国社会信任缺失和医疗体制改革的社会心理背景，医患关系的群体性特征日益凸显。社会信任缺失使医患信任危机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性和群体性问题;而医疗体制改革则赋予了患方更多的权利，患方处于医患关系中绝对弱势地位的现状得到了改善。相应的，在当前的医患关系研究中，医患矛盾和冲突不再被视为医患之间的个体性问题，而是更多的作为一种社会性和群体性问题进行讨论。一些研究者指出，医患关系应当划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医患关系既是医患间的具体的和特殊的个体互动过程，也是在群际关系规制下的典型群体成员间的群际互动过程，只有这样，当前研究者对医患关系的社会制度和法制保障的探讨才有意义(朴金花，孙福川，2013)。因此，将医患关系视为一种典型的群际关系，将医患信任研究纳入到群际关系视角下，符合当前我国医患关系发展的社会现实需要。

　　同时，由于群际关系的发展是基于群际信任发展机制的，因此基于群际关系视角探讨医患信任问题就具有了天然的理论依据。群际冲突的根源在于信任的高风险性，这使得个体不得不更加信任内群体成员而排斥外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赋予更多的不信任感，群际矛盾与冲突具有了社会心理根源。个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分类是基于群体认同过程的，而群际刻板印象威胁的生成和发展则是群际信任的主要表达方式。在社会信任缺失和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医患群体的群体认同和群际刻板印象发生了偏移和错位，这是医患信任危机发生和发展的群际关系机制。

　　三、医患信任危机形成和发展的群际关系机制

　　社会信任危机和医疗体制改革为医患信任关系构建了广域的社会心理环境，影响着医患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发展过程，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群际刻板印象和群体认同错位两个主要群际关系发展机制实现的。

　　1.群际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指对某一或某群人的固定印象，是人们对某些特定个体或群体具有的心理特质的观念和预期，这些观念和预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然而这些认识却对人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庞小佳等，2011)。如果某个特定社会类别的成员快速地与一组特征属性联系起来，刻板印象就得以激活。大量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激活会使人们产生与刻板印象相一致的行为，这种将刻板印象激活后个体所产生的行为变化称为行为效应(Wheeler&Petty,2001)。

　　对于医患群体而言，在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氛围下，医患群体双方极易形成有关对方的消极刻板印象。患者可能形成“医生没有职业道德、见死不救、收受红包、见钱眼开”等消极的刻板印象，而医务工作者则可能会形成“患者蛮不讲理、无知、医闹”等消极刻板印象。有研究者使用自由联想测验方法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形象进行了探查，发现被试存在对医务工作者的消极刻板印象(林甜甜，2014),表明针对医患双方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的确存在。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大众媒体传播在医患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研究表明，大众媒体更倾向于刊载有关医患群体的消极性事件，因此在大众媒体对医患群体的刻画中，医患群体往往以消极的形象出现(王卫华，2012)。大众媒体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在当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医患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对社会大众医患群体的社会认知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

　　医患群体间的消极刻板印象能够对二者间的群际互动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损害医患信任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刻板印象具有行为驱动性，医患群体一旦形成对对方的消极刻板印象，就可能会根据这种对对方群体的消极认知和评价与对方进行互动，从而产生消极的行为模式，损害医患信任的建立;另一方面，刻板印象的消除极其困难，即使个体面临与刻板印象相反的证据，也很难改变个体对某一群体的整体认知和评价。因此，一旦医患双方形成了对对方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这种消极刻板印象将对医患群体间的信任建构产生持续性的长期影响。

　　2.群体认同错位。群体认同是指个体意识到其属于特定群体，并意识到作为该群体成员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的过程(Tajfel,1978;张莹瑞，佐斌，2006)。这一理论假设，人们都有对个体和他人进行社会分类的需要，人们根据群体认同确定其社会角色以及与其他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模式，而群体认同混乱或错位则导致个体无法确认其行为模式，影响其心理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群体认同的混乱能够对个体的心理产生系统性的消极影响，如引发个体焦虑、抑郁等情绪体验，破坏个体自我概念的完整性、降低个体自尊水平和安全感水平等(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

　　在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群体属性发生了混乱，使得医患双方对各自的群体认同发生了冲突，进而导致医患双方群体认同之间的错位。对医务工作者来说，随着现代西方医疗技术和观念的传播，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作用，医务工作者的群体认同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冲突。其一，传统医者角色与现代医者角色的冲突。医务工作者的角色形象和行为模式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医务工作者既承担着治疗患者躯体病痛的工作，还扮演着安抚患者心理，纾解患者心理压力的“心理治疗师”的角色，所谓“医者父母心”,就是医务工作者要全方位的照顾患者，从生理和心理层面“治疗”患者。而在当前社会中，医疗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医务工作者对医疗器械的依赖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互动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医疗器械的使用，医务工作者的“心理治疗师”角色削弱甚至失去功能。其二，医者角色与商人角色的冲突。医务工作者的角色形象和行为模式面临着“医者”角色和“商人”角色的冲突。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医务工作者除了承担“医者”的角色外，以药养医、收入与病人挂钩、科室包干等医疗政策还迫使医务工作者为了维持生计扮演“商人”角色，依靠出卖医疗服务谋取利益，公益性质的“医者”认同和功利性质的“商人”认同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

　　与医务工作者角色冲突类型相一致，患者的群体认同同样存在两个方面的冲突。其一，传统患者角色和现代患者角色的冲突。在传统社会中，患者接受医务工作者从身体到心理的悉心照顾，医患之间可以就医疗过程进行深入探讨，患者可以积极参与到医疗过程中;而在现代医学背景下，患者成为医务工作者操作医疗器械进行治疗的“对象”,医疗过程与汽修厂的工人修理汽车没有本质差别，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角色，失去了参与医疗过程的主动性。其二，患者面临着“患者”角色和“消费者”角色的冲突。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患者既是“病人”,又承担着“消费者”的角色。医疗服务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患者既是“接受治疗的病人”,又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作为“病人”,患者要服从医务工作者的安排，充分信任医务工作者，并接受治疗的效果;而作为“消费者”,患者则有权利知道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和功效，并有权利质疑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治疗效果，这两种角色的角色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医患群体对各自群体认同的冲突状况引发了医患之间群体认同的错位。如图1所示，在医患互动过程中，如果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各自的群体认同是一一对应的，那么医患间就能够迅速地建立信任关系。例如，医生秉持传统医者角色认同，同时患者秉持传统患者角色认同，那么二者的角色行为模式是一致的，医务工作者可以与患者就医疗目的和医疗过程达成一致意见，医患信任得以迅速建立并顺利发展。即使医患间是“商人”和“消费者”的群体认同对应关系，因为双方都坦承医疗过程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商品交换活动，所以仍然能够建立基于经济理性选择的信任关系。

　　然而，在更多情境下，医患群体之间的群体角色认同并不一致，而是存在群体认同的错位，医患1.例如，医务工作者秉持现代医生的群体认同，而患者却具有“消费者”的群体认同，那么由于角色模式理解的差异，医务工作者力求主导医疗过程，将患者视为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治疗目标，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疗过程;而患者则认为自己是消费者，有权利参与医疗过程，并对医务工作者的医疗活动提出建议和质疑。因此，医患群体间的互动过程必然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医患信任就无从建立。

　　四、结语

　　社会信任危机和医疗体制改革是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也是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根源，而这两个社会环境因素对医患信任危机的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影响作用表现在医患群体间的群际关系发展机制中。在社会信任危机和医疗体制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医患群体双易于方形成有关对方群体消极的刻板印象;同时，医患群体双方所形成的群体认同可能存在错位，因而对对方群体产生了错误的角色行为期望。在消极的刻板印象和群体认同错位的群际关系过程机制影响下，医患群体双方在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产生了多重性矛盾，为医患信任危机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当前研究者已经对群际关系的发生发展机制、影响因素和应对干预策略进行了充分研究，这些研究为医患信任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可以弥补当前医患信任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范式的空白。

　　因此，以群际关系视角下的医患信任研究为切入点，进行系统的医患信任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是弥补当前医患信任研究广域视角和中微观过程裂隙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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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民胜、张琳，2004:《医疗保健政策与医患关系》，《医学与哲学》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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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暴力冲突因为冲突性等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并对医患形象产生影响，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报纸报道形式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内容提要：本文从大众媒体对医患形象再现的路径考察了其对于医患身份的建构及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为例，研究对相关报道进行叙事分析和量化统计，发现其呈现高度类型化的特征，再现了“脸谱化”的医患形象。尽管媒体叙事发生了从相对集中到多元并存的变化趋势，但冲突叙事仍然是四起事件中媒体主要的叙事方式，并对医患形象的再现带来了不同影响。最后，本文就如何优化媒体对医患冲突事件的报道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医患冲突;再现;叙事;受害者;施暴者

　　一、引言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多元、复杂的社会矛盾。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就是这些矛盾的现实写照。

　　医患暴力冲突因为“冲突性”等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并对医患形象产生影响。李普曼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建构他们脑海中的图景。①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也提出，大众媒体具有地位赋予的功能，媒体的报道可以引起人们对于报道对象的关注，使其地位合法化。②因此，一方面媒体对于医患形象的再现会影响医患双方的诉求，以及主体经验能否在公共空间中呈现和表达，从而影响外界对其的态度和评价;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也会影响医患之间对于彼此的印象，从而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因素。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在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媒体采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分别再现了什么样的医患形象?最后，讨论医患的媒介形象是否与现实相符合以及媒体应该如何改进报道。

　　二、再现、叙事与新闻

　　“再现”是社会行动者利用符号资源对现实建构的过程。再现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在选择中再现不可避免地将某些东西排除了出去。而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再现往往与主体位置勾连。③其中，叙事是再现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热奈特把叙事分为两类：一类是纪实叙事;另一类是虚构叙事。他将新闻列入纪实类叙事作品中。实际上，“新闻是一种叙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被学者广泛接受。④学者们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认为，新闻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稳定。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新闻对于受众的影响往往比一些个别成分要大得多。⑤

　　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叙事往往由对故事情节的基本安排、特定的角色分配以及与此相应的特定情绪构成，这些成分之间彼此关联，形成特定的叙事经验。而典型角色的分配，或角色化是叙事的关键。⑥

　　在新闻叙事中，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都不允许虚构，它们是通过记者的叙述而实现的，即“事实的再现”.同样，在关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报道中，新闻记者通过对医患双方角色的再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动态的情节中实现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特定形象被呈现出来。因此，遵循这样的思路，通过对媒体关于医患暴力冲突的新闻文本进行叙事分析，可以揭示媒体运用了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又分别再现了什么样的医患媒介镜像。最后，讨论这种再现是否与现实相符，对现实的影响以及媒体如何报道医患暴力冲突事件。

　　(一)研究方法

　　作为关注度较高的社会现象，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吸引不同社会主体竞相参与意义争夺，并建构医患形象的重要新闻素材和资源，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分析对象。具体而言，研究选择了近年来发生的四起社会影响大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为分析对象，分别为“同仁医院医生被砍”“哈医大医生被杀”“温岭杀医”“湘潭产妇”.

　　接下来，使用慧科新闻数据库作为检索工具，分别对四起事件进行初步检索，获得事件开始时间，对事件的检索时间和关键词进行了设定(见表1)。

　　依据四起事件的关键词对新闻标题和正文进行搜索，得到样本数量：“同仁医院医生被砍”143篇、“哈医大医生被杀”232篇、“温岭杀医”255篇、“湘潭产妇”257篇。之后对得到的新闻文本进行筛选，共得到有效样本475篇。最后，对收集到的新闻报道进行叙事和文本分析，分析单位为单篇新闻报道。叙事分析主要指分析每篇新闻文本的医患角色分配和情节，对其进行分类。

　　(二)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叙事分析通过对收集到的475篇样本进行叙事分析，不同报纸对于医患暴力冲突新闻报道呈现出特定的叙事类型，将其分别概括为冲突叙事、受害叙事、反思叙事、正面颂扬叙事以及无明确叙事。这些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构成了医患暴力冲突新闻报道的潜在基础，并再现了相应的医生和患者的形象。

　　1、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类型化叙事。一是冲突叙事。冲突叙事强调医患之间的冲突性，主要指一方的消极行为给另一方造成的伤害并由此引发的冲突。冲突叙事常常运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裁剪、凸显医患矛盾。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法制晚报》的报道《同仁医院被砍医生以量刑过轻上诉，要求增加赔偿》，叙述了患者王宝洺持刀连续砍击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徐文医生18刀，造成后者重伤并产生心理阴影。在“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包头晚报》的报道描述了凶手李梦南砍死实习医生王浩，给其家人带来的巨大痛苦，案件开庭中王浩的母亲曾经多次情绪失控。

　　在相关报道中，“伤害”“争议”“判决”是冲突叙事中出现较频繁的话语。伤害行为发生后，叙事的平衡被打破，更多的媒体跟进报道，逐渐进入叙事发展和报道高潮。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经常伴随很强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这与新闻生产情境的变革有关。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叙事由职业媒体人专属向大众集体参与转变。就医患暴力冲突的叙事而言，冲突中的利益相关人可以利用新媒体参与事件的建构，不同话语背后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事件的争议性与不确定性。在2014年的“湘潭产妇”事件中，不同主体围绕“产妇死亡原因”“医生是否积极抢救”等一系列核心议题展开争夺，导致事件具有较大争议性。

　　最后，“判决”也是冲突叙事中的重要话语。在“判决”话语生产的叙事中，法院是重要的叙事空间，发挥表征权威的作用。媒体通过引用法院认定的事实来提高报道的权威性并实现对事件中争议性问题规训与定性的作用。在“众声喧哗”的传播情境下，新闻媒体需要通过运用一些策略行动来建构自己的权威。泽利泽尔认为，通过提喻的使用，记者把在一些象征性的权威新闻源(场景)中获得的事实来代替那些他们没有亲眼目睹的核心事实。⑦记者在叙事中展现他们在“法院”这种代表“权威”的场景获得新闻消息就是建构自身权威的策略性行动。冲突叙事出现的频率最高，患者因此被建构成施暴者或性格有缺陷的他者形象，医生被建构成受害者的形象。

　　二是受害叙事。受害叙事聚焦于医患暴力冲突对医生造成的伤害。相关报道主要建构了频繁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不仅造成医生身体上的伤害，也伤害了他们的情感，造成了医生社群的文化灼伤。有研究者认为，当特定集体的成员感到自己遭遇到了某一可怕事件，该事件在群体意识和记忆中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身份认同时，这就意味着文化灼伤已然发生了。⑧根据媒体的报道，伤医事件影响了医生社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

　　在相关报道中，媒体往往通过对受害人同事以及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采访来实现医生作为受害者的叙事。在这类叙事中，媒体没有停留在对冲突中医生受害的报道，而是以具体事件为切入点并通过对其他医生的采访以及相关资料的运用建构医生受害的普遍性。换句话说，这些具体的受害事件成为表征当下医患暴力冲突中医生社群受害的符号，如《温岭杀医引发的思考---暴力杀医为何频现?》《浙江多地医护人员静坐请愿悼念医师》等报道。在报道中，一些媒体选择了医生“静坐”“医院擅自将受害医生遗体火化”等相对戏剧、夸张的属性框架来讲述医生作为受害者的故事，建构医生作为医患纠纷、医患冲突中受害者的形象。

　　近年来，随着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特别是伤医事件的频繁发生，媒体逐渐意识到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普遍性并从对个案的聚焦扩展到对这类社会现象和医生社群受伤害情绪的关注。此外，该类叙事的增加也可以从消息来源与媒体报道的互动角度予以解释。消息来源对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新闻社会学者们认为真正的新闻应该是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同合作的结果。⑨在全部23篇关于“受害者叙事”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对包括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行采访的数量达到22篇，其中21篇只采访了医方，另外1篇采访了医患双方。因此，在这类叙事中媒体对于医患双方的话语分配明显不平衡。相关新闻报道主要站在医生的角度表达了医务人员的心声，具有情感动员的功能。“受害者叙事”聚焦医生形象，将其建构为受害者的形象。

　　三是反思叙事。反思叙事主要指通过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从而实现对悲剧发生的反思。这类报道往往将叙述的焦点从“冲突”本身转移到对事件发生或恶化原因的反思。在对冲突原因的叙述中，一些报道将个人的不幸与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勾连在一起，通过对被报道者不幸经历的描述来对制度层面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反思。如在“同仁医院医生被杀”事件中，《中国青年报》对于处理医患纠纷的医疗鉴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反思。

　　该报道跳出了其他媒体关于“歹徒行凶”的负面行为叙事或带有宣传性质的“积极抢救受伤的好医生”的叙事，通过对被告辩护律师的采访展现了悲剧背后医疗鉴定存在的问题以及患者维权渠道的缺失。

　　对于叙事手段而言，媒体运用了转喻的手法，即运用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例如使用“温岭事件”“同仁医院医生被杀”等具体事件来指代对于医患暴力冲突、医患不信任这一类社会现象的反思。近年来随着该类事件增多以及“以药养医”等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中弥漫着对于医疗制度不满的情绪。媒体对于这两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反思叙事契合了当下医患双方对于医疗制度的情绪。这类叙事往往表达了对于患者伤医行为的同情。

　　四是正面颂扬叙事。正面颂扬叙事是所有分析的叙事类型中最戏剧性的叙事，主要指在医生或患者受害的悲剧性事件中，媒体对受伤害的情节一带而过，却用较多文字讲述医生对工作尽职尽责或官方对受伤医生救助与关心的故事。例如，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报道中运用了转喻的手法，将“长期以来”建构的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形象引入到本次冲突事件中，实现“医生”与“救死扶伤”的自然化联系，从而将本次医患暴力冲突叙述成为“和谐医患关系”下的一个意外。

　　在“湘潭产妇”事件的中后期也出现这种叙事类型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医生被描述成全力抢救出现“羊水栓塞”产妇的好医生形象，与此前网络中流传的“产妇死亡，医生消失”的叙事形成了意义争夺的局面。在这类叙事中，医生被建构成好医生的形象。

　　2、叙事框架变迁：从相对集中到多元并存。通过对所有类型叙事的量化统计，发现冲突叙事是媒体在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中最常采用的叙事框架，超过其他叙事比例的总和，占总数的60.6%.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导致媒体青睐报道新闻事件中的冲突性情节。

　　不过，该类叙事在四起事件中出现的频率呈现下降趋势，在“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该事件作为医患暴力事件报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件开始媒体叙事框架发生了从聚焦冲突到对冲突关注的同时进一步对事件发生的反思、医疗社群的受害以及相关医学知识普及的多元视角。

　　其中，反思叙事与其他叙事出现频率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对于反思叙事而言，近年来随着医患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媒体开始通过对具体事件叙述的方式来反思医患沟通、医疗制度、社会舆论以及媒体失范等导致该类事件发生和恶化的相关因素。医患沟通与医疗制度是医学场域中的影响因素，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影响相对直接，因此成为媒体反思叙事的关注对象。但这类报道往往篇幅较小，媒体的措辞也比较谨慎，特别是对医疗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反思。

　　此外，媒体对于社会舆论和媒体失范等外在影响因素的叙述却往往比较充分。这说明，近年来该类事件中出现的网民狂欢的心态、畸形的社会舆论以及媒体追求冲突的倾向性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成为反思叙事中的重要对象。

　　除了反思叙事之外，无明确叙事也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它主要包括对于新闻事件中相关医疗卫生知识的介绍以及一些没有涉及叙事的短消息。这说明媒体不仅仅关注医患冲突，也开始有意识地传播医疗卫生知识。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一种框架，记者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报道框架。⑩新闻记者凭借这种建构现实的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会生产相应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现实建构的过程中，新闻社群成为了比其他社群有大权力的社群。在这里，塔奇曼把框架建构的希望寄托在新闻消费者身上。11沿着塔奇曼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受众和同行对于媒体的叙事框架、报道倾向会影响其是否成为人们认知新闻和新闻生产的共有知识。当他们表现出对媒体一些叙事手法和报道倾向的消极评价时，后者就不能正当化。12这些年来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类议题中聚焦冲突的叙事框架遭到了包括同行和医生社群的反对，因此新闻社群也在对叙事框架进行调整和再生产，叙事框架发生了从聚焦冲突到多元并存的转变。

　　此外，媒体的不同叙事框架影响医生和患者形象及其主体经验在公共领域的呈现，接下来将借助量化统计分析医患双方的媒介镜像。

　　三、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的医患媒介镜像

　　(一)医生形象再现：以“受害者”为主导的医生群像通过对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再现形象的统计和412个样本分析，新闻报道中主要呈现了三种形象：受害的医生占比77%、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占比14%,救死扶伤的医生占比9%.

　　应该说报纸对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形象的再现基本符合社会现实。在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基本上是受害者，医生职业环境面临威胁。根据2014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疗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2014年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未遭遇过暴力事件。此外，根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统计，医师受到伤害事件逐年增高，医生普遍感到职业中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13

　　同时，近年来一些涉及医疗行业的报道中出现的媒体失范现象又影响了医生形象，媒体对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作为受害者形象的呈现可以反映社会转型期医生社群的职业环境和工作状态。通常，受害叙事具有强大的情感动员的功能，往往会激起社会各界将矛头指向受难的原因，14特别是在这类极端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往往受到身体伤害、甚至死亡，从而产生强大的动员效果，推动医生职业环境的改善。这可以从最近两年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予以佐证。

　　在将医生再现为“受害者”的报道中，运用了冲突叙事和受害者叙事两类叙事。前者突出医患之间的冲突性，往往将医生受难的原因归结为个别患者的暴力行为，忽略个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后者更关注医生受难，从不同维度对医生受难进行思考。但是两类叙事的比重差异较大，分别是60.6%和后者仅为4.9%.因此，尽管“受害者”是医生的主导媒介镜像，能够唤起社会对医生的同情，但对于该类事件原因的认识停留在对个别患者暴力行为的谴责，而不能进一步从医患沟通、医疗制度与法律制度等多元层面进行思考。

　　此外，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影响了沟通，导致后续矛盾的出现，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医患不信任产生的背后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上的社会，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由自己向外层层扩散，关系网络主要以交往密切的强连接构成。人与人的信任基于彼此之间这种“熟人的”可靠性，而不是社会契约意识。15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基于“熟人”基础之上的人际信任。伴随着现代社会中流动性的急剧增加，社会成员交往的圈子也随之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中那种简单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随之向系统性的信任过渡。16然而，一方面是旧有的“你与我”式信任关系的破裂，社会成员还没有形成社会认同，构建新的共同体;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精神还没有成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因此，作为社会转型的后果，当下中国弥漫着不信任的焦虑，并承受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即是一种典型表现。因此，媒体对于积极施救但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形象的再现符合当下一些医生的实际工作状态，也有助医患双方反思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类叙事中，不同媒体的表达、措辞有一定差异，有些媒体在解释医生积极救治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医方没有主动与家属沟通，平衡了冲突中的责任和话语分配。“湘潭产妇”事件即是这样的典型案例，媒体再现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形象，及时澄清了误解，消解了事件中的负面舆论，又为医生敲响了与患者沟通的重要性的警钟。

　　最后，还有少数报道采用正面颂扬的叙事，将医生再现为救死扶伤的形象。在相关39个样本中，大多数报道是引用卫生部发言人作为正面颂扬叙事的新闻源且运用了官方的政治话语，主要突出了“政府积极救助受伤医生”“和谐医患关系”.有学者认为，新闻报道的政治权力话语，具有高度抽象，不可商量，无需推理等特征。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容易变成宣讲式的、布道式的，我听你讲，把听众当成一个收容器，把自认为的“真理”往里灌。17同样，在具有受难性质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媒体引用政府高度抽象的政治话语来实现正面颂扬的叙事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事实尚不清楚，存在很大争议的情境下。

　　(二)患者形象的再现：被异化的“他者”形象

　　同样，在相关报道的叙事中媒体也再现了三种不同的患者形象：施暴者、性格有缺陷者和值得同情的患者(见图3)。其中，作为施暴者的患者是其最常见报的媒介镜像，占全部数量的86%,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性格有缺陷者10%以及值得同情者的形象4%.

　　作为施暴者的患者形象出现在全部四起事件中，甚至包括患者死亡的“湘潭产妇”事件中。媒体往往详细描述了患者如何对医生施暴，造成医生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如被告人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袭击了哪些部位，一共持续多长时间等。

　　类似对于被告人行凶的叙事也出现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以及“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的报道中。在这些叙事中，媒体往往使用了戏剧性、形象化的表达手法，来突出被告人作为残忍的施暴者形象。有些媒体还使用了“贴标签”的方式来描述被告人的形象，如“丧心病狂的人”等。

　　此外，媒体叙事还再现了性格有缺陷的患者形象，其主要出现在“温岭杀医”事件中。媒体通过对被告人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以及对其家属的采访来再现其的性格缺陷，被告人被描述成为有“持久的妄想症障碍”的人。在多数媒体的叙述中，被告人连恩青成为了狂躁、偏执、易怒的“他者”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性格缺陷并不等于客观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和建构，这可以通过医疗鉴定机构提供的连恩青精神正常的鉴定结论予以证明。18福柯曾经在《疯癫与文明》中抛弃了关于“疯癫”的一般知识。在他的笔下，“疯癫”不再是一个稳固的本质主义概念。19福柯揭示了“疯癫”在某种意义上是争斗、冲突与协商的结果，是通过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而被建构出来的概念，从而成为被抛弃与孤立的“他者”形象。在对“温岭杀医”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也把连恩青建构成为了这种类似福柯笔下被异化的“疯癫”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媒体再现的两种患者形象中，作为具体事件中的“施暴者”以及“性格有缺陷者”转变成为整个“患者”群体。有研究认为，“歹徒”外延的扩大使得它不再只与新闻中的人物有关联，它的身份从个体扩大到一个社会群体并且通过转喻的方式而形成自然化的联系，20成为符号学中的“神话”.

　　同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再现了值得同情的患者形象，主要出现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以及“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媒体通过对施暴者家属及朋友的采访分析了冲突背后的原因。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患者在手术后多次到法院起诉，但法院一直没有开庭对案件进行审理。这些深度报道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相对立体与公正的患者形象，提供了施暴叙事背后的其他情节，有助于对医患暴力冲突进行更全面的反思。但是这部分报道所占比重较小，仅占涉及患者形象报道的全部样本中的4%,因此很难实现相应的文化后果。

　　四、总结与讨论

　　医患关系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跳出了人际传播视野下医患沟通对医患关系影响的效果研究路径，从大众媒体如何呈现医患形象的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思考，即探讨大众媒体如何通过对医患形象的再现及其身份的建构，从而影响彼此之间的文化情感。

　　通过对我国报纸关于近年来四起社会影响力大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叙事和文本分析，本文发现这些报道呈现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因此再现了“脸谱化”的医生与患者形象。尽管报纸的叙事框架呈现了从集中到多元并存的变迁，冲突叙事仍然在数量上具有主导地位并因此影响了医生与患者形象在公共领域中的再现。就医生而言，这类叙事在建构其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成为他们在这类事件中的主要媒介镜像。因此，虽然媒体也再现了医生的“救死扶伤”和“不擅于沟通”的形象，但由于相关报道数量有限，很难产生相应的文化后果。应该说，医生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再现有利于外界对于他们的理解。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媒体大量运用冲突叙事，特别是那些运用了“二元对立”“贴标签”“转喻”等方式，浓墨重彩地描写“施暴者”对医生伤害的报道会将医生的受害与患者的行为建立因果联系，从而忽视对于医学本身的风险性、医患沟通以及医疗和法律制度等导致医患暴力冲突的原因的思考。

　　同样，冲突叙事在将患者再现成为“施暴者”和“性格有缺陷者”的“他者”形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媒体在叙事中采用了“转喻”的操作手法以及“贴标签”的策略，使具体个案中的“施暴者”与抽象、整体意义上的患者形象发生了自然化的联系并很可能导致整个患者群体“污名化”的文化后果。

　　由于新闻媒体在塑造大众文化中的作用，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医患关系，使其陷入恶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有必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进行报道?如何在报道中公正地分配医患之间的话语权，促进各自社群的诉求表达，特别是在医患关系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患者诉求的表达?如何全面、公正地再现医生与患者的形象，从而避免彼此之间排斥的情绪，成为医患之间矛盾的调停者?如何全方位的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究?

　　本研究发现媒体的叙事方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首先，在未来的报道中媒体应该尝试调整叙事中心，进一步从热衷冲突叙事向对事件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以及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等多元报道视角转变;其次，在报道尺度的把握上应该尝试树立并践行一种节制的新闻叙事观，辇辑讹不煽情、不道德判断、不盲目地建立因果联系;再次，媒体对于医患类议题的报道应该树立公平分配医患话语权的意识，特别是对相对弱势的患者表达权的考虑。具体而言，媒体可以通过深度访谈的加强，力求公正、全面地再现医生与患者形象及其主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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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关系是医学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医患关系社会心态与趋势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为客观研究医患关系社会心态变迁，引导理智的医患关系社会心态，通过文献研究法，回顾分析以医患关系为核心关键词的中文论文数量、关键词及主要观点。结果显示，1981年~2014年，医患关系社会心态学术研究可分四个时期，重点均围绕医患纠纷、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医患冲突、医患交流等展开，并显示医疗改革、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为影响医患关系的复杂社会因素，伤医事件频发导致医护人员心态低迷。近年来患者对医患关系评价转好，改善医患沟通成为解决医患矛盾和纠纷的社会主流心态。

　　关键词：医患关系，社会心态，医患沟通，医学伦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医患纠纷现象十分普遍，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心态也随之产生。面对不断增长的多种利益诉求和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培育和构建良好的社会心态，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1].当今医患关系不和谐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政府、医患双方及社会各界都富有诚意，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十几年来，医疗卫生行业和社会各界十分重视医患关系研究，大量相关文章在各种期刊、报刊、网络及会议上发表交流，但由于观察视角不同，利益位置不同，各种观点和认识交织碰撞，难以形成共识。本文从医患关系文献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视角，探求医患关系的社会心态与趋势，为化解医患矛盾提供助力。

　　1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当前医患关系的热点和重点，文献来源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报刊文章等。以“医患关系”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分析检索到的论文数量、关键词及主要观点。分析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进而将其作为关键词再次检查文献，得到自1981年至今的24163条结果，通过这些文献分析当前社会对医患关系所持有的社会心态。

　　2研究内容的涵义

　　2.1医患关系与社会心态

　　医患关系，是医学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其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技术方面，即服务态度、医德医风及沟通能力等表现而引发的医患关系现象。二是技术方面，是指医务人员与患方围绕医疗技术性问题而建立的关系。非技术方面已成为当今医患关系的主要方面。社会心态，表现为民众对社会事务普遍持有的价值判断、愿景取向、动机驱力、情感倾向、言论情绪、认识方法、行为态度的总和。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走向。它不是个人心态简单的累加，而是多种因素和力量作用的结果。从静态看，它显示出社会文明程度和生活行为状况;从动态看，它反应或孕育着人们行为倾向和社会矛盾走向[1].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直接影响着社会心态的健康状况，突出表现是患方对医方产生了相当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对立情绪，伤医伤护事件频频出现，许多医护人员离开本职岗位，还有许多医生产生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客观上降低了医疗服务质量。

　　2.2社会发展与医患关系的内在联系

　　医患关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受所处不同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及医学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根据赵怀娟[2]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对医患关系开始研究，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医院经费由政府拨款，具有福利性质，该阶段医患关系表现为“主动-被动型”,医生用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去救治患者，患者和社会对医生期望与医生的价值基本吻合，医患关系较为和谐。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医院逐渐弱化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医患关系表现为“指导-合作型”,虽然医生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患者也拥有了一定的主导性。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医院改革也更加符合患方的需求，医患关系开始步入“共同参与型”,这对化解医患隔阂、建立互信关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也明显使医生的权威下降，患者也不再绝对信任和依赖医生，诊疗时常要求与医生有平等话语权。

　　3研究结果

　　关于医患关系文献研究的分期，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医患关系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王明泉[3]认为，医患关系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几乎无医患关系社会心态的学术研究文献，这一期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医院建设、医风医德、医疗资源等对医患关系影响等方面。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l世纪初，较多地从医方和患方两个视角探讨医患关系，研究重点在医院自身建设、加强患者维权等方面。第三阶段是从2l世纪初到现在，对医患问题的研讨视角更广泛，如从医疗体制、伦理学、哲学等角度探讨，还对医院市场化改革进行反思。赵怀娟[2]将我国医患关系分为两个时期，即1980年~1999年和2000年~2010年。随着医患矛盾频繁发生、不断升级，学术界对医患关系可谓“空前”关注。

　　本文以市场经济发展和医疗改革进程为主线，将医患关系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各时期文献数量1981年以前没有相关文献发表;1981年~1995年共发表430篇文献，占全部文献的1.78%;1996年~1999年共发表681篇文献，占全部文献的2.82%;2000年~2008年共发表9731篇文献，占全部文章的40.27%;2009年至今发表13321篇文献，占55.13%.对于医患关系社会心态，发现关键词集中在“医患沟通、医患纠纷、医患矛盾、医患关系现状、医患交流、医患信任、医患冲突、医患会话、医患沟通技巧、医患和谐、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合作”等，结果见图1和表1.

　　3.1 1981年~1995年医患关系初现不和谐

　　1979年，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随后，联合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医疗改革初见端倪。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原卫生部1984年8月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我国医改正式全面启动。1981年~1995年，学术界对医患关系问题研究开始起步，但研究数量有限，关注度不高。1981年柯利民、徐阳孙的“试论医德”是第一篇能查到的文献，该文从医德角度阐述医生应该加强自身思想修养、改善工作作风、提高技术水平，以求更好地服务患者。

　　这一时期文献的关键词中，初步出现“医患矛盾”和“医患冲突”,说明医患关系引起社会重视。这一时期有不少文献显示，少数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务人员不信任，甚至鄙视、敌意、殴打医务人员，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而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弱化，责任心降低，甚至将医疗技术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关于医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从心理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探索，但主要是从医德、医者责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阐述，包括对患者心理、生理上的帮助、关怀与鼓励。

　　该时期医患关系的热点，是医患关系是否向“金钱关系”、“买卖关系”转化问题。据1994年原卫生部和部分省(市)卫生厅(局)对208所医院62000名患方的调查显示，患者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医护质量等七项指标的总体满意度为87.38%;有0.5%的患者反映医护人员有收受钱物的行为，0.64%的患者反映医护人员有暗示索要钱物的行为[4].上海市卫生局1994年12月对15000名患者的调查表明，认为医疗行业作风好转的占98.6%[4].可见，这一时期医患矛盾不是很突出，开始出现了医患“人机化”、交往“经济化”、要求“多元化”和医患矛盾调节方式上“法制化”的发展趋势。

　　3.2 1996年~1999年医患关系呈现紧张化趋势

　　1996年我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新一轮医改进入组织实施阶段，但具体政策的落实步履维艰。四年间共有681篇相关文献刊发，关键词中的“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数量显着增加。综合文献来看，医德医风是热门而敏感的话题，医患关系呈现技术化、商业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倾向。医患关系产生了新变化：(1)医患之间情感距离加大，甚至出现对立。一方面，医生在付出辛勤劳动、健康及智慧的同时，也承担了高风险;另一方面，患方出现了对医生工作严重的不理解和不尊重，甚至侮辱和殴打医务人员，损坏医院设施。(2)医院被卷入市场经济，医疗费用上涨。许多患者经济窘迫，难以负担医疗费用的问题日渐突出，甚至有的患者逃账，对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3)部分医生道德滑坡，收受患者红包，损害了医务工作者形象，使患者对医生产生了惧怕心理。(4)患者维权意识增强，使医患纠纷与投诉明显增加。但总而言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制建设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权益[5].

　　也有观点认为，这期间我国医学科技快速发展，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许多医院病房和设备明显改善。医院办医条件差，医务人员收入低，患者看病难、吃药难、住院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总体来看，医疗服务质量没有下降而是提高。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全社会都要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要重视解决群众看病难、住院难问题，要有对策解决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和收入等问题，缓解医护人员超负荷的工作状态[6].

　　3.3 2000年~2008年医患关系紧张呈现普遍状态

　　2000年2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2000年7月，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医改进入新阶段。在这一期间，共有9731篇医患关系相关文献刊发，占所查到文献的40.27%,学术界对医患关系的关注也可谓“空前”.关键词的宽度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医患沟通、医患纠纷、医患矛盾”三个方面，每一主题文献都有1000多篇，说明意识到“医患沟通”在缓解“医患矛盾”中的价值。此外，医患关系研究也已经超越了行业、职业、专业限制，是具有很高关注度的热点问题。

　　对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调查，文献虽从患者、医疗机构、社会环境、政府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分析，但多是表面原因罗列，没有对体制性和诱导性原因的梳理界定，因而难以给出标本兼治的建议。同时，从学术层面讨论改善医患关系较多，缺乏对医患关系现实情况的实证研究，因而难以对医患双方的认知、态度、医患冲突强度、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等问题从量上进行说明。

　　2002年4月，南京某高校对30所医院的调查显示，患方对医方不信任的比例达43.18%,医方认为双方相互信任仅为25.19%[7].不信任状态有“集体不信任”的趋势。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外出工作、旅游、学习、打工人数剧增，见多识广，民众对医疗服务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不可避免。然而，一些医生的服务思维仍停留在“医者为尊”、“重病轻人”上，表现出不愿多解释和倾听，不理解他们的情绪，缺乏关怀与情感交流，也不太注重沟通技巧。加之部分不恰当的新闻报道，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矛盾[8].

　　据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与预防中心对广州市10所医院4000多名工作人员的调查，医生、护士遭受过暴力的比率分别是70.3%和67.6%[8].北京市医师协会的调查显示，1998年~2002年北京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影响医院诊疗秩序事件1567起[8].暴力已经成为医护人员新的职业伤害。社会上流传着一句时髦话：“要想富，告大夫”,也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不健康心理和价值观念。一份在全国五省市30所医院的随机调查显示，患者对医院服务质量满意的为51.30%,对治疗效果满意的为56.92%,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满意的为44.76%.调查中，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表现出了比患者更多的恐慌和担心。医患关系紧张与医疗费用的增长有直接关系。该时期，医疗费用上涨很快，每年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分别增长13%和11%,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患者经济负担沉重[9].

　　3.4 2009年~2014年医患关系紧张趋缓但复杂不减

　　国务院2009年4月6日发布新医改意见，至今我国医改覆盖人口已达到95%以上。2009年以来，已有13321篇相关文献刊发，关键词仍主要集中在“医患沟通、医患纠纷、医患矛盾”三个方面，但以“医患交流、医患信任、医患会话、医患和谐、医患合作”为关键词明显增加。然而，近年来，社会对医生抱怨不断、对医院质疑不断，而医生也有很多苦恼，形成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医患矛盾现象。医生对医患关系普遍的感知和不满心态，对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容易产生负面效果，对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影响较大。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和谐程度的平均评分为59.9分，远低于患者的评价分值84.5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学和行为特征对医护人员与患者的互动关系产生影响;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受到患者信任度的影响[10].

　　杜治政等[11]2010年对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显示，患者对医师和医院服务基本满意和很满意的占80.9%,认为医生对患者健康比较负责和很负责的占82.4%,觉得现在医生是非常可信、比较可信的占82.0%,认为存在和可能存在医患利益冲突的占81.7%,而城市、农村样本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别。其结论指出，我国患者对医师的最大企求是希望医生和医院将他们的健康利益时刻放在心上，但医患关系的主流是好的。赵明杰等[12]的调查显示，在医患关系不良原因调查中，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是“医院或医生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和“医生不负责任”,二者合计比率达到83.8%,而这些反映了社会对医患关系紧张主要原因的普遍观点。

　　《中国青年报》和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的调查显示，近4成医生感到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甚至感觉要崩溃”.其压力不是晋升艰难或者收入微薄，而是患者和舆论的质疑和不认可。80%的人觉得工作中的主要压力来自医患关系。这种压力直接影响到对患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有些医生为避免医患纠纷，保护自己，对患者采取保守治疗，这对患者疾病治疗和康复是不利的[13].

　　4理性认识医患关系社会心态

　　当今我国医患关系究竟如何呢?宏观、客观、理性地看待应是正确的认知。2004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不断积极探索，特别是大中型公立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笔者统计，2002年我国医疗机构总诊疗21.5亿人次，2008年后逐年快速增长，11年间，诊疗人次从21.5亿人次上升至2013年的73亿人次，见图2.北京大学顾昕[14]的研究结论是：每万人口的卫生总费用和门诊与住院的人次均费用，在过去20年分别翻了20倍、15倍和13倍。可是，卫生人力资源增长较慢，结果必然是看病难[14].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五大特征：经济发展稳定、民生政策凸显、科学技术提升、民主进程加快、法治建设优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医患关系本应和谐，但仍然持续出现严重医患纠纷事件，究其根源，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综合因素所致，全社会各行业都有类似暴力行为，医患双方都是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必须依法严惩暴力伤医行为。

　　多项调查显示，2009年以来，医患关系总体显现和谐好转局面，医务人员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患者的肯定，患者满意度逐步提高，医护人员对执业环境评价开始好转。虽然医患关系研究中关键词不断增加，但高频出现的“医患沟通”等，凸显出解决医患矛盾和纠纷的社会主流心态，迫切需要医患双方客观、理性、全面看待医患关系，不能常态化、习惯性地表述“医患关系紧张”,非理性地凸显医患不和谐。面对暴力伤医事件，医患双方更要互相尊重、冷静处理、携手互信，积极促进医患沟通，化解医患矛盾，开拓医患共赢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邱吉，孙树平，周怀红.当前社会心态的考察分析与实践引导[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2)：75-79.

　　[2]赵怀娟.我国医患关系研究评价[J].医学与社会，2012,25(10)：13-16.

　　[3]王明泉.三位一体探解医患关系困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30(2)：97-99.

　　[4]冯兆棣，冯同强，崔佰生.医患关系的文化背景[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5,11(11)：669-671.

　　[5]张波，王汝艳，韩芳芳，等.医患关系的特征及现状分析[J].医学与哲学，1999,20(7)：32-33.

　　[6]王彩霞，张士学，张君.医患角色冲突分析及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2)：62-64.

　　[7]卢仲毅.从医患关系现状看医患沟通在医学继续教育中的必要性[J].继续医学教育，2007(29)：25-26.

　　[8]张斌.对医院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06,26(3)：21-24.

　　[9]郭永松，吴承玲，张良吉，等.国内外医患关系现状的比较与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8(11)：1-3.

　　[10]谢铮，邱泽奇，张拓红.患者因素如何影响医方对医患关系的看法[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41(2)：141-143.

　　[11]杜治政，赵明杰，孔祥金，等.中国医师专业精神的病人一般观点：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研究报告之一[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3)：2-9.

　　[12]赵明杰，杜治政，孔祥金，等.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患者视角医师职业精神的社会学研究：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研究报告之四[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4)：32-36.

　　[13]胡爱明.理解和尊重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作用[J].医学与哲学，2012,33(2A)：27-28.

　　[14]顾昕.中国医疗领域中的人力资源危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6)：17-22.

  本文关键词：妇产科患者术后疼痛评估与护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238307